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原奇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席卷的当今世界，地区、国家和民族间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但深层矛盾也更加凸显，许多传统外交问题都起因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而全球化时代更多问题起因于国家和民族间的“文明冲突”。而“文明冲突”的实质是“文化冲突”，是国家和民族间互不理解和不信任引发的冲突。要化解这些新矛盾，单靠推行咄咄逼人的强权政治或用军事手段，以及单纯的政治谈判往往难以奏效，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国是否能够娴熟运用蕴含丰富文化元素和政治智慧的“软实力”外交预防和化解人类矛盾，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只有懂得文化外交的不可替代性，并得心应手地运用在外交领域，才能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排除困扰和麻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谓文化外交，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具体说来，文化外交行为是主要行为体 (主权国家)在对外文化政策话语指导下的行动，是以文化作为重要载体的外交行为。有学者认为，“文化外交是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关系的总和，是主权国家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①徐斌：《上海世博文化外交探析》，载《国际瞭望》2011年第2期。。也有学者表述为，它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②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文化外交体系皆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文化外交话语 (对外文化政策)、文化外交行为主体及其管理机制 (主权国家及其对外文化组织形式)、实践内容 (文化外交活动)。

所谓现代文化外交，指的是二战后民族国家的文化外交，是相对于二战结束前传统的文化外交而言的。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现象日益突出，各民族国家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伴随经济的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外交要素的变化。也就是文化外交的三个要素——对外文化政策话语、文化外交行为体及其管理机制和文化外交工作均有了新的变革。从18世纪末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已经逐步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外交政策话语、行为体管理机制和实践内容体系。现代文化外交与二战结束前相比，在观念、机制和实践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迁，显著的特征是：在政策话语中淡化了“冲突”思维而吸纳了“合作”理念;政策行为体更加多元，公民社会行为体参与文化外交成为趋势，行为体管理机制不断创新;二是文化外交基本属性的变化。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国际相互依存密度的增加，一国在从事文化外交中再以那种单向输出、夸张宣传以及非客观的理念和态度进行文化交流已经不合时宜，赋予文化外交以双向性、真诚性、真实性以及可持续性的属性成为明智的选择;三是政策功能的变化。现代文化外交的功能和作用不再局限于只服务于国家的“权力政治”，而是逐步向促进国家和民族间的理解、认同与合作，以及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方向迈进。文化外交应服务于“国际关系文明化”③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汉斯·毛尔用“国际关系文明化”这一概念表示多边主义外交风格、解决国际争端尽量使用和平方式以及国际关系法治化等含义。参见Hans W.Maull，Zivilmacht Deutschland，http：//www.uni－trier.de/fileadmin/fb3/POL/Maull/pubs/zivilmacht.pdf.2009.。

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外交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④对文化外交的思考和研究最早开始于欧美国家，美英学者对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美国外交界和学界知名人士鲁斯·麦科姆雷(Ruth Emily McMurry)、菲利普·库姆兹(Philip Coombs)、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A.Ninkovich)、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rndt)等，他们从文化外交史、对外政策的文化维度、冷战时期的对苏文化战略以及文化外交的内涵等方面，对文化外交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本世纪初就地区性文化外交与流行文化的关系作过专门的阐述。英国外交官J.M.米切尔全面阐释了文化外交的缘起、发展、组织、目标与手段以及作用和效果等理论问题。德国学者拉普莱西特(Lamprecht)、J.库尔特·马斯(J.K.Maas)、利特伯格(Rittberger)、库尔特·杜维尔(K.Duwell)以及对外文化机构学者分别从文化史、文化外交基本内涵、国际关系理论和文化外交史的角度对文化外交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透视，颇有建树。国内学者胡文涛、李智、姜锋等一批专门探讨文化外交问题的专业人士，在文化外交学理研究、国别文化外交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上述学者的研究对笔者的思考深有启发。，但在较长时间内，人们并没把这方面研究置于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地位，直到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才得到重视。为了应对来自恐怖主义和新的“反美主义”对其国家利益造成的威胁，文化外交也成为美国的工具①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总第96期。。在欧洲，二战后许多国家对文化外交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这些变化在德国文化外交领域表现得尤为典型。德国是世界上从事文化外交较早的国家，二战后，联邦德国运用文化外交，以期挽救和改善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的国家形象、维护国家文化和教育利益、重新获得国际同情和信任②参见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 2009/2010，Auswaertiges Amt.，S.5.。本文试图以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文化外交为案例，对现代文化外交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属性及其功能作一学理性探讨。

一、现代文化外交的基本元素

现代文化外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结构，它包括政策话语、行为者和实施内容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现代文化外交的政策话语是政策理念、原则、准则和方针的书面或口头语言的表述。一国政府关于本国文化外交的战略、目标文本、领导人有关文化外交的口头或书面的讲话，以及官方或非官方文化外交机构的工作文本等，都属于政策话语范畴。政策的话语部分属于现代文化外交政策的“大脑”和“灵魂”。德国外交学者科内利亚·佛兰克指出，外交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决定外交行为③Cornelia Frank：Vergleichende Auβ enpolitikforschung：Theorien，Konzepte，Methoden.Politikwisenschaft，UniversitaetTrier，http：//www.cornelia － frank.de/docs/Seminarplan%20Auβ enpolitikanalyse.pdf.2010.。这就是说，如果行为体是导演和演员，那么文化外交政策话语则是凝聚政策思想和意涵的剧本，也是文化外交实践之剧的“灵魂”。

现代文化外交区别于传统文化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话语权的转移。传统文化外交话语权由精英独揽，二战后逐步向精英与公众共享转移。话语的最终制定和颁布虽然在政府，但议会、公民社会组织、民间文化外交机构在政策话语的讨论和拟定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德国，联邦议会设有专门的对外文化政策专业委员会，它对德国政府的正式政策话语有质询、监督和提出修订建议的权利④Bericht der Enquete－Kommission Auswaertige Kulturpolitik gemaess Beschlus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vom 23.Februar 1973。。外交部虽然具有权威的话语制定权，但是民意对于政策话语的酝酿、修正与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前联邦德国议会曾专门成立对外文化政策临时调查委员会，1975年它发布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质询报告”，该报告是德国著名学者、公民社会以及歌德学院等对外文化机构共同智慧的结晶，对德国文化外交理念和实践都有持久的影响，体现了现代文化外交话语权转移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文化外交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策话语的“理念转向”。20世纪中叶以前的传统文化外交多以全面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权力政治”，是权力的“婢女”⑤K －Juergen Maass：Kultur－ und Aussenpolitik，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 – Baden，2005.S.60.，政策话语带有较为浓厚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例如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德国针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邻国的文化政策充斥着“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感和征服异族文化的思想，为纳粹德国实现“德国的欧洲”梦呓作了文化合法性注解。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文化外交虽然或多或少难以摆脱现实政治利益因素的压力和影响，文化外交话语趋向摆脱现实政治利益的单一考量，逐步向促进国家和民族间合作、理解和信任的方向转移。德国外交部颁布的有关文化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献就有三部，分别是1970年发布的《对外文化政策原则》、1980年颁布的《关于德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理解与合作的十大问题》和《对外文化政策——2000年纲领》①Wolfgang Shneider：Auswaertige Kulturpulitik，2008，Klartext Verlag，Essen，S.184 －229.。这三部官方文献的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德国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关系新形势，制定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策理念、原则和方针。为德国以“促进欧洲一体化、保障和平以及赢得朋友”为核心理念的文化外交工作奠定了思想和原则基础。

第二，现代文化外交的另一个结构性要素是政策行为主体及其管理机制。早在20世纪初，德国外交部在原有的对外教育司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化司。对外文化机构，如德国对外学术交流中心 (DAAD)、洪堡基金会、歌德学院以及德国对外关系研究院②现代德国对外文化机构专业化分工细密，尽管对外文化业务偶有交叉现象，但各自的工作主题突出。比如，歌德学院重点从事德语语言教学与传播，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则负责资助和组织国际间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人员交流与合作，德国对外文化关系研究院 (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共同资助)的主要职责乃是专注德国文化外交问题的学术研究、交流以及组织国际间一流艺术作品展览交流工作。歌德学院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世界各地都设有体系较完备的分支机构，洪堡基金会作为德国政府重点资助的对外文化机构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设有办事处，其资助优秀科学家科研交流的工作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等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二战后，这些对外文化机构的逐步民间化、自治化和专业特色更加突出，政府和议会支持更多的公民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大小型企业基金会等参与到对外文化工作中来。德国外交部代表联邦政府全面协调文化外交行为群体的分工和相互配合，但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把外交部的政策角色严格限定在“领导而非垄断”的框架内，恪守“不干涉和侵害政策实施过程中文化、艺术和科学的高度自治原则和特性”③Von Otto Singer：Kontrolle und Impulse Die Mitwirkung des Bundestages，in：Kurt－ Juergen Maass，Kulturund Aussenpolitik，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2005，S.180.。换句话说，德国外交部在扮演“领导”角色和负责财政支持与监督的同时，高度尊重民间文化外交机构的自我管理和文化项目创意权。“领导”的实质是在于服务，以保障对外文化机构在自由宽松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正是现代德国文化外交管理机制的精髓所在。有人把德国文化外交的管理体制称作“事权分离”模式④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既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意志，又可发挥公民社会参与文化外交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运作机制避免了目标国政府和社会对所谓“政治宣传工具”的担心，容易被对象国政府和社会接受和认可。

第三，现代文化外交实践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趋势。各国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民族语言仍然是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本质上是文化的播扬，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外交中语言教学的内容和形式需要改革和创新。从文化项目的整体看，它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外交的语言传播领域，开始向新的文化合作项目领域拓展。从德国现代对外文化工作内容的几个层面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继承传统的文化交流项目和精心打造文化外交的“核心产品”。例如，德国歌德学院的德语教学和培训项目，德国海外学校管理中心的海外德语学校以及该中心与世界各国优秀中学建立的校际德语教学合作项目，以洪堡基金会为代表的各类基金资助国际学者联合科研和交流项目，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的高等学校教师、学生和其他专业工作者的留学、进修和交流项目①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 2009/2010，Auswaertiges Amt/Auswaertiges Amt：Auswaertige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in Zeiten der globalisierung，Partner gewinnen，Werte vermitteln，Interessen vertreten，September 2011.;二是鼓励和资助普通德国文化公民 (如艺术家、音乐家、作家以及画家等)直接与海外同行的交流。自上世纪德国就把交流的“双向性”确立为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批被资助的国外艺术家前往德国进行实地交流和举办展览。三是文化外交对现代文明成果的运用，如举办网络文化论坛、学术会议等。十多年来，德国外交部投入巨资支持出版各种外文网络刊物和设立“与穆斯林世界文化对话”的网络论坛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二、现代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

现代文化外交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性的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行为，也不同于传统文化外交，就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文化外交的内在特质，也就是它所具备的双向性、真诚性、真实性和可持续性。

第一，现代文化外交的双向性。双向性的原则植根于国际关系多边主义的理念，故而双向性也是国际关系文明化在文化外交领域的生动体现。而传统的文化外交则带有浓厚的单边主义宣传性、单向性和强迫性。自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理念和实践始终和这个国家的主流政治导向保持一致，各时段文化外交的基本精神均打上了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民族主义烙印，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性，宣扬德意志特殊道路”②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47页。。这些殖民文化性质的宣传式教学曾遭到目标国人民的反抗和抵制，单向性文化外交的负面效应不言而喻。

现代文化外交的双向性应该首先体现在“外交双方都主动参与、相互合作与协作，期望双方通过这种外交形式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③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总第96期。。在文化外交活动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发起国和目标国应当平等协商，在推动文化、艺术、教育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中共同获益。“德中同行”就是一个历时三年体现德中双向性交流的友好合作活动。活动一是体现了官方合作的双向性，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担任“德中同行”活动的监护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为“德中同行”活动揭幕。二是公民交流的双向性，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德国和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普通公民。在“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一主题下，德中普通公民就城市规划、公共生活、社会文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德中同行”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达到高潮并落下帷幕①参见《德中同行大事记》，http：//www.dezhongtongxing.com/introduction_1.shtml，2010.。

第二，现代文化外交的真诚性。现代文化外交的“灵魂”是真诚的心与心的对话与交流，是否以真诚的态度、情感与对象国交流折射出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品行。只有面向对象国人民内心的真诚才可换取真诚，缺乏真诚的所谓“文化合作”只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疏离。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的文化政策被希特勒政权高度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尤其体现在戈培尔的对外文化政策中，“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作出任何空头许诺”②Kurt－Juergen Maass：Kultur und Aussenpolitik，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2005，S.65.是他的信条。那时德国文化外交受制于国内的文化政策，对外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文化外交的非诚实性，致使德国的国家声誉降到了历史冰点。战后，联邦德国逐步重树对外文化政策的真诚精神，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具有真诚性的文化或许能够为“丑陋”的德国挽回友情、信任、谅解和民族的声望。

德国文化外交的真诚性，首先表现在政界和学界对纳粹文化外交的反思，以及对德国当下文化外交残存的“德意志文化优越感”的检讨和批判。德国学者库尔特·杜维尔通过对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时期的文化外交史的考证和研究，把旧德国的文化外交定性为“文化扩张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另一位德国学者沃尔夫·雷倍尼斯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文化交流的新图景》一文中，批判了所谓德国式文化优越感和西方式的文化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深入反省了二战后德国对外文化工作中的傲慢姿态，指出这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情结，其结果往往为潜在的“文明冲突”埋下仇恨的种子，所以必须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认识到欧洲文化的母体内同样有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成分。作者建议欧洲和德国的对外文化方略和行为应从“教导式文化”转向“学习式文化”③Hilmar Hoffmann：“Dritte Saeule der Aussenpolitik”，Zur aktuellen Diskussion um die auswaertige Kulturpolitik，in：Internationale Politik.3/1996，S.12.，以便在全球各民族间和各国家间的文化碰撞和互动中形成所谓的日益增长的“学习共同体”。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反思：“权力不是一切，它绝非重要之事，德国的信誉和尊严从来就不是权力，德国人 (文化)曾经是也许还将是从权力那里夺回尊重和赞赏的角色。”④Jiang Feng：Deutsche Auswaertige kulturpolitik － Eine realpolitische Betrachtung，Dissertation，Beijing，12.2001，S.37.学者们对历史的反思为德国文化外交真诚性原则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犹太人纪念碑前那感动世界的“一跪”，从文化符号学意义上讲，这一动作诠释了德国文化外交真诚性的内在意涵。文化外交作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三根支柱”是勃兰特政府确立的。上世纪70年代，在社民党执政期间，联邦德国能够较为真诚地面对德国黑暗的历史，并将这一态度融入对外文化政策的实践之中，为自己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地区赢得谅解和信任打下了基础。

第三，现代文化外交的真实性。真实性与真诚性密不可分，但是真诚性并不等于真实性，真诚性更多地面向主观世界，以情动人乃是真诚性之基本特征，真诚可以感动对象，然而未必能够说服对象。真实性要求文化外交行为者理性地面对世界①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内涵与德国二战后文化外交理念的内在逻辑有很多契合点，前德国外长菲舍尔曾幽默地称哈贝马斯为德国“官方哲学家”。，在文化外交工作中直面事实真相，从而达到有说服力的效果。在文化外交实践中，虽然真实性是“文化外交的基本属性和客观要求”②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总第96期。，但做到交流中向目标国描述和展现本国和本民族的真实客观的形象并非易事。观察德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无论是在二战结束前，还是在二战后的前联邦德国，我们对其文化外交的真实性都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定量分析，但有两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是纳粹德国时期文化外交信息总体而言是非客观和不真实的。德国学者杜维尔的研究结果表明，纳粹德国在海外的文化外交以欺骗性宣传蛊惑为基本导向③Kurt－Juergen Maass：Kultur und Aussenpolitik，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Baden – Baden，2005，S.65.，其特征是任意拔高日耳曼民族的优等民族形象，夸大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歪曲事实的文化外交范例之一;二是在冷战初期，联邦德国追随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文化围攻，其文化外交明显具有仇视社会主义的宣传成分。极端意识形态的束缚压缩了西德自己的文化外交活动空间。70年代，随着“哈尔斯坦主义”④“哈尔斯坦主义”是由首任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提出，其外长哈尔斯坦推行的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主张前联邦德国才是德国的合法代表，不与前民主德国建交国家建立和保持关系。“哈尔斯坦主义”上世纪70年代被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取代，“新东方政策”的实质是建立与前民主德国及其友好国家的正常关系。的完结和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其文化外交逐步恢复较为理性客观的状态，真实性得以体现，这也是后来和东德、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进行文化合作的重要因素。

统一后的德国在文化外交中更加重视真实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外文化交往中更加客观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例如，歌德学院所编的历史教材中，凡涉及纳粹德国历史罪恶的章节均有比较详实的描述和理性分析，客观地反应了二战的史实;二是强调在对外文化工作中对德国正反两方面的社会现实须作客观真实的报道。据笔者统计，德国外交部近十年来的文化外交年度报告，均把“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列为德国文化外交的重要原则⑤参见德国外交部2001年至2011年对外文化政策年度报告，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 2001 －2011，Auswaertiges Amt。。其中有七个年度报告在阐述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目标时，特别强调在介绍德国时须遵守真实性原则。

第四，现代文化外交的可持续性。较之政治外交和商业外交，文化外交相对说来不那么“急功近利”。文化外交以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长期理解、信任与合作为宗旨，以学术研究、艺术交流和教育合作为文化互动的主要内容，它要求文化外交行为者具有长远的眼光以及平和温润的心态。

法律保障和文化合作项目的稳定性，是文化外交可持续性的两个重要前提。一方面，现代文化外交能够顺利展开，没有国际法以及国家间的文化合作协定的保护是难以想象的。德国设有专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负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络，其所参与的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援助项目，一般都有政府专项拨款支持①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2006 －2007，Auswaertiges Amt，S.40.，参与该机构活动的官员和专业人员一般比较熟悉教科文组织的法律法规，为德国开展对外文化合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影响很大的歌德学院项目，也是以政府间协定为条件的。1988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是经前德国总理科尔和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商谈认可，在德中两国政府签署正式协议后设立的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歌德学院分院的议定书》(1988年3月25日)。。没有政府间的正式协议，德国人一般不会贸然在对象国进行文化外交活动。这就在国际法意义上保证了文化外交机构及其活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为保证文化合作项目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要求任何文化项目的设计与安排应具有长远的眼光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外交部2007年至2010年的对外文化政策年度报告反复强调：德国海外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目的在于着眼长远与未来，以赢得未来理解德国、了解德国和喜欢德国的年轻伙伴，为此，特别鼓励德国青年与对象国青年 (尤其是青年精英)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自本世纪初以来，德国特别强化了与阿拉伯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四国”的青年精英与德国青年的交流，开展各类文化对话项目。这些内容涉及到法律对话、艺术家对话、文化专题对话以及学术对话等。近十年来由于联邦财政紧缩的因素有所减少，但是德国外交部每年得到议会批准的文化外交财政预算基本都是固定的，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使文化项目与活动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德国文化外交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经验证明，缺少了交流合作的双向性、态度的真诚性、传播的真实性以及法律和财政保障下的可持续性，文化外交促进国家以及民族间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目标就会搁浅，文化外交化解误会、预防文明冲突的预警功能就会丧失殆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外交具有“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价值③胡文涛：《解读文化外交：一种学理分析》，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总第96期。，它既有各国文化相互学习价值，也具有政治价值，甚至经济价值，因此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三、现代文化外交的基本功能

认识和理解文化外交的架构和特性的目的，在于挖掘其中蕴含的“软实力”价值，也在于更好的运用这些价值，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第一，现代文化外交的文化功能。文化外交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间的双向学习功能。在国家对外文化政策的指导下，文化外交行为体与对象国行为体进行具体的文化、教育、学术以及艺术交流合作，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和民族文化间的双向学习、吸收和借鉴，达到了文化自身发展和丰富的目的。德国政府经常通过对外文化政策年度报告强调文化间的双向交流理念④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 2005－2011，Auswaertiges Amt..，重点资助“促进文化和语言多样化”项目，如德国和法国双方各在自己的中学和大学开设对方语言课程。二是文化的认同功能，通过文化交流使不同文化圈的人认识到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并在真诚、真实和持续性的文化交流互动中，使人们在理解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文化认同。为了增强欧洲统一的文化认同，德国政府支持德语为欧盟官方语言的同时，积极资助欧盟多语种教学和文化对话等多种项目。

第二，现代文化外交的政治功能。目前，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情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在政治发展核心价值理念上有着相当大的分歧，但是，无论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追求人类和平目标上都存在着共同点。现代文化外交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功能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外交的“冲突预警”功能。在德国，“文化对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提出的“双轨道”①所谓“双轨道”理论指的是前联邦德国上世纪70年代提出并实行的文化外交理论，主张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应相互传播、相互学习和相互吸收，而非一国文化的单向输出。理论预示着“对话预防冲突”的观念此时已经萌芽。“9.11”事件发生后“与伊斯兰世界文化对话”成为德国文化外交界最为流行的词句②Patrick Schreiner：Auswaertige Kulturarbeit zwischen Konzeption und Umsetzung－Steuerungsprobleme in einem schwierigen Politikfeld，SWP －Studie，April 2008，Berlin，S.15.，延续至今。德国国内穆斯林移民的政治融合问题也是其强调“与伊斯兰世界文化对话”的重要因素。二是和解功能。德法两国的和解本质上是文化和解，阿登纳时期的联邦德国与法国通过语言文化领域的密切合作，很大程度上让法国了解了德国人的确不再是一个好战的邻居。上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在与波兰改善政治关系以前，文化外交扮演了很好的桥梁角色。三是形象功能。二战后，德国形象不佳，德国政府通过和美国的富布莱特文化项目合作，如交换留学生、艺术家以及科学家互访等，大大改善了战后联邦德国的形象。

第三，经济功能。文化外交在经济上的影响，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在德国流传着一种说法：会说德语的人，喜欢购买德国产品。另一种表述是，海外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滋养德国文化，而且由此建立的互信伙伴关系可以对德国贸易产生正面影响③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usswaertien Kulturpolitik 2004，Auswaertiges Amt.，S.5.。德国企业界曾积极参与和赞助2006年至2010年“德中同行”大型活动，德国企业或企业基金会直接出席各种经济、生态和城市化建设的讨论会、论坛和展览，含蓄置入企业介绍，客观上起到了为在华德企植入隐形广告的作用。这也许是德国经济界试图用特有的德国方式打动中国官方、经济界伙伴和民间社会的聪明之举。但是，文化外交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给一国经济与福利带来益处，显然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