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锐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在我国学术理论界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宣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对中国学术理论界造成极大冲击。当时有人认为，苏东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的出路仍在于“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在这种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党继续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确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决策指引下，中国迅速摆脱了危机，开始走上富强之路。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们也产生了很大的迷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剥削现象存在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社会政策还有什么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政策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策，除了字面之差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此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争论又起，有人甚至认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已。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写进了十六大党纲，成为我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争论，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称为“全民党”、“选民党”的当代社会民主党究竟还有什么区别?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已经“社会民主党化”了。

当然，也有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声音。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民主制度不够健全，民主运行机制中有许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体现，造成了一些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望文生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有什么不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学习西方社会民主党，搞民主社会主义呢?此外，随着我国日益进入老龄化社会，也由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就业形势严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我党近年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政策主张，这也造成了一些人的误解。有人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并且取得很大成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直接照搬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模式呢?凡此种种，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如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还远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与发展问题，还需要继续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大加追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质疑。对此很有必要认真加以分析。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就其中一些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属左翼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本质，以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建设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长远目标，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不予赘言。

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改造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支主力军。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始终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立场，始终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合社会民主原则的改良。由于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社会弊病，所以对它进行改良总比放任其自由发展要好得多。特别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早期，欧洲社会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改良策略，不断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向着更民主、更人道、更公正的方向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面貌。但在冷战后，欧洲社会党的政治倾向和政策取向越来越趋于“中间化”，其“激进左翼”的色彩逐渐淡化，也不再声称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以“人民党”、“选民党”自居，大多自命为“中间偏左”的政治势力。尽管如此，它们在价值目标和政策取向上仍与自由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有较大差异，仍主张对资本主义继续进行改良，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劳动者的利益，因而仍是一支与右翼资产阶级势力相抗衡的左翼政治力量。从当前世界左翼力量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共产党的发展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未走出低谷，发挥的作用有限;绿党的发展虽呈上升势头，但总体来看力量仍较弱小，在一些国家的政坛上只是刚刚崭露头角;其他左翼力量，如拉美地区的所谓“新左翼”，也只是在少数国家获得了一定发展;只有社会民主党一枝独秀，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是唯一能同右翼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就世界范围而言，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目前有160个左右的成员组织，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四千万党员和三亿多选民，其中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党接近三分之一。社会党国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成员党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性政党组织，就拥有的党员数和选民数而言，大约相当于三个右翼政党的国际组织——国际民主联盟 (保守党国际)、中间民主党国际 (基督教民主党国际)、自由党国际——的总和。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没有加入社会党国际。从欧洲的情况看，作为跨国政党联盟的欧洲社会党，现有来自欧盟国家、挪威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成员组织四十多个，拥有一千多万党员和近一亿选民，其中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党超过了三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会党曾是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当时的欧盟15国中有13国是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目前，欧洲社会党在欧洲议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作为右翼政党联盟之一的欧洲人民党。在拉美，目前有六十个左右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中36个是社会党国际成员，正在执政或参政的党有十多个。在非洲，有四十多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中33个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一些党曾长期执政。在亚洲，有二十多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中19个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一些党也曾长期执政。因此，把社会民主党及其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称为当代世界左翼力量的主力军，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同源而不同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胎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而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则共同起源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兴起于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后来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词。19世纪末，随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上发生了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又基本完成了组织上的分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则成为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分水岭。此后，以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革命左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们自称为共产党，联合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和中派，则在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或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逐渐合流，彻底走向了社会改良主义，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里，他们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作为一个公开的口号、一面旗帜、一种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成立时才得到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公认，但实际上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最初就是由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中的一些人提出来的。如果说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所以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为了与当时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主义”相区别，以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为了与俄国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以表明自己的“民主主义”性质①参见［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特别是斯大林在苏联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后，一些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开始刻意使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意在与苏联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极权社会主义”或“专制社会主义”相区别。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延森在1931年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必须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战斗口号来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②转引自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比利时工党领导人王德威尔得在1933年出版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中，也大力攻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混为一谈，主张通过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建立“人民的劳动国家”③参见刘玉安、蒋锐等《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在1936年出版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书中，多次交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个概念，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坚决否定不具备严格的民主形式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的统治形式”①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译:《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64页。。如此等等。

不过，这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它的零星论述，还算不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标志这一体系真正形成的文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原则声明。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纲领进一步对民主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文件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历史文件”②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前者是欧洲社会党人经过战后六年多的反复磋商与争论，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它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后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对过去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它从伦理社会主义的角度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欧洲各国社会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时代主题的不断变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冷战后，欧洲社会党人先是主张向社会民主主义“复归”，后又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使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增添了很多理论内容，但其基本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目标仍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符合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改良。

从思想理论来源看，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并不是它唯一的思想理论来源。“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远的不说，它可以说是直接从第二国际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那里吸取养分的，而这些理论家又各有特色，因此我们很难说谁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例如，伯恩施坦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德、法、奥等国的考茨基、饶勒斯、鲍威尔、希法亭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决不能忽视，还有不少社会党人认为葛兰西和卢森堡的思想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③殷叙彝:《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载李兴耕主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其实，除了社会改良主义外，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直接思想来源，即伦理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它对欧洲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正如殷叙彝先生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伦理社会主义为论证的社会改良主义。”④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 (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1期。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还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中吸收了不少营养。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都承认，其全部思想史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从历史上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它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①［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关系，社会党国际曾明确表示:“在欧洲，基督教福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源泉和伦理源泉之一。”②《社会党国际文件集 (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欧洲许多社会党人也一贯强调，基督教教义特别是“基督教人道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甚至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的公式③参见［苏］尼基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整统一的理论体系和社会运动，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政治派别，它们在思想理论来源上也有很大差别。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例，不同的政党和理论家以及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较大差异。虽然从主流上看，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但这一色彩的强弱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例如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在谈到上世纪50年代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时曾经指处:“至少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地或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它的意识形态是血肉相关的，而且继续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影响。”④转引自［苏］H·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但一般说来，欧洲社会党人只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适合其政策策略的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阐释。

同样起源于欧洲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指引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后来，斯大林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由此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再后来，这一模式由苏联推广到东欧各国，也推广到了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共产国际、苏联、苏共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也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从整体上看，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很肤浅，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少误区。实际上，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完全照搬了斯大林模式，甚至还对这一模式进行了不断强化。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当苏联、东欧国家尝试对这一模式进行局部改革的时候，中国则反对任何类似改革，将其一概斥之为“修正主义”。尤其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已经发展成为“极端版本的”斯大林模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其存续已经变得难以为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率先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藩篱，打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端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为了彻底突破传统模式社会主义，对这一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以焕发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机与活力。就此而言，它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同源而不同流”，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也根本不同。

苏东剧变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逐渐达成一个共识，即斯大林模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而仅仅是一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失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既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又随着各国共产党人实践活动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但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这一模式的弊端早已初露端倪。苏共二十大后，人们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苏联、东欧国家掀起了一次改革热潮。但由于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外衣的，所以人们在当时很难从根本上突破它，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终究不过是对传统模式的一些“细微改良”，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而对于当时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一模式的弊端甚至还几乎完全没有被认识到。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主要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否定，主要是出于对斯大林模式的“中国版本”的弊端的认识，那么在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则主要是着眼于从根本上突破或否定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产物，而且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与根本放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不仅如此，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不只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羞于承认自己的激进左翼色彩，极力回避“社会主义”字眼，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和区别

同属世界左翼进步力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二者存在着一系列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这一理论的基本品格。它以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又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而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的同时，还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发展，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和得失，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都既是它的思想理论来源，又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此相反，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思想理论来源上是多元化的，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认为不应以某一固定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为依据，而应兼收并蓄任何符合其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思想材料。它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思想理论指南，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口号、康德伦理学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罗莎·卢森堡的“自发论”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

2.奋斗目标不同。马克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句话也是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参照。

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都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即使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也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像苏联、东欧、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们的素质极大提高并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有着很大区别。诚然，通过一场社会革命从制度上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样的社会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至少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实践，都属于这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当人们借助于社会革命的手段跨越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才发现自己就像一列火车的车头那样孤零零地立在这边，而整列车厢则仍旧留在那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失误，就在于没有花大力气认真解决发展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全面提高人民素质等问题，以便带动整列车厢共同前进，而是一味地强调通过社会革命或革命性变革来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使自己这节火车头如脱缰的野马那样不断奔驰向前，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空中楼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克服上述失误。有人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也的确道出了一部分事实，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借鉴和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力争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全面提高人民素质和生活水平，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进而达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此而言，它与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体系内部，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修修补补和点滴改良来实现其基本价值目标，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

如果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发展早期还没有完全放弃“替代资本主义”的计划，还打算在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取得政权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关系进行深刻改造，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那么，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放弃了这一激进立场，转而全面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甘做守护在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并竭力通过局部手术 (即改良)来延长其生存。在此过程中，它们不仅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甚至抛弃了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内容。比如英国工党，不仅始终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党内还围绕是否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否要实行国有化等问题多次展开激烈争论。到1995年，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终于通过决议，取消了党章第四条中关于实行公有制的规定，从而抹去了自己的最后一丝“社会主义”色彩，完全蜕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政党。事实上，欧洲许多社会党也和英国工党一样，基本上放弃了一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抹去了自己的激进左翼色彩，自命为中间力量或中间偏左的政治势力。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完全放弃了在制度上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要求，而且在价值目标的追求上也越来越趋于中立化。在社会党国际早期，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大价值目标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假如撇开这些价值目标的抽象意味不谈，那么可以说，它们的左翼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公正，这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而言的，特别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和社会分配领域的不公正现象而言的，从而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领域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伦理依据。再如团结互助，也是自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以来各种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流派的共同价值追求之一，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但在冷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除了重申其传统价值观外，还把人权、和平乃至环境保护等作为其基本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表现出明显的中立化色彩。因为，像人权、和平、环保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并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内涵，完全是一些中性词汇，社会党人可以赋予它们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解，资产阶级政党可以赋予它们自由主义的理解，共产党人也可以赋予它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在实践中，欧洲社会党人也的确是在“中立的”意义上来实践这些基本价值的。比如，欧洲一些社会党正是打着民主、人权、和平的旗号，紧密追随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积极支持北约集团滥用武力，四处开战，大开杀戒。再如，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高举“人权”的大旗，与美国的右翼势力遥相呼应，一再对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甚至借此干涉他国内政。

与民主社会主义仅仅追求一些价值目标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制度目标，即建设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同时它也从未放弃更长远的制度目标，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然，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着眼于制度目标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追求制度目标的同时，也大力强调自身的价值目标。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观地为社会主义的“建成”设定一些制度性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样板化、模式化、神圣化，奉为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要求他国、他党照此推行。这种做法不仅使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越来越脱离本国国情，而且导致这一模式越来越僵化，与时代的变迁相脱节。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如此。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自身在实践上的探索性和过渡性，在理论上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反对把它定型化、模式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多次强调，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性质和过渡性质，认为这是一个至少需要上百年的逐渐摸索的过程。

在不放弃制度目标和制度追求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的这一论述，就明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价值上的追求。后来，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等，都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它的制度目标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没有一定的制度设施作保障，所谓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也就难免流于空谈，这是它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奢谈价值目标、反对制度替代的一个重大区别。

3.斗争的策略手段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根本改革，而不是要否定中国革命的基本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革命与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基本策略手段。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策略手段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途径，合法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渐进主义的战略，改良主义的目标。这一策略思想直接导源于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改良主义。二战后，欧洲社会党普遍把“改良”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本质特征之一，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制度的界限”，变革现存制度的改良战略必须建立在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主张通过议会民主与和平改良，逐步地、渐进地实现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在改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要避免引发暴力冲突和社会革命，所以改良不宜太快，不能急于求成， “能胜利就斗争，不能胜利就退却”①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290页。。

“改革”和“改良”，看似一字之差，其实谬以千里。国内有一些人提出，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改良，并且认为改良或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应该是和平年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一种常态手段。为了同其他各种改良主义特别是社会党人的社会改良主义相区别，有人还特意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等概念，用来指称社会主义改革。这真是莫大的误会!要知道，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其本来意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把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生拉硬扯在一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说的改革，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对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所进行的自我调整与改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途径和手段，这与民主社会主义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修修补补、细微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也有着质的区别。

4.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不同。这涉及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在此只谈三点。

首先，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阶级的民主，正如国家首先是阶级的国家、专政首先是阶级的专政一样。或者换句话说，民主就是专政，是特定社会制度下对统治阶级的民主和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所谓纯粹民主、抽象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局限性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了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坚决反抗和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都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进行的。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直接对抗和冲突在欧洲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出现了很大变化，两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大为缓和，这就为各种“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出笼提供了契机。不仅当代资产阶级政党纷纷以“全民党”、“选民党”自居，竭力兜售“全民国家”理论，就连曾经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也成为这种思想理论的积极鼓吹者。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民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的。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手段和制度保障。但是，为了打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体系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一尴尬的事实，民主社会主义者就只能抽去民主的阶级实质，从社会制度领域转向社会伦理和社会政策领域，从“阶级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和“程序民主”。在他们看来，所谓民主就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民主，所以民主不具有阶级性。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方式，意味着社会每个成员既可以自由地追求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应尊重和考虑他人的利益追求和利益表达，并寻求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合理公正的利益定位。作为一项社会权利，民主首先表现为公民的一项天然的、不可非法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民主权利。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民主首先表现为分权而不是集权，要求地方享有自治权利，反对中央集权;要求政府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反对政府集权;要求劳动和资本平等，劳动者有权参与生产、经营和分配全过程的管理与决策，反对资本集权;要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的基本内容归结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欧洲社会党立场、政策的不断“中间化”，它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社会主义色彩”也愈来愈淡;相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认同度却越来越高。因此，当代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已经完全演变成了“社会民主”，也就是说，它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在政治制度领域已经很难找到踪影，而是更多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指人民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即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一切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的统一。而民主社会主义所宣扬的则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是排斥任何暴力和专政的民主，即纯粹民主。在阶级分化、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所谓的纯粹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宣扬纯粹民主其实无异于抹煞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性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存在。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其次，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国家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工具。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就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便运用国家权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国家形式，它不是永恒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亡。

而战后的欧洲社会党则一般都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不应像过去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那样来对待现代“人民国家”。过去，工人阶级所以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持否定态度，是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权利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已经不只是属于资产阶级，而且还属于工人，因为工人也参加国家的管理，在许多情况下同其他阶级一起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对待国家的态度也应当改变，不应再反对现存的国家体制，而应对其加以维护和利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①参见刘玉安、蒋锐等《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9年《基本原则纲领》中明确宣布:“我们同其他政党一起在竞争中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们感到自己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就此而言，它是我们的共和国。”②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所以，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看法上，当代欧洲社会党人与右翼资产阶级其实已没有原则分歧，甚至有趋同之势，都信奉所谓“全民国家”理论。不过，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不再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但也并不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主张通过进一步的民主化使之向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发展，使之更有助于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实现，使之真正能够保护每个人的尊严。

再如，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源，也是工人阶级贫困和受奴役的根源;工人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历史上看，欧洲社会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上，曾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消灭到主张保留的根本性转变。二战前及战后初期，欧洲多数社会党在这一问题上仍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50年代以后，一些党逐步放弃了这一原则，转而认为所有制并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也不是变革所有制的问题。例如荷兰社会党认为:“对社会党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掌握生产资料，而是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得如何。”③［苏联］H·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④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英国工党，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曾不断反复，直到1995年才最终放弃了对公有制的要求。

我国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上也曾经历一个反复过程。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理论，片面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具体到经济领域，市场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尽管它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特别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表明，要促进落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舍此别无良途。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的私有制或公有制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与资本家私人经济并存的依然有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经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特别是跨国股份制经济更具有了决定性意义。所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尽管市场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经济的存在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反会使这一性质得到加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虽然欧洲社会党也曾大力主张国有化，在战后执政期间大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国有化浪潮，使一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成分一度接近或达到了20%，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其国有化努力也就不可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只不过为之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色彩”而已。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欧洲社会党干脆放弃了国有化政策，压根不再提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转而主张建立所有制多元化的“混合经济”。

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多元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这不仅体现在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首先是质的优势，而且体现在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对国民经济命脉具有控制力，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它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混合经济”有着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只不过是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现实选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市场经济及其“祸害”终将被抛弃。所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决不是什么“万世长存”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看法也有着根本分歧。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很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毫无共同之处。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出于理论上的无知，就一定是出于字面上的误解。诚然，像人民民主、人民国家、人民党、人民利益、社会公正、公有制、国有化等一系列字眼，无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中，都是一些关键词，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解读这些概念，那么毋庸置疑，二者有很高的相关度。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概念在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话语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四、中国共产党和当代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区别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还需要对这两种思想理论的载体，即中国共产党和当代社会民主党，进行一下比较和分析。

当代欧洲社会党基本都是由历史上那些老资格的工人阶级政党发展而来的，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曾经拥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它们大多成立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称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或工党，曾是第二国际的基本力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并领导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不朽业绩。然而如前所述，这些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思想上的分化和组织上的分裂，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国际工人运动大分化、大分裂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苏共为榜样、以十月革命道路为方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因此，它与当时反苏、反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社会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不仅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冲突和斗争不断升级，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才有所缓和。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党也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完全走上了社会改良主义道路。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着不懈斗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暂时摒弃前嫌，着手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而并肩作战，“主义之争”一时退居次要地位。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相继停止活动，国际工人运动大分裂、大对立的局面有了很大缓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主张与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而斗争。然而，这种暂时的和解与合作并未消除，也不可能消除二者的根本分歧。当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消散不久，冷战的号角就吹响了，东西方分裂了，欧洲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重新进入对立状态。在此背景下，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集团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共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紧密追随苏共和苏联集团，急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历史性失误，“新民主主义搞短了”，“社会主义搞早了”。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时，不仅西方资本主义仇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社会党人也是如此;两大集团之间进行的不仅是冷战，也包括局部的“热战”，如朝鲜战争。作为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想在这种冷战和“热战”中持中立态度或骑墙立场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苏联无论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和安全，还是为了冷战需要，或者出于“国际主义”道义，需要的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的中国，正如它在东欧所曾经做过的那样。所以，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历史性失误，而是出于历史的无奈，具有必然性。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国工党为首的欧洲社会党经过长达六年的反复磋商，才逐渐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宣布重建“第二国际”，即1951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并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正式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此，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便成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和运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重新进入针锋相对的斗争年代。其间，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虽然不乏各种路线冲突和理论论战，但它们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人方面，立场却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社会党以及社会党国际建立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党际关系逐渐向良性发展，并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与交流。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当代社会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消弭。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不仅与社会党，甚至与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面临着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有着很大的合作与交流空间，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的终结”。具体地说，中国共产党与当代社会党的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我党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上: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目标，而当代社会党则仅仅要求社会改良，放弃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替代的要求和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而当代社会党则反对任何阶级、任何形式的专政，片面强调纯粹民主;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而当代社会党则主张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当代社会党则主张思想理论多元化，坚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认识更加实事求是，变得更加务实和开放，虽然它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没变，但它同时也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向一切拥护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人开放。针对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认识和定位的这一发展变化，有人说它已经“社会民主党化”了，“全民党化”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二战后的欧洲社会党的确经历了一个从阶级党向全民党、从工人党向选民党的演变过程。当代社会党大多自称代表全体公民或选民的利益，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尚存的条件下，这个“全体”自然也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剥削者，因此当代社会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在性质上已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只不过在政策上有所差别而已。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唯一执政党，在这一制度条件下，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剥削现象依然存在，但作为阶级的剥削者早已被消灭，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阶层、管理阶层、个体劳动阶层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剥削现象和剥削者出现，但这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暂时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依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其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建设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就此而言，它与当代社会党人所谓的“全民党”、“选民党”在性质上有着根本不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学习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迄今才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才刚刚二十年，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已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社会党人上台执政、管理国家的历史则更长。虽然二者存在一系列根本分歧，但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应该有许多值得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这里简要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向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学习借鉴的几个主要方面。

1.在政治生活领域，应借鉴其尊重民意表达，切实保障民主程序和公民民主权利，重视基层民主治理的经验。虽说我们与民主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理解完全不同，但在实践层面上，民主仍是一个有着很多共性的东西。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原则的思考，如果不考察其实现的条件，就只有道德意义，而将这些原则的实际意义几乎排斥在外。”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原则的分歧而完全否认社会党特别是当代欧洲社会党在现实实践中对促进民主发展的贡献。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视为高于一切的基本准则，把推动民主化进程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确实取得了很多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成功经验。

具体到政治生活领域，当代社会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更加尊重民意表达，更加注重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民主程序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这一方面与西方的民主体制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受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促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可以说是社会党人始终不移的一个斗争目标。此外，推动基层社区的民主治理和自治管理，也是欧洲社会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斗争目标，并且也是其取得最显著成绩的一项工作。它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当前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制度，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2.在经济生活领域，应借鉴其注重经济干预和宏观经济调控，切实保障经济决策与管理中的全员民主参与的经验。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排斥国家干预，认为市场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市场的自由运转也就意味着公正。民主社会主义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虽然具有其他经济形式无可比拟的优点，但也有很多缺陷，如市场竞争中的不公正，不能保障社会生产中人们关系的平等，无法保证资本供求的平衡，难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它主张国家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以保证在经济生活中贯彻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促进社会分配的公正和资本的社会化，使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战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欧洲社会党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上台执政后大多推行国有化政策和经济的“民主化”、“计划化”，加强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成为其左翼身份和“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标志。所以，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更多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同，民主社会主义更多强调“民主的”经济干预。这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采取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有很大相似之处，它们的许多成功做法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不过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欧洲社会党大多放弃了这种“左翼色彩的”政策，不再过多强调“经济干预”，而是更多强调“经济民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扩张。

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目标是经济民主，这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特别在欧洲社会党普遍放弃国有化政策和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标后，它们更加倾向于认为，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经济权利问题，因此，实现经济自由与公正的关键在于“使决策权真正民主化，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改变所有制”①［德］托马斯·迈尔等:《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长期以来，它们始终坚持公民应当参与不同层次的经济决策，认为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不是简单地实行国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控制，而是实行工人本身及其团体对经济决策的实质性参与”②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为此，它们在执政期间进行了各种探索，如制定民主的、广泛参与性的、非集中化的生产政策，对投资进行公共监督;使工人参与在企业和工作场所中不同层次的联合决策，工会参与对国民经济政策的决定;建立由工人和农民实行自我管理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等。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社会党结合本国实际，在执政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管理模式和民主参与模式，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参与模式”、英国工党的“共同协商模式”、法国社会党的“企业委员会模式”、奥地利社会党的“社会伙伴关系模式”、荷兰工党的“圩田模式”、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劳资集体谈判模式”等。这些探索和努力的共同目标，就是尽量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限制资本的贪婪性，在不伤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公平和经济民主，在不触动资本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劳动者的发言权，在资方许可的前提下增进劳方的利益。应该说，欧洲社会党的这些努力确实取得了明显成就，它们的很多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因为，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在我国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同样需要加以制约。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市场与调控、管理与民主、劳方与资方等一系列关系，欧洲社会党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的确大有启发。

3.在社会政策方面，应借鉴其注重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群体、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经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难以为继，重新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社会福利水准仍较低，覆盖面仍很有限，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按照我国宪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在这方面，如果撇开社会制度的不同和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很多政策主张和实践措施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基本目标是社会民主，它要求:生产成果的分配应以人类的基本需求为原则，反对仅仅以利润作为分配的指导原则;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的社会权利，如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的权利、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因丧失工作能力而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获得照顾的权利、青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尊严，消灭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种族之间在法律上以及政治上的一切歧视，实现完全平等。根据上述要求，欧洲社会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都把建立“福利国家”作为实现其社会民主的制度化目标，在一些社会党长期执政的欧洲国家，其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干脆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所谓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经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它并不是由当代欧洲社会党人首创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在工人运动推动下逐步形成的;它萌芽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英国，成形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广泛流行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福利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相继上台执政的欧洲社会党纷纷从资产阶级手里接过了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着重从税收、财政、投资、社会再分配、充分就业等领域入手来实现社会公正。欧洲社会党认为，福利国家制度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制度层面的最突出体现，所以它们大多将建立完善的福利国家写入党纲，作为党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使“社会福利国家政党”的形象到处都成了社会党的标志①参见［德］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在现实实践中，虽然欧洲各国社会党对福利国家制度的理解不尽相同，实行的具体政策措施各有特色，形成了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但其基本内容仍有诸多共同之处，如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补偿制度、社会补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等。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欧洲社会党所推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形成了如下基本特点:一是覆盖面广，在一些国家，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已接近或达到100%;二是保障项目齐全，基本涵盖了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教育等人生必经或偶遇的风险，因而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三是资助金额高，例如在瑞典，失业工人领取的失业津贴相当于其原工资收入的90%，大学生无偿领取的奖学金足以保证其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研究生领取的特别奖学金数额与大学和科研机构正式工作人员的工资相差无几;四是高福利与高税收政策并行，通过再分配缩小了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由于收入差别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但是，高福利是以高税收和高财政支出为基础的，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欧洲社会党所推行的这一政策由于经济发展迟缓、财政支出过大、资金来源不足等原因而难以为继，逐渐走进死胡同，不得不面临重大改革。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停顿或倒退，失业大量增加，国民收入锐减，财政入不敷出，高福利已经成为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就业不充分、收入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低收入阶层庞大、贫困家庭数量众多、基础设施不完备等，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无法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同时注意避免它们曾经走过的弯路。特别是，我国当前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欧洲社会党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它们那样的福利水平。

4.在对外交往方面，应借鉴其较先进的政策理念和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民主社会主义国际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国际民主。在对外交往中，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理念还是很超前的，比如在冷战期间，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就主要是在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推动下实现的。此外，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援助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促进拉美独裁政权和军政府“还政于民”以及推动两大军事集团裁军尤其是裁减核武器等方面，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更是积极推行全方位、多元化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国际问题和进行对外交往时更加灵活务实，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如加强南北合作和改善南北关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加强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公正而持久的世界和平，实行民主的全球社会治理等。应该说，在这些基本主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并无太大分歧，在很多方面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如环境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等，也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全球化挑战过程中十分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欧洲社会党人打着民主、人权、和平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大搞霸权主义的做法，我们是不能认同的。

5.在党的建设方面，应借鉴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并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与当代社会党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在组织原则上也根本不同。我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社会党则坚决反对这一原则，实行“党内民主”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毫无共同之处。民主集中制也是以党内民主为基础的，没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便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统一。而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并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社会党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将直接民主引入党内生活，对党内一些重要选举和重大决策实行直接选举和党员公决;允许和鼓励党内开展民主讨论甚至辩论，借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扩大基层民主，使每个党员都能直接参与党内讨论和决策;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约机制，防止出现集权化和独裁现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增加党内事务的透明度，加强党员和选民对党的民主监督等①参见唐海军《发达国家社会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载《中直党建》2009年第2期;秦占德:《西方国家社会党党内民主思想探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