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放在我面前的这本《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是正在中央编译局做博士后研究的项佐涛博士刚刚出版的著作。米洛万·吉拉斯 (中译名也译为密洛凡·德热拉斯)，这位在世界上大名鼎鼎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对我国有一定阅历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他们中间有谁没听说过“新阶级”这个词呢?又有谁对吉拉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沦为阶下囚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奇特经历没有或多或少的耳闻呢?然而，从这种表面化的零碎知识到专题性学术研究，中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学术研究要求从广泛收集资料出发，以细心的分析、对比、归纳和综合对研究对象提出令人信服的总结和评价。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吉拉斯这类人物的政治敏感性，更是给研究增加了难度。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数十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只见过寥寥几篇在既定政治框框里转圈的批判性文字，似乎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独立研究成果，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绕开这个扎手的话题。结果，这个领域里的工作由一位有追求、有勇气的年轻人承担起来了。项佐涛博士的这本书表明他对自己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他拿出了一项令人鼓舞的学术成果。

我与佐涛相识多年。他在北大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听过我的课，也曾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重要著作选读”课上和同学一起研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当时我的课程大都类似于小型研讨会，采取独立阅读、自由讨论的形式，佐涛的能力很快在这些课堂上显露出来。他在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表现出逐渐成熟起来的研究能力，这为他的这本书作了扎实的准备。这本由博士学位论文扩展而成的专著，是他对自己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所做的总结。

吉拉斯在我国的命运不佳，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当做反面人物诅咒，到了现在，往往又被既不了解他、也不愿去了解他的人们看做不值得再提的人物了。按照他们的看法，吉拉斯能蜚声国际，是因为他甘愿抛弃自己的高官身份，“反戈一击”对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制度进行了尖锐批判;换句话说，吉拉斯是靠了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和自毁前程的道德勇气才吸引眼球的，而在思想上他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吉拉斯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他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诚然，吉拉斯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惊人之举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在此之外吉拉斯还有更多的特点，这充分地表现在他的《新阶级》这本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书中。他在书中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所作的阶级分析，以独具一格的观点、凌厉异常的批判，全面否定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有贬损之辞。但同时，他在方法上却是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对我国的一些读者来说可能很费解，但却是一个事实。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批判既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

且拿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持不同政见者队伍中其他两位著名的人物——苏联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比较一下。

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我国也拥有不小的读者群，对我国的苏联模式研究产生过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一部巨著，是一份站在列宁主义法庭上对斯大林统治的审判书: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不幸后来被斯大林背叛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揭露，从而使苏联从被斯大林时代扭曲了的道路回到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上来。麦德维杰夫的控诉是严厉和尖锐的，他像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用大量事实宣告了被告的有罪，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能再产生疑问。然而人们未免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能够如此轻易地背叛了本来正确的东西，为什么正确的东西这么脆弱，对背叛毫无免疫力呢?为什么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由如此伟大的思想和领袖建立起来的党，居然会在几十年中俯首帖耳地屈从于暴君的统治呢?在麦德维杰夫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不是没有，但是太少太浅，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在思想上激烈而不独立，尖锐而不深刻。他从思想到现实，用他认为正确无误的思想去宣判错误的现实，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被解释为个别人的罪行的结果，对不幸的偶然性的谴责代替了深刻的历史分析。这样一种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索尔仁尼琴是伟大的文学家。仅仅一部《古拉格群岛》就足以使他不朽了。他通过对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网，对苏联这片广袤土地上到处遍布着的“古拉格”的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把一个隐藏在冠冕堂皇的大幕后面的庞大权力机器的暴虐、横行无忌、反人道和不合理，揭露得淋漓尽致。他的描述手法丰富无比，时而充满愤怒，时而尖酸刻薄，把无比的激情和机智幽默、揶揄讽刺……令人叫绝地融汇到一起了。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表明，把索尔仁尼琴与19世纪俄罗斯的那些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文学大家放在一起相比，也毫不逊色。然而，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他不是站在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这种残暴统治的不合理性，而是从他所指陈的罪行中引导到对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否定。他用呼吁回到古老社会，回到他美化了的温情脉脉的东正教道德传统的办法来给现代人指示出路。这便让人想起19世纪后期要求不顾一切地抵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著作家，甚至想起更早的视西方文明为大敌的斯拉夫派。像索尔仁尼琴这样不懂得历史进步的物质必然性，只知道向后看，诉诸道德伦理的文学家，必定使自己的控诉超不出诗人式愤怒的水平，达不到对历史发展有深刻洞悉的思想家的高度。

与前两本书比起来，《新阶级》没有麦德维杰夫那样丰富细致的材料，也没有显示出索尔仁尼琴那样绚丽的文学才华，但吉拉斯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分析却比他们更有理论性。他把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整个分析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放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认为是工业文明的全球性压力迫使俄国这样的“工业不发达国家”走上了以社会主义为手段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这里，实力薄弱的资产阶级不足以领导工业化，而工业化却是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任务不得不由一个革命党承担起来。这个党必须是“既主张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又主张迅速推行工业化运动的政党”①［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它必须在“新社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的时候去建立新社会，这样，它就不能不依靠自己这个特殊的革命者集团去进行革命，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掌握全部国家力量，整合资源，创造条件，快速推进工业化，从“空地上”创造出一个新的工业化社会。这样的革命必然导致以权力独占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专制统治，而这一统治必定掌握在实行寡头统治的官僚集团手中，这一集团依照事物自身的逻辑又最终成为一种追求自己利益的特殊力量;它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资源;它是一个“新阶级”。我们看到，吉拉斯是通过对工业化历史必然性的决定性作用去追溯“新阶级”的根源的。

乍一看去，吉拉斯笔下的“新阶级”与经典马克思学说的阶级概念不相符，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是以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位置，特别是以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和确定的，而在苏联模式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尽管享有特权，但毕竟不能把国家的生产资料直接当作自己的私产。这难道可以称做一个阶级么?其实吉拉斯此处是从事实上的所有权关系出发去论证“新阶级”的存在的。他认为:“实际上，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利和党的垄断权。”①［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第40页。在这里，“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②［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41页。。如果托洛茨基能够活到吉拉斯的时代并读到《新阶级》，他想必会起来反对吉拉斯的这一基本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托洛茨基虽然对斯大林官僚集团厌恶之至，但始终坚持认为这个集团之“篡夺领导地位”只是暂时性的，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反动，并不能改变苏联经济关系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他只愿意使用“特权官僚阶层”这样的概念，而反对把它说成是一个阶级:“试图把苏维埃官僚当作一种‘国家资本家’阶级，这显然经不起一驳”③［俄］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82页。。吉拉斯却认为:在苏联这样的社会里，所有制关系是名实不符的，“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④［南］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42页。。在我看来，这种关于究竟是“特权阶层”还是“阶级”的分歧，在理论上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却体现了不同时期的两位“苏联模式”批判者的政治态度上的差别。30年代的托洛茨基反对把斯大林集团看做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表现出他仍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抱有希望，认为只要解决了局部的问题就仍能使这个社会重归正确的道路——这与他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的身份相一致的;而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体现出50年代的他已经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整体上完全失望，于是他用“新阶级”说对苏联模式作了彻底的否定。托洛茨基否定的只是苏联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而吉拉斯则是连同经济基础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一起否定了。

从上述认识出发，吉拉斯对苏联模式下“新阶级”的各种表现和特征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从党与国家的一体化到它对国家经济、行政、思想意识、科学与艺术以及处理对外关系等一切领域的全面控制，都涉及到了。无疑，他对这个“新阶级”社会充满了厌恶和鄙视;他丝毫不想做一个置身局外、以价值中立姿态出现的纯学者;他的书的每一页里都充满了对批评对象的满腔怒火。但他毕竟还是遵循了理论分析的要求，做到了一个合格的思想者应该做到的事情，自始至终坚持用事实和逻辑去说话，坚持整个论证的自洽性，而不让自己变成一个不顾事实，不讲理性，信口开河的诅咒者，就像时下充斥于网络的那些有激情而无学识的“愤青”一样。人们尽可以不同意吉拉斯的政治观点，但还是得承认他提出了一个首尾一致的理论体系，虽然用书斋学者的眼光看，这个体系不那么完备，显得粗疏，学术味道不那么浓，没有旁征博引，注释太少，没有参考文献，不像学术论文……。

所有这些对苏联模式社会的批判，与经典马克思学说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按照过去几十年的正统教义，吉拉斯是恶毒的反苏反共分子，共产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看来，他尖锐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他却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灌注在自己的全部论述里了。吉拉斯后来回忆说:“在《新阶级》中，我仍然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本质上，《新阶级》是一项对当代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①Milovan Djilas，The Unperfect Society，beyond the new clas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9，P.7.借助于马克思来反对“当代共产主义”!这在许多把苏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划等号的人们看来，是根本没法想象的。对此我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已经很有学识了，但他们似乎应该知道得再多那么一点。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以马克思的观点对苏联模式进行分析和批判的还少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中派的考茨基到左派的罗莎·卢森堡，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各个反对派，从托洛茨基到曼德尔，从30年代晚期的陈独秀到当代的亚当·沙夫，不都是从马克思出发去批评苏俄社会及其历史道路的吗?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出发，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依我看，较之自由主义批评者们，他们的批评更少抽象性，更多尖锐而又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内容。

《新阶级》时期的吉拉斯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新阶级”之说并非吉拉斯首创，例如，考茨基早在1918年就提出这一概念了②参见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特别是第十章。。吉拉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新阶级”理论全面系统化了并运用于对高度完备了的苏联模式的分析与批判。他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从自然权利之类的抽象概念出发，用几条简单的政治学原理去审判和否定与他们心爱的原理相左的蠢行，而是从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复杂条件出发，力图对这一全新社会的产生、发展和固有特征去作出现实的说明，把对历史的理解与对制度的批判结合到一起，这背后透露出的正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具有这一方法所固有的深刻性、透彻性和尖锐性。我觉得，这是吉拉斯“新阶级”理论的独到之处;我认为，这也要胜过后来大量从所谓“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去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

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经典马克思学说仍然具有的生命力。马克思学说在后来的历史上遇到无数的曲解和滥用，声誉遭到严重的败坏。如考茨基所预言的，那些缺少理论修养的、“没有头脑的、单纯崇拜成功”的人们总是把他们见到的失败归咎于理论①参见《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以致如今越是在那些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胡作非为、造成灾难的地方，就越是造成人们对这一学说的反感。今天，来自各种不同立场和不同需要——不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新的曲解还在不停地往上面覆盖，把马克思恩格斯本来的思想弄得竟然要像考古工作一样去发掘才能见其真面。其实，这一学说是一点也不晦涩的。它从人的基本生存出发，从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一刻也不能中止的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的发生、发展和没落，从而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考察得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觉得，这在方法上要比一切立足于某些抽象的固定原则的学说高明得多。

然而方法的高明并不自动产生正确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远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脆弱和濒于灭亡，而是不断在自我调节中发展，从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他们所预言的那样很快发生。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之外的地方飘起了社会主义旗帜，但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一点也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现实与理论的巨大鸿沟使马克思学说在20世纪遇到了数不尽的质疑，于是“没有头脑的、单纯崇拜成功”的人们认为它只留下一片谬误，剩下的只有被嘲笑和诅咒的份儿了。然而，那些不愿人云亦云，还想要让自己用头脑去思考的人们，今天要做的是从已经过时的和错误的结论背后挖掘出仍有价值的方法，用这些方法去重新考察历史并纠正不正确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去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要分清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学说当做道德戒条去衡量“现实社会主义”，而是要以历史的分析客观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本质。在这个领域里，吉拉斯当年的意见如今还是值得注意的。

吉拉斯在完成了《新阶级》之后，还活了好几十年，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更大的演变，他继续激烈地批判“现实社会主义”，但已经离开唯物史观，转到杂糅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主义基础上去了。依我看这在思想方法上反倒逐渐落入平庸，降低到一般自由主义批评家的水平了。在这个行列里，比他名声大、道行深的大有人在，他不能不屈居后排，他一生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现在看来依然是他的《新阶级》。

关于吉拉斯理论和政治主张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在项佐涛博士这本书里都有论述，而且十分详细，有说服力。吉拉斯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位不寻常的思想人物，对他的研究是一块硬骨头，没有较高的学术和理论素养是啃不下来的。项佐涛博士符合这样的条件，这是他敢于啃这块骨头并能够把书写到现在这个水平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不是那种时下充斥市场、貌似学术的平庸之作，而是一本内容广泛丰富、有新意、有独立思想的厚实的书，它让人从中受到启发，激发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兴趣。我乐于向读者们推荐这本书。

我对吉拉斯没有专门研究，项佐涛博士的书扩展了我对吉拉斯的了解，特别是对他后期思想与活动的了解。但这本书中的观点我并不全都同意。仅举一例。佐涛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官僚化“给西方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提出了难题”①见项佐涛《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脚注2。。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马克思学说把国家看做阶级统治的工具，而20世纪苏联模式中的官僚却是不受阶级监督，凌驾于整个阶级之上，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权力实体了，马克思学说对此无法解释。我觉得佐涛对困难有些夸大了。不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一般说来是阶级借以实现自己统治的政治工具。但我们不能机械僵硬地理解这一“原理”(我们的教科书中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去看待阶级和国家的关系的。国家本是社会管理所必须的一种公共权力，它总是充当一定阶级的工具，是因为它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总要依靠经济上强大的阶级所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多次谈到过这样的历史情况:当社会上对立着的各阶级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时，国家权力有可能获得某种独立性，充当起凌驾于社会各种阶级之上的统治者，从而具有了超越阶级的、独立自存的官僚统治形式。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路易·波拿巴的统治就是如此②有关论述集中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他们对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谈论得很少，但依照他们的理论，如果出现无产阶级的统治能力十分薄弱而它的政治代表却已取得了政权的情况，由此建立起来的国家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事实上变成高居于阶级之上、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独立权力，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此，我觉得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可以找到启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佐涛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