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翊

支部建在“社群”里

○朱 翊

“白领驿家”是静安区委区政府在“两新”组织党建领域的新探索，特点在于把支部建在“社群”里。“白领驿家”不仅仅为白领提供服务，不仅仅是一个网站、一套服务体系、一种以社会化方式整合资源的形式，其核心是“一群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聚、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是一个有价值依归的情感性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必然会有意见领袖、知识精英，而基层党建就是要争夺这个话语权。

一、从“楼宇党建”到“白领驿家”

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两新”组织）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2年提出“支部建在楼上”起，静安区委区政府根据“两新”组织人员流动性大、组织本身不稳定、党员人数少的特点，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实践：第一，“支部建在楼上”。按“楼宇”立体的区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有效解决了单个企业党员人数不足以建立支部和党员“人户分离”的矛盾，使辖区内的党员能在工作地点参加党组织生活。第二，招聘专职“楼宇”党群工作者（后统称为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为了指导和协调“楼宇”基层党组织开展日常工作，政府公开向社会购买专职党群工作岗位，并通过科学评估和考核，采取契约化管理。第三，以服务创造“组织依赖”。“两新”组织虽然脱离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组织依赖。为了提升品牌价值，他们需要政府的“肯定”；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他们需要组织上的协调；为了提升企业文化，他们也需要党员发挥模范作用。

但是应当看到，虽然“两新”组织党建已经从开始的“门难进、脸难看”到现在受到一定认可，但是真正说到要“政治引领”，恐怕还有很大的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非公有制企业是资产私人占有的性质，不可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出让部分的领导权；而且资本“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天性（追求私利），也天然地与执政党的逻辑（追求公共利益）相违背。因此，一些企业主对在其组织内建党存有思想顾虑或种种误解。而企业内的“两新”党组织也对自己的工作方向、职责和任务不明确，对发挥作用的途径也无从把握。所以，究竟怎么定位“两新”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约束下，静安区委区政府在已有的“支部建在楼上”的党建架构外，另辟路径，尝试在“两新”组织的组织体系外、在工作时间之外，把“楼宇”内的白领组织起来。由于“楼宇经济”是静安区的主要经济形态，2010年静安区百幢重点楼宇的税收贡献率达到70%以上，活跃在商务楼宇中的近20万白领是静安区极其重要的职业群体。如何把这20万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职业群体凝聚起来？根据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要想凝聚人心，必须要有一个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并将纲领付诸行动。静安区委区政府根据“楼宇”内白领迫于工作、生活的压力，在学习、生活、交友等方面的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实际情况，由区社会工作党工委牵头，于2009年12月10日注册成立一家为静安区域内白领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取名“白领驿家”，旨在打造白领们休闲、放松、交友的精神之家。

目前，“白领驿家”在区域内有一个近240平方米的总部和若干服务站。在总部设置了书吧、网吧、咖啡吧、聊天区等功能区，由专职工作人员负责社会化运作。服务站是“总部”的延伸，比如座落于凯迪克大厦的“白领驿家”服务站，使楼宇白领不用出楼就可以寄信、送洗衣物、买药测血压、缴纳水电煤费、进行心理减压等。而这一模式将推广到静安南京路沿线的15-20个楼宇。

同时，按照白领们公共生活网络化的特点，建立“白领驿家”专属网站，着力打造白领们喜闻乐见的网络社区。按照网络社区的一般标准，“白领驿家”网具备独立的个人空间（如日志），公共活动和娱乐场所（如发起话题、活动、视频分享等）以及各种服务（如生活资讯、分类信息等）。

在服务内容上，“白领驿家”以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围绕当前白领对白领公寓、停车、郊游、午餐、健身、休闲等需求度相对较高的方面，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活动。目前，最受白领欢迎的活动主要是“缘来驿家人”（围绕交友、婚恋主题开展系列活动）、“驿家心SPA”（减压主题）、“公益也时尚”（公益主题）。

二、“白领驿家”党建模式的新探索

围绕“跳出党建抓党建”的工作思路，各地基层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各种尝试。有的地方以服务促党建，有的地方以共建促党建，有的地方以发挥党员“争先创优”的作用促党建。这些尝试都是以社会领域的组织化为前提的。在笔者看来，“白领驿家”的特别之处是，尝试在组织体系之外，探索把支部建在“社群”里。白领驿家通过交友、减压等服务，通过白领驿家网络平台，以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价值为凝聚点，把区域内原本呈“散沙”状态的20万白领凝聚在一起。所以，“白领驿家”党建模式也是提供服务、也是开展共建、也是要求党员发挥作用，但是它的核心是“一群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聚、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是一个有价值依归的情感性团体。如果说“支部建在楼上”主要解决了社会领域的组织建设的问题，那么支部建在“社群”里天然地要解决党的“凝聚力”问题。在这个团体中，必然会有意见领袖、知识精英，而基层党建就是要争夺这个话语权。

1.从支部建在“楼”上，到支部建在“社群”里

“白领驿家”旨在打造白领群体的公共生活领域。静安区域内的白领本来是原子化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公共生活，也不关心公共生活。美国政治哲学家麦克尔·桑德尔认为，这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他说，市场对于组织生产、制造繁荣是一个宝贵的工具，但市场不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存在着“市场价值”将“非市场价值”挤出我们的视野的危险，这些“非市场价值”包括正义、公正、平等、社区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感。所以，在社会领域播撒党建的种子，首先必须有公共生活的土壤。我们通常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必须是“积极”的政治角色，主动关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率先垂范。但如果在白领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不关心公共生活的现象，那么他们也很难接受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所以，虽然“白领驿家”主要是向静安区域内的白领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并不仅仅停留在“以服务促党建”的概念上，而是强调塑造一个稳定的群体结构和群体意识，同时，基层党组织积极地参与这种群体生活，在白领们乐见、热议的一个个具体的话题中，塑造和参与白领的共同生活，真实有效地引领他们过“善”的生活。基层党组织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去引导主流的文化和价值。

2.从实体“社会领域”党建全覆盖，到虚拟“社会领域”党建延伸

“白领驿家”旨在探索虚拟网络社区这一新“社会”领域的党建。通常我们关注社会转型，从社会分化、阶层分析的角度比较多，但是实际上，随着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网络趣缘关系成为人际交往和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方面。相应地，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社会领域党建”也主要集中在社会实体领域（即“两新”组织、社区），对于“虚拟社会”这块新社会领域，关注得不多。由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使网络容易成为网民情绪表达的平台和渠道，而且聚集起来的力量巨大，比如2007年厦门市民用网络相约集体散步的方式，成功阻止了一大型化工项目PX项目的上马。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迈尔这样评价现代媒体对政治的影响，他说：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网络更是目前“两新”组织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利用最多的工具之一，调查数据表明，“楼宇”内白领员工35岁以下占总数的70%，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占40%。这类人群习惯在网络上各抒己见，相互沟通，发表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见解。因此，“白领驿家”利用网络构建了“虚拟”领域党建工作的平台，进一步拓展了党建工作开放性、互动性的功能，体现了“实体”领域党建与“虚拟”领域党建的有机结合。

3.从依赖权力性权威，到树立非权力性权威

“白领驿家”旨在探索运用非权力性权威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任何政党开展活动都必须有自身的组织资源。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凭借其领导核心地位,在实际工作中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去解决问题。在当前的社会领域党建中，这种依赖组织资源的惯性仍然深刻影响着基层党建实践。与过去紧紧地依托于政治与行政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方式相比，当前社会领域的基层党建由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转而采用间接的方式利用组织资源。这种依赖组织纽带开展党建的方式，虽然在现阶段是必要之举，也有其优势所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基层党组织依托行政资源发挥作用的空间将日益缩小。因此，“白领驿家”主张坚持党的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多地通过话语权、道德和文化的力量等非权力性的权威来开展党建。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没有任何的行政权力可以利用,党的基层组织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持与增进与群众密切的血肉关系，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邓小平也曾经指出，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之外,应把主要精力用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在社会领域党建，必须注重探索非权力性权威的党建方式。这就要求：一方面，与过去强调组织作用相比，社会领域党建要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作用，以个人的威望凝聚群众，在价值引领中担任起意见领袖、社会精英的角色；二是根据白领公共生活网络化的趋势，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社区中“走家串户”，了解群众需求。

三、“以社会化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还有多远？

除了在党建领域的创新外，“白领驿家”的“雄心”还在于尝试以社会化的方式整合社会资源。所谓“社会化的方式”，与传统的“组织化的方式”相区别，即“人力”直接由组织纽带来动员、“财力”由组织上提供。“白领驿家”目前的“人力”是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来获得，“财力”虽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是按规划将逐步脱离财政支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社会化的方式”并不是纯粹的市场方式。在大政府——小社会的背景下，如果完全回避党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那么党建的工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有的时候，“白领驿家”会表现出“市场”的特征，比如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向专业策划公司、调查公司购买服务；有时又显露出“政府”的特征，比如与政府部门联合举办交友活动，并由社区街道、妇联、共青团等具体承办。应该说，这种程度的政府参与对于“白领驿家”品牌的公信力、对于社会动员的成效是有好处的。所以，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白领驿家”也在寻找政府、市场和个人的边界，当它能够成为一种“资本”，即政府、市场和个人都能够通过它实现“增值”的时候，那么它就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但是，在厘清各自的角色定位之前，或者是在双方的信任度还不足够时，“白领驿家”党建模式的探索将会呈现一种“变化”“调整”的不稳定状态。要达成共识还需要一个过程。

1.“白领驿家”与政府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说，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要让政府从“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中抽身，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当作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把具体的、特殊的、个案的社会服务（即社会毛细血管里的事情）交给社会，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和良性互动。但是，“白领驿家”作为独立性有限的社会组织，同时又带有“政府失灵”的困扰。主要表现为专业性问题、信息不对称、成本意识较弱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政府主要通过契约外包或购买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或者说是社会治理。所以，现实条件给我们的悖论是：现有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一定问题，这往往使得党和政府不得已而去“管”很多原本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实施的事项，这就又导致社会组织更难发育。所以，关键还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尤其是法律、制度方面的规范，肯定其对扩大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对解决社会矛盾、反映群众诉求，维护社会稳定有“缓冲器”的作用。

2.“白领驿家”和市场的关系

“白领驿家”与市场的关系比较简单，主要是契约关系。比如“白领驿家”和区域内400多个商户签订协议，包括星之健健身房、好乐迪KTV等全市连锁的商家，对会员提供专享的折扣和优惠。作为社会组织，“白领驿家”和商户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是两个平等主体，能够更好地争取优惠的价格和完备服务，有利于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虽然政府也可以与市场发生契约关系，但是，在政府可管可不管的问题上，如果政府出面，那就是说政府是有责任的，就要承担无限责任。而“白领驿家”只承担有限责任，更符合社会化运作的要求。“白领驿家”在初期的运作上，主要采用政府支持、社会化运作、公益性服务的运作模式，但是随着“白领驿家”的品牌效应和服务品质的提高，也可以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市场原则，采用政府外包、受益者资助、税务优惠等社会化方式来获取资源。

3.“白领驿家”与个人（白领）的关系

虽然“白领驿家”旨在打造白领的精神之“家”，但是，社会是异质多元的，“白领驿家”不可能满足所有白领的需求，也不可能满足一个白领的所有需求，而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成为白领的基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究竟是哪一方面，也就是说“白领驿家”与社会上千千万万的商业性、公益性服务机构相比，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除了以服务凝聚以外，“白领驿家”还注重以价值凝聚，后者比前者更能够激发“忠诚与团结”的社会资本。以“希望工程”为例，希望工程也是政府（青基会）间接推动下的社会公益服务形式，它的成功就在于打造了“希望工程”的符号资源：支持和参与“希望工程”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情，损害“希望工程”在道德上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正是这种价值的引领，使得“希望工程”能够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资源。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