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的农本性

2012-04-02杨继业杨正元

昌吉学院学报 2012年3期

关键词：民生农民农业

杨继业杨正元

（1，2.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定西 743000）

论中国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的农本性

杨继业1杨正元2

（1，2.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定西 743000）

中国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具有历史社会所固有的鲜明特性。在唯物史观和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角度出发，以封建农业生产要素，即人、地和生产三方面切入分析，认为它的农本性表现为：关注农民基本生存权益；促进农业人口增长；加强农民对土地附着；增扩农地资源和发展农业生产。形成农本性的原因与封建社会的民生本质、生产力、生产环境及意识形态等有密切关系，摆脱不了封建架构的束缚。

民生保障；思想；农本性

业已有诸多学者对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研究，形成“以农为本”，或称之为“农本性”观点，诚为确诂。基于唯物史观和经济理论指导，本文作者首先尝试提出对“民生保障”概念的界定，然后于此基础之上，再从经济视角审视，以封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即人、地与生产三方切入，着重探讨其表现及形成原因。

一、“民生保障”的界定

在现代语境下，提到有关维系和发展民众生活的赈贫济困、荒政救助等社会现象时，大多被冠以“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概念，并引发二者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内涵与外延界定的争议，同时，在论及古代社会救助时，很多学者将以上两个概念选择其一而用。本文作者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1.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关涉到民众生活与生产的国家治理行为时，古代政府并未明确提及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概念；2.社会福利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体现的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与政策制度，随西方文明传入到国内，才被广泛地使用；3.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状况就是王朝循环，频繁的阶级斗争的根本矛盾就是民众的基本生计受到严重的威胁，被迫铤而走险以期实现生存权益的维护，所以经济史的核心就是民生问题；4.现代社会政府的重要治国理念就是关注民生、改善民生；5.保障一词是指一种低层次的社会救助。基于上述理由，故而提出“民生保障”概念，意指满足民众最基本生活和生产需求的社会救助帮扶思想与行为，特以界定本文主题。

二、农本性从农民、农地及农业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

累世封建思想家、帝王臣僚甚至于宗教组织提出民生保障思想，屡见于各种文献典籍。封建社会主导经济形态是农业，其生产要素中，人成为最根本和最活跃因素，故而以人为中心进行重点分析，兼及土地与生产。

1.关注农民基本生存权益

“民者，国之本也。”［1］(卷2，《贵农》第十一)几乎所有民生保障思想都提倡“以人为本”，这个“人”从现代管理学的人性论及经济史的角度认知，它的主体就指农民。关注农民，特别是幼、老、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处于孤、独、鳏、寡、孕、废，处于弱、贫、困、病的生活境遇中，理应成为民生保障的重点对象，国家和社会应从衣、食、住、行、育、教、医、死等方面给予解困救济，缓解苦境。除弱势群体外，即使是青壮年劳动力，国家也应进行劳动就业辅导，使其有所谋。再者，灾祸时有发生，正常家庭会遭遇突然变故，陷入窘境，因此，国家也应积极救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面对农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与威胁，思想家提出具体可行的保障举措，以期维护农民基本的生存权益。为避免引用史料的繁砌堆积，特将其中典型观点胪列为：先秦时期有《周礼》的“保息六政”和“荒政十二”、《管子》的“九惠之教”和“六兴之德”、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恶”、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尽心”；汉以来有晁错的“贵粟”、晋朝葛洪的“贵农”、隋朝的“义仓”、唐朝的“授田”、宋朝董煟的“救荒五法”及民生保障的制度化、元朝的“常平五利”和“和粜”制度、明朝的“救荒四策”、清朝的“救荒三政”，凡此各种，不一而足。

各种思想从目的上而言，有其不同的诉诸重心，不过，“尽一切责任保护人民使其不受痛苦或是减少痛苦的‘保民’；协助人民开辟资源而有或多或少储蓄经济生活的‘养民’；以及协助民众接受文教以提升物质层面的‘教民’，为历代不同社会民生保障思想的中心主轴，至于，相于因应所扩充出来的概念内涵包括有重民、活民、亲民、爱民、济民、恤民、救民、助民、安民、利民、乐民、裕民、富民、顺民以及不累民和不扰民等等基本的政治哲学。”［2］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相比，毫不过分地说,就是要求建立和贯彻一套“超过现代所谓由‘摇篮到坟墓’的由‘胎养到祭祀’”［3］(p533)保障体系。至此，关注农民基本生存权益的“以人为本”思想得以充分体现。

2.促进农业人口增长

以现代生产发展要素理论来看，整个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几乎没有质的改进”［4］(p256)，牛耕、铁犁一直从战国使用到近代，靠生产工具改进和技术发明来拉动生产效益提高、产品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增加社会财富的主要途径就需扩充人力资本。封建思想家虽对工具效用和技术进步重要性的认识不如现代人深刻，但却认识到人力的重要性，提出促进人口增长的思想，进而发展为国家的人口政策。从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二者之间关系上而言，思想影响政策的制定，政策是思想的结晶，从政策也可窥略思想。王跃生分析了封建国家人口政策，特将有关促进农业人口增长的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在第三章婚姻政策中提到：（1）婚姻年龄。一般是倡导早婚早育，基本婚姻年龄大致为男16-17岁居多，女则为14-15岁；课税惩罚未婚嫁“大龄”青年；（2）婚姻范围。加强伦理约束，主要表现在血缘和亲属现象上，防止近亲结婚；离婚与再婚方面，禁止离婚，老而无子者可以再婚。第二，在第四章生育政策中提到：（1）鼓励生子。给生子家庭实行免徭役、减赋税、行赏赐等多渠道保障，特别关照一产多子家庭；（2）保护婴幼。禁止溺婴，尤其是女婴，处罚溺婴家长；收养弃婴。第三，在第五章家庭政策和第六章老年人政策中，强调血缘和宗法纽带作用，更多地体现出伦理关怀、道德引导。［5］

封建国家实施各项人口政策，试图通过物质利益调节、伦理规范及情感培育等途径，引导百姓健康早育，尤其多育，促使农业人口从短缺的低谷中回升出来，满足农业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3.加强农民对土地的附着

与近代以来工业生产需要自由劳动力正好相反，封建生产方式要求人地关系必须稳固结合，即生产者和生产对象紧密联系，将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土地，实现土地开发、财富增殖和社会文明，“夫富国多粟，生于农”［6］(《治国》第四十八)，“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7］(《牧民》第一)

农民附着土地的反象是脱离土地生产，其大致有两种情形：一为正常的自由迁移和职业结构调整。封建政府对此有一定的限制，“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8］(《滕文公上》)；“省工贾，众农夫。”［9］(《君道》第十二)二为灾难导致的“流民现象”，它是封建经济发展的悖道。于此，着重论述流民现象，因其关涉到“荒政”救助和民生保障。

从经济发展学的观点来看，流民现象是指有规模的农民非正常离开生存地域，放弃耕种土地而四处乞生；也预示国家控制的人口数量减少、土地荒芜、资源浪费、社会财富缩水、国家赋税锐减、社会负担成本提高和社会秩序动荡等一系列危机，对整个社会发展起负向促退作用，故需加强农民对土地的附着。颇为频繁的“阴阳不和，水旱为灾”［10］(卷72，《鲍宣传》)及战祸是导致流民出现的重要原因。封建流民现象不可能根除，它是荒政的重心，故荒政救助成为民生保障思想的重要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清人陆曾禹在《康济录》中将荒政救助划分为三阶段，每个阶段的任务和措施分别是：第一阶段，“先事之政”，是灾荒之前的预防，减少灾荒发生的可能性或缩小其发生的冲击力，措施有六；第二阶段“临事之政”，是灾荒发生时的救济，措施二十；第三阶段，“事后之政”，主要是补救，措施有六。临事之政，主要是救济措施，先事与后事之政，在很多方面，可视为社会经济建设，类似于现代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推动经济发展政策和现代发达国家的反衰退政策。［11］(p675)

荒政救助的先事、临事与后事，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目的是救济灾荒、安抚流民，使农民附着于土地，保证人力资源，“各还版籍”，“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12］

4.增扩农地资源

封建生产中“人地比例是个关键因子”［13］(p38)，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缓慢，以致人地比例的变化影响到农业劳动生产力，从而影响到人民基本生活。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地是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工具、技术等为基本常量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必然要求农地增扩，“是以先王知民众，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14］(《富国》第十)

以封建社会中原王朝而论，农地的增扩与国家疆域及农业生产活动中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历史，各朝政府虽则拓疆程度大小不一，统治区域有盈缩之别，“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复狭于宋，明朝过于宋，而不及于唐”，清朝又是“汉唐以来，未之有也”［15］，但表现出都在努力拓疆开土，增加农地资源。同时，农业生产中心区域也在不断扩展，春秋战国时期，汉族人口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南朝时起开始不断开发江南，此后，农业生产中心拓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面积的增加，伴随着移民的垦殖，处“狭乡”者，迁移到“宽乡”［16］(卷2，《食货》)。故以缓解人地比例矛盾，做到“有地牧民”［17］(《轻重甲》第八十)之保障。

5.发展农业生产

联结人、地两种要素的纽带就是生产，唯有生产发展，民生保障才有最大可能。思想家也从理论、制度、道德等层面阐明了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民生的思想，以期发挥土地效用。

第一，强调生产的命脉意义。“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18］(《国蓄》第七十三)，“人情一日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肌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19］(卷24，《食货志》)如遇灾荒，“饥馑之世，珠玉等于粪土。唯谷之为宝，不可一日无也。今国家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20］

第二，建立制度，保障生产发展。对生产有至关影响的税收应该标准化，“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21］(《大匡》第十八)；政府提供借贷，确保生产资料供给，“荒政十二，一曰散利”［22］(《司徒》第二)，“民之无本者，贷之圃疆”，“无种者贷之新”［23］(《揆度》第七十八)；形成以“血缘”、“地缘”和“业缘”［24］为纽带的生产组织体系；实行财富再分配，缓解贫富差距，“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25］(《八说》第四十七)；设立应急预防机制，“年岁丰登，民则为上实仓储；旱涝告灾，君即为民谋保聚。”［26］

第三，道德宣教、伦理激励。谴责不劳而获、分配不均，“硕鼠硕鼠，无食我粟”［27］(《硕鼠》)，“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28］(《伐檀》)；批评懒惰与不守本业，“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不急也，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29］(《贵义》第三十五)；描绘蓝图，正向引导，“饥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侍养之，死丧生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天下之人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贵不侮贱，诈不欺愚。”［30］(《兼爱中》第十五)

通过以上分析，足见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中体现着关注农民利益的“重农”、促进人口增长的“生农”和附着农民于土地的“固农”情结；认识到农地的重要性和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理念，莫不反映农本性。

三、农本性受到封建架构的决定

封建民生保障思想具有农业社会所固有的鲜明特性，之所如此，其因主要是：

1.民生本质的必然

民生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核心内容，在人类为满足其欲望所做奋斗的历程中，民生是有阶段和层次的，即“先求生存，再求发展。”［31］(p18)首先，出于先求生存，封建政府和社会为民生提供必要保障，满足生产者在初级阶段低水平、低层次的要求，建立“小康”社会；其次，再求发展，提供充分的福利待遇，最终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从经济发展的历时性而言，封建社会经济处于求生存阶段，生产力水平落后，同时受其它因素制约，农民会面临生活困境，故民生保障的本质就是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凶之年，尽力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2］(《梁惠王上》)之最低生活保障。

五是扎实做好基础保障性工作。财务管理三项机制得到有效落实，财政支付进度达到序时要求，海委直属工程供水水价改革政策得到积极推进。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一步规范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积极查摆“四风”问题，完成规章制度梳理清理工作。党风廉政、审计、精神文明建设、工会、老干部等工作得到规范加强，和谐海委建设不断深化。

2.农业生产力的决定

对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采用下列衡量标准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生产率。吴慧对封建农业劳动生产率做过系统测算，其中两项具体指标“每一劳动力的成品粮生产率”和“每人占有成品粮”，分别能够反映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相应的测算结果约是汉代1013千克，人均281千克；唐代1198千克，人均332千克；清代中叶630千克，人均175千克。［33］这些数据显示出生产率自战国秦汉以来，经历过从上升到停滞再到下降的过程，唐代达到顶峰。侯外庐也指出,“汉代亩产量约为唐量三斗到一石，唐代亩产量为唐量一石到二石”［34］。二人估算基本相当。第二，产品剩余率。根据agr= 1/（1+R）公式（agr表示农业人口比重，R表示平均每个农民生产的产品除满足自身消费以外可以供应非农人口的数量，它是衡量产品剩余率的一个指标），现假定封建社会农业人口比重以80%作为底线，通过计算得出R值为0.25，亦即一个农民产出满足自身需求以外，可以养活0.25个人。事实是农业人口比重远远超过80%，R值应小于0.25；如果R值大于2，则意味生产力比较先进。上述两种衡量生产力的效率标准，反映出封建生产力总体水平是比较落后。

唐代生产力水平发展为封建社会最高，但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困苦。相对富庶的都城地区，也是“关辅百姓贫”；从整体而言，“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35］(卷159，《袁高传》)。贫困引发农民逃亡，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36］(卷116，《韦思谦传》)现象。如此，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其它时期，农民生活更可管窥一斑。

落后的生产力使农民无法获取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始终难以摆脱生存风险,故民生保障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一个必要补充。

3.生产环境的制约

第一，自然灾害频繁，转换成本较高。封建农业生产中心区域明显受到自然环境制约，自然灾害频繁，“邓云特在《中国灾荒史》里统计了从秦汉到大清，各种灾害与歉饥就有5079次。”［38］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不稳定和严重后果，一旦灾害发生，农作物很容易出现歉收，甚至禾稼殆尽，造成农民生计诸如饿殍遍野、饥民载道之惨状。封建农业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成为必需资源，将其可视为农业投入，灾害会导致生产转换成本提高、利润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二，人治社会环境，保障成本较高。封建社会环境从制度角度来说，是人治体制，表现为政府随意变更各项政经制度。有效率的制度应该是“促进生产诱因与降低生产成本。”［39］(p23)侯家驹翔实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一元体制和两个多元体制”下的“社会环境和政府角色”，进而对每个体制下的“财经制度的得失”进行评价。可见，封建体制不是最有效率的体制，存在着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历史分裂时期和王朝统治的后期，“苛政猛于虎”［40］(《檀弓下》第四)，致使具有非参与市场、强制性支付特点的保障成本较高。

从整个封建生产成本方面而言，频繁的自然灾害提高了生产的转换成本，人治苛政体制提高了生产的保障成本，农业生产总成本比较高，亦即说明封建农业发展的进步性不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高，民生需要保障。

4.意识形态的导向

在思想“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之际，体现着大同思想的儒家、兼爱思想的墨家以及实利思想的法家等等，各种学派已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民生保障思想，奠定封建社会民生保障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儒家提倡和宣扬以“敬德保民”为中心思想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经至后世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石元康指出，中国自秦统一天下成为一个专制帝国以来，它所经历的变化基本上是非历史性的变化，换言之，在价值观、宇宙观、社会结构等根本的哲学观上，中国文化并没有经历过革命性的改变，有的只是一些枝节性的变化［41］；且经科举制度又进一步强化其权威地位。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氛围中，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府，在社会治理理念上，“以‘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为体恤民众的原则”［42］，意图通过各种举措保障民生。

在封建社会架构下，各个子因素决定了民生保障的必要，使其思想必然体现出农本性。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民生保障思想的农本性，从封建生产的要素方面得以充分体现，极力关注人力、土地资源的保障、开发与利用，及其农业生产的发展。它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人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形态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它符合农民基本生存权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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