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赵明义先生，1932年9月10日出生，祖籍河北省景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将侵略战火烧向全中国，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抗日开始。当时的景县属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从1938年到1946年，先生断断续续上了八九年小学，1947年1月参加革命，任公办小学教师，兼任小区青少年与学生联合会主席。1948年至1950年6月，先生在景县师范深造，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现已届杖朝之年，屈指算来，在革命队伍里已工作了65载，在党内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培养、考验以及从事党的理论宣传、教育、研究工作，也已63年，期间仅在高等学校执教就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1954年，先生调往中共河北省沧州地委宣传部工作，先在宣传科，后在教育科，独自一人负责编辑地委机关报《支部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组织动员有条件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先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本科，在党创办的这所著名高等学府苦读四年。期间，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伟大榜样》的论文，这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先生毕业后留校，在马列主义政治学教研室任教，承担“科学社会主义名著”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越南留学生班班主任和北京市委干部学习班班主任，参与过《马列主义政治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1958年，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成仿吾先生调任山东大学校长，并于1960年筹建山东大学政治系。1962年9月，赵明义先生同一批原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一起调到山东大学政治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党委和校长对新成立的政治系非常重视，成仿吾校长亲自兼任该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主任，其夫人张琳教务长兼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刘岐云副书记兼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校领导们经常参加教研室的教学研究活动，亲自给本科学生讲课，成仿吾校长就曾长年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的率先垂范，对于正在学术和教育生涯成长期的先生来说可谓终生受益。

1964—1965年，先生赴曲阜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秋被校党委任命为山东大学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分管学生工作。1966年春末夏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先生受到了冲击，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70年暑假后先生被重新安排工作，在学校政治部宣传组担任军宣队的副手，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理论宣传与教育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力主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成立专门教学机构。时任中央党校顾问的成仿吾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系，从此，科学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77年，原属山东大学政治系的哲学与经济学两个专业分别独立建系，在这种背景下，先生向校党委和校长提出，山东大学也应在政治系政治学专业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系，学校批准了先生的建议，并任命先生为科学社会主义系筹备小组组长。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成立，先生任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并于1979年夏招收了第一届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筹建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同时，先生还主持筹建了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创办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4年杂志创刊时，前教育部部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先生曾亲撰发刊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以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为后来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以及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的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筹建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同时，先生开始了教材的编写工作。1980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本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著作;1983年2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该书的增订本。这本书被许多高等院校、党校、军队院校选为教材，曾在香港参加展销，并交流到苏联以及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1984年该书获得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自1993年起，先生又用了几年时间对增订本进行修改，于1996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新版本出版后，受到广东读者和教材使用单位的欢迎，至今已印刷四次。《科学社会主义》一书，从初版本、增订本到新版本，共印刷八次，约九万册，国家教育部曾将其列为“十一·五规划教材”。

三十多年来，先生一直不离三尺讲台，先后给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和政治学干部专修科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马列名著、领导科学、党的建设等课程;1983年开始给硕士研究生和硕士生函授研究班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1991开始给博士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专题。先生自1983年招收硕士生以来，至今已培养三十多名硕士研究生;自1991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已有三十名博士研究生从先生门下走向国家建设的重要岗位。

传道、授业、解惑这三个词，用来凝述先生的一生是最恰当的。如果还要再加一个词，那就是求索，先生一生都在社会主义学说的路途上不断求索。

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二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有：四个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及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课题成果《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务管理学》等。代表性论文有：《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与品格》、《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中“因时、因地、因条件”三要素有机统一问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十个认识问题》、《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第二种设想的思想流变》、《要正确理解巴黎公社的原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特征及其实质》、《“统一战线”概念探讨》、《认真研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论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战略与策略范畴探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战略策略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策略之比较》、《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等。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学术成就斐然，这里只简片牍难以备述，只能举其要者而观之。

——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之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论证。这是该学科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学科就很难独立地建设起来。1978年，先生在《文史哲》第5期上发表了《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一文，那是粉碎“四人帮”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国第一篇论述该问题的文章。文章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概括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一概括基本上援引了恩格斯的原话，反映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初期的研究水平。在1996年《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中，先生总结了1956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作出了新的概括：“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在该书中，还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新概括与增订本中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进行了论证。

——对《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原理的发展。先生认为，对这一原理还应以“必须利用”补充之，即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成果。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论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必须强调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关于无产阶级阶级特性理论的新论证。传统上，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被概括为“四性”，即先进性、革命性、纪律性和团结性。有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丧失了这些特性，本质上同资产阶级“一体化”了。先生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地位与作用的新变化等大量事实，系统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的异同，认为当代工人阶级“变化很大，本性未改”;在财产占有方面，传统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当代工人阶级“有也不多”，根本谈不到与资产阶级特别是与大垄断资产阶级“一体化”。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在这方面先生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先后发表了《认真研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与我党处理国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族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我国工人阶级大团结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等五篇文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先生的这些见解，使他成为我国权威性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统一战线”条目的主笔。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是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当代社会主义》，代表性论文有《马克思主义同前苏联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再探》、《执政党自身的根本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关于俄共重评斯大林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问题的科学回答》等。在这些著作和文论中，先生提出和论述了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

——在论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改革”问题时，先生总结了二战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正反历史经验，首创性地提出：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摆着三条路，即“两条绝路”和“一条活路”。所谓“两条绝路”，一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思想僵化，把本本当教条，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些具体制度即体制，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死死地加以固守，拒绝改革开放，谁改革已过时的旧式体制就认为谁离经叛道，搞资本主义复辟，结果使社会主义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走上“绝路”或“死路”;一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时不能科学地评价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认识不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具体实现形式即体制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的关系，因而在改革旧体制时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予以抛弃，结果从极“左”跑到极右，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别国经验，转向了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走上全盘西化之路，最后导致国家变色，社会变质，人民遭殃，甚至亡党亡国，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这“两条绝路”说明，“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所谓“一条活路”，是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各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基本指导原则，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改革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陷入“两条绝路”而葬送社会主义的典型，就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和解体;而中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是堵“两条绝路”，走“一条活路”的典型。1996年6月，先生在莫斯科大学布兹加林教授主持的关于社会主义命运的国际研讨会上，以《堵绝路，走活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题作了发言。先生的这一见解，完全契合了党的领导人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例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表述过类似观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最为令人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先生对此作了深入观察和研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历史经验：(1)列宁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发展成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发生革命的“一国胜利论”，为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2)革命者易犯急性病，总希望革命快些胜利，使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社会主义的新天地，列宁也不例外。他的“直接过渡论”就是违背俄国国情的“左”的理论与政策。但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即改，在理论与实践上迅速由“直接过渡”转为“迂回过渡”。(3)能否正确评价斯大林及其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决不只是关系到斯大林个人的“小事”，而是涉及苏联党和社会主义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既有功也有过;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功过是非，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正确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他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苏联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或规律的;他的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则说明他违背了上述原则与规律。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科学、不客观的，结果导致了全盘否定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给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提供了口实与机会，从而使苏联遭受了历史性大倒退。(4)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各国的体制改革能否走上正确道路的大事。(5)只有处理好稳定与改革、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才会有利于国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进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在国内强调稳定，但改革上没有大的突破;在国际上则推行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霸权主义。(6)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必将自我毁灭。戈尔巴乔夫由改革变为“改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苏联发生以制度蜕变为实质的剧变的直接原因。(7)苏联剧变的发生，首先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层面探寻深层根源，同时也应总结使深层矛盾爆发的直接现实诱因，因为苏联剧变是深层根源同直接诱因相结合的结果。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先生对时政也给予了极大关注。例如，对于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党章》，先生以一个老党员、老学者的极大责任感，就其中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生曾专门撰文，提出和论述了以主要创立者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的正负效应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都是在其本人逝世后或病危时，后人为了尊敬和悼念而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尚健在时，就以其名字命名并载入党章的。在主要创立者健在时，以其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确实存在着两重性，即正负效应问题。正效应集中表现在：较易于将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一非权力性影响，同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性影响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优势，保证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正确领导;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如果主要领导者本人和整个领导集体头脑不清醒，易犯突出个人乃至个人迷信的错误。正因如此，马克思、列宁在世时皆拒绝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毛泽东在以他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并载入党章后，也一再提醒全党要谨慎谦虚，且在建国后至党的八大前多次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中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对党的现行党章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先生比较研究了各种方式，认为应当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一表述，既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也全面深入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

——针对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先生撰写了《关于我党现行党章中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先生认为，党的十七大党章以及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与说明，是对前十三个党章的继承与发展：一是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同党的认识路线、群众路线相结合，将“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民主—集中—民主”三条路线和三个公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二是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这一辩证命题;三是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确立了党员的主体地位，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从制度上保证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先生还就发展党内民主、改善集中提出了建议：一是为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应在体现集中的原“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后面，再加上体现民主的四句话，即个人监督组织、下级监督上级、多数保护少数、全党监督中央;二是集中搞一次像学习与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那样的全党性活动，让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真正认识到，不发展党内民主党就会衰败甚至亡党;三是制定关于党内民主的具体条例，用制度来保证其落实到行动上。

——关于党在新时期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先生提出了“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关键”等观点。先生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将传统的单一社会主义模式转换成各具本国、本民族特色的多种多样的崭新模式，使整个社会体制 (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来个根本转变。这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成败涉及社会主义能否在地球上存在的问题。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状况来看，执政党自身的根本改革，自身净化，是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执政党自身的根本改革、自身净化从何着手呢?鉴于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共产党内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少党内民主和腐败现象等情况，应从确立党内民主化方针，坚持有序政治，通过制度建设迅速从根本上克服党内存在的一些严重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入手。历史经验证明：群众是水，党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风建设问题确实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对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一重大问题，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始，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后继的党的领导人，都特别关注。先生以1989—1992年中国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为背景，根据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撰写了题为《反对和平演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文，系统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反对和平演变的相互关系。文章从总结两制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提出了防和平演变的战略。20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战争与革命，严重打击与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中国等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使世界格局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转变为“一球两制”，并一度形成了“东攻西守”的态势。但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以及国家经济职能的空前增强，西方各国于20世纪下半叶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相对稳定的状态。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根据世界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总结了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教训，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对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两制关系上，以战争扼杀、武力遏制为主转变为和平演变为主，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成了主要的斗争形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一斗争的胜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亡及广大人民的祸福，关系到时代的发展是继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着严重考验，面临着三条道路：固守旧体制的弊端，拒不改革，这是一条绝路;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全盘西化”之路，这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活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这条活路，就能最后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使中国和平演变的图谋;只要我们切实制定和认真实施正确的反和平演变总体战略，我们就一定能够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根据中国的特点把社会主义由低级阶段推向中级、高级阶段。先生提出，反和平演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而只有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才能真正做到防止和平演变;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经济，坚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是正确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

以上简述决不是先生工作的全部。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之余，先生还以极大的热情在多方面为学术事业出力。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先生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和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创立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并长期担任副会长、会长，至今仍为名誉会长;参与创立中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会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副会长，现在为顾问。此外，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现为顾问;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苏联东欧学会 (今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以及山东省政协研究会理事、山东省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统一战线研究会理事等。

先生的辛勤付出，使他获得了国家、学界和学校的许多荣誉，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学体系”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科学社会主义》(增订本)、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成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等著作获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中国共产党党务管理学》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先生本人还先后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09年荣获山东大学“育才功勋”奖、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批准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这是山东大学最高荣誉称号和最高学术岗位。

先生如今已届80高龄，依然笔耕不缀，教书育人，在学苑里辛勤劳作。吾后辈学人对先生别无所求，唯愿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的脚步在先生的护送下继续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