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夏云

魏绍昌说，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或“鸳蝴派”）和新文学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它们在长达四十年的历程中，“和平共处，互不侵犯”。①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第47页，香港：中华书局，1990。其实，历史远比这个判断复杂。我们知道，五四之后，它们之间就有过多次论争，而且往往是新文学主动出击，批判旧文学，指摘它的是非。鸳蝴派倒是抱着不予理睬的态度，依然故我地写它的美丽文章。虽然偶有回应，那也不过是寥寥数语，聊备一格。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来看，所谓的雅俗之辩，不过是美学上的不同选择，但在新文学人士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们以为这中间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前者为新，后者为旧。而他们要做这样的评判，恰恰就是为斗争策略的需要。旧文学是坏的、死的、僵硬的文学，所以五四起事，就要统统革命。为此，不同美学取向的文学斗争也就由此拉开序幕。这里我依据范伯群在八十年代所划定的三个历史阶段，①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第11-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补充、酌选了一些较为重要的论争材料来做历史的回顾，意图还原现代文学场域内的真实占位格局，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人所谓的“雅俗高卑定位”是如何逐步生成，并固结的。

一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革命时期，这主要是指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它包括了文学革命的酝酿、发生以及持续高潮。在这段时期内，许多五四的前驱先行参与了论争，而那时（一九一九年之前）鸳蝴派的名称并未真正出现，但它已经独步文坛，所以批判也总是含糊地采用“当今文坛”如何如何的措辞，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九年钱玄同发明鸳鸯蝴蝶派这个概念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