王佩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灿烂千阳》中的两性观

王佩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小说《灿烂千阳》从一个消解了二元对立的角度呈现了男女两种性别内部的个体独特性以及女性内部复杂的斗争与团结，并由此颂扬了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共进的两性关系，体现了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特色的两性观。

《灿烂千阳》；后现代女性主义；两性观

卡勒德·胡塞尼是近年来美国文坛升起的新星。2003年胡塞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问世后便轰动一时，至今仍是全球最畅销小说之一，作者本人也因小说巨大的影响力被授予联合国人道主义大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灿烂千阳》是胡塞尼于2007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该作品在力度和深度上都比前作更胜一筹，有评论家甚至称之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灿烂千阳》使胡塞尼完成了由新人作家到广受认同的成熟作家的转变。

胡塞尼生于阿富汗，后因战乱随父亲举家移民美国，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他的小说都是在战乱的阿富汗历史背景下展开。小说《灿烂千阳》以玛丽雅姆和莱拉两位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为线索，讲述她们在战争、暴政、家庭等多重压迫下由女性自我迷失走向觉醒和抗争的故事。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这些女性的生命片段，作者深刻揭露了吞噬着阿富汗的暴力根源，更展现了阿富汗女性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充满韧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这部具有浓厚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探讨消除两性之间的抗衡，而是致力于弱化两性差异、追求两性平等和谐，体现了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特点的两性观。

一、性别形象对立的消解

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中，两性差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重要概念。传统女性主义或者刻意忽视两性生理差异，或者过分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诋毁男性，这实际上都是未能突破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即西方传统中存在的以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为前提的主观/客观、能动/被动等绝然对立的思维方式［1］，认为正是这种隐含了阶序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造成了父权制文化中的男性支配地位和女性屈从地位。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倡消除性别的对立、摒弃对性别的两分，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差异的不同意义，提醒人们注意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2］，这样就使得“男女平等”成为在承认个体独特性的前提下女性与男性真正的具体的平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思想在小说《灿烂千阳》中首先体现在对性别形象二元对立的消解上。

性别形象即性别角色形象，是建立在两性生理差异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长期父权制历史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男女性别形象的认识已形成固有模式：男性应具有诸如坚强、刚毅的阳刚之气，而女性应表现出贤淑、温柔的阴柔之美。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颠覆固有性别形象秩序模糊了两性间的界限。

作者建构的理想男性形象便是女主人公莱拉青梅竹马的爱人塔里克。塔里克五岁时因踩上地雷不幸被炸去一条腿，但这丝毫无损他的勇敢和刚强，为了保护莱拉他敢做任何事情。塔里克视莱拉为他的一切，在战乱中令人悲伤绝望的日子里，莱拉觉得只有“塔里克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3］145。在他们因战乱分开多年后，塔里克仍实践诺言回来找她，并成为莱拉最终的幸福归宿。可见，作者在塔里克身上注入了诸如温柔、体贴、重感情等女性特质，塑造了一个达到两性气质和谐的理想男性形象，这与小说中残暴的拉希德和虚伪的扎里勒等传统男权家长制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莱拉的父亲哈基姆也体现了对传统男性形象的颠覆。从外表上看，他“是个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双手又嫩又细长，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4］113。他性格顺从、软弱，每当妻子借故拿他出气，他总是“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看上去畏首畏尾的”［5］112，朋友在他家争执打架时他也会躲得远远的。但是这位看上去有些懦弱的哈基姆却是忠诚、坚毅的，在战火袭来时他不离不弃地守护着顽固不肯离开的妻子，最终双双遇难。与此相反，莱拉的母亲法丽芭身上集中了许多缺点，与传统的女性美好形象相去甚远。她暴躁而情绪化，在两个儿子奔赴战场以后，她任由自己沉浸在哀伤痛苦中，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邋遢、肮脏，对身边的丈夫和女儿不尽一点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甚至迁怒于丈夫，盛气凌人地指责正是因为丈夫的胆小、没有信念才使她失去了儿子，但是“她并不明白，其实她自己就是他生命中最为坚定不移的信念。”［6］156

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与自身群体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的人物，如喀布尔开着车、吸着烟的阿富汗现代女人，她们自信、优雅，有自己的职业；押送玛丽雅姆赴刑场的年轻塔利班和蔼友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了她温暖。作者对这些人物作如此安排，正是解构了父权制文化下男女性别形象的二元对立，在否定将性别作为本质性区别的同时彰显两种性别内部的个体独特性。波伏娃认为，只有当人类最终超脱性别差异，女性才能将自己与整个人类融合在一起，才能在生活和行动中去努力揭示现实的全部，而不是自我［7］。通过展现独特的个体，作者超越了性别阶级，呈现的是同时受困于不平等制度下的平等的男女，由此将悲剧的根源直指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二、女性内部的异化与同盟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暗含着等级和特权，它不仅造成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也导致了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传统女性主义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理差异，却又在生理性别的基础上把人的特质分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两大类［8］。后现代女性主义向这一划分提出挑战，认为所谓的女性的心理和特质都是社会所强加的，女性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其内部的个别经验千差万别，这种对社会性别的两分法限制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和广阔性，使女性对于男权的抗争往往陷于对男权模式的不自觉模仿，造成女性团体内部对立的痛苦。

小说中首先呈现的便是玛丽雅姆和母亲娜娜之间的矛盾。娜娜对扎里勒抛弃她的行为感到痛恨和不甘心，她哀叹自己的悲苦命运，却又把这种情绪转化为对玛丽雅姆的控制和人格践踏。她一方面作出保护者的姿态，一再强调玛丽雅姆不过是招人厌恶和嘲笑的杂草，只有她才是惟一爱玛丽雅姆的人；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地贬低和侮辱玛丽雅姆，甚至嫌恶地边吐口水边骂她是可耻的“哈拉米”（私生子），这给玛丽雅姆留下了一生都无法抹去的耻辱感。她痛恨男权制度下的压迫，但在意识中又认同男权至上的观点，她反复告诫玛丽雅姆，“像你我这样的女人，这辈子只需要学会一种本领，就是‘忍耐’”［9］19。作为一个被男权制度迫害的女性本身，她不仅接受和服从了男权价值体系，更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男权模式，站在男权统治的角度鄙视、压制比她更为弱小的女性。

女性对男权模式的服从和巩固还表现在为了趋从男性而排斥打压其他女性，这也是造成女性之间的隔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娜娜怀孕后，扎里勒的三个妻子逼他将娜娜赶出家门，独自住在偏远的小泥屋。娜娜自杀后，她们丝毫不同情刚刚失去母亲的玛丽雅姆，而是马上将这个十五岁的女孩远嫁给近五十岁的鞋匠拉希德。在女性团体中，这些女性为了摆脱自身的弱势地位而选择通过依附男性成为可以压制统治别人的强者，漠视其他女性的痛苦。同样地，两位主人公玛丽雅姆和莱拉最初也围绕她们共同的丈夫而水火不容。玛丽雅姆认为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偷”了自己的丈夫，而莱拉也视玛丽雅姆为敌人，认为她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10］237。她们互相咒骂，但实际上，她们都只是在为自己“积聚已久的愤怒和悲哀找一个发泄目标”［11］238，彼时她们还未认识到她们悲剧的根源在于这个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和残害，但共同的苦难最终将她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证明，女性之间的迫害和欺辱不能将女性从受压迫的地位中解救出来，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女性必须破除彼此间的对立，相互理解和关爱。后现代女性主义号召女性团结起来，在女性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力，共同摧毁男性中心主义的秩序和社会文化。在拉希德的残暴统治下，两个女人开始彼此心生同情。莱拉从拉希德的皮鞭下救下玛丽雅姆，而玛丽雅姆给了莱拉一些小孩子的衣物。在一个夏夜，莱拉主动邀玛丽雅姆去院子里喝茶，一个坦诚的、会意的眼神使她们知道彼此不再是敌人，这是女性建立同盟、反抗男性霸权话语的开始。此后，在院子里分享三杯茶成了她们的一个晚间仪式，一种既像姐妹又似母女的深厚情谊逐渐建立，她们互相倾诉苦难，从彼此身上找到了人世间的真情和坚持下去的力量，并在相互支持下最终共同走上了觉醒和反抗的道路。

三、和谐共进的两性关系

女性主义的永恒主题是改变几千年来由于男权统治对女性的压迫而造成的女性边缘化地位［12］，实现两性的平等。传统的女性主义都未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逻辑，从男性标准的角度来争取女性的权益，将女性解放视为女性对男性的超越或打压。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二元论对事物整齐划一、泾渭分明，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都与其自身对立面相辅相成、相互包容。延伸到两性关系上，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反对简单地将男性视作压迫女性的敌人，认为男性是女性可以争取的同盟和友伴，因而号召与男性展开平等合作，建立一种和而不同、关怀互济的和谐两性关系。这是颠覆性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在小说《灿烂千阳》中，在个体差异的前提下，两性关系不再是传统的男性统治和女性服从的模式，而是呈现了多元化。作者首先批判的是拉希德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同情受迫害的女性并赞赏她们的觉醒。拉希德视女性为私有财产和生育工具，要求他的妻子们出面必须穿上从头到脚包裹的布卡，不许除他以外的任何男性见到她们的脸。在妻子未能如愿给他生育男孩时他便实施各种虐待，稍不如意就是拳打脚踢。支撑拉希德暴行的是阿富汗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制度，在阿富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男性享有主宰女性一切的权利，所以拉希德敢狂妄地叫嚣，“这个见鬼的国家将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13］277。在这一两性关系中，玛丽雅姆一直以来自认命苦、忍辱负重，却不能换来丝毫的理解和尊重，最后终于在无尽的暴力中觉醒，举起铁锹结束了拉希德的生命。

对于如莱拉父母这样女性绝对强势的两性关系，作者也是不赞同的。哈基姆同情女性的处境，维护女性的权益和尊严。他知道，“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14］140，并且他十分重视女性的教育，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15］118。可是在他的妻子法丽芭眼中，他不过是个胆小懦弱的书呆子，哈基姆“长久以来忍气吞声，过着悲惨凄恻的生活”［16］189。尤其在失去两个儿子以后，法丽芭更是迁怒于丈夫，经常借故对他大发雷霆，令女儿也对她感到怨恨和绝望。在战火袭来的危急时刻，她不顾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冥顽不化地要坚守在儿子们曾为之奋斗的土地上，最终酿成惨剧，也造成莱拉命运的转折。

与这些不平衡的两性关系相比，作者真正颂扬的是莱拉和塔里克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和谐。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和波折，莱拉和塔里克最终走到一起后，莱拉觉得这才是“美好的生活”、“值得感恩的生活”、“她所梦想的生活”［17］393。并且，在离开阿富汗一年后，经过沟通和商量，他们又回到了故乡喀布尔，共同投身到阿富汗的重建中。胡塞尼通过小说中各种两性关系的对比旨在说明，真正理想的社会并不是建立在男女对立的基础上，对女性的压迫和对男性的抛弃都不符合自然规律，只有彻底消解男女霸权话语、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才能缔造美好的生活，重建人类的伊甸园。这才是女性解放的本质所在。

四、结语

正如作者胡塞尼所说，创作这部小说的大部分启发来自于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小说《灿烂千阳》透过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多角度、多层面地剖析了阿富汗女性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展现了她们在苦难的锤炼中充满韧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为女性权力呐喊的同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要求颠覆现有性别秩序，而是从一个消解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角度呈现了男女两种性别内部的个体独特性，以及女性内部复杂的斗争和团结，由此真正颂扬的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体现了具有后现代女性主义特点的两性观。

［1］［12］李霞.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超越［J］.江汉论坛，2001，（2）：87-91.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4］［5］［6］［9］［10］［11］［13］［14］［15］［16］［17］［美］卡勒德·胡塞尼.李继宏译.灿烂千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桑竹影，南珊译.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8］刘霞.对女性解放本质的疑问——论卡丽·丘吉尔《上等女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特色［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48-151.

（责任编辑：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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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2)03-0001-04

2012-05-28

王佩（1982-），女，湖北荆州人，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英美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