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泉 久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
——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宫 泉 久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高密三李；神韵；格调；性灵

高密诗派是清代乾嘉时期以“高密三李”为代表的落魄寒士诗群，它有诗学理论、有诗人群体、有领袖、有骨干，是中国诗歌史上较为少见的真正的诗歌流派。它虽崛起于偏僻的高密一邑，但在李怀民、李宪乔的推波助澜下，克服了孔尚任所说的“地僻则群贤不至”的地域局限，顽强而有效地将自己的影响施展至全国各地，在缙绅官僚诗人牢牢掌控诗坛话语权之时，“独能奋袂其间”，以寒瘦清硬对抗浮靡空洞诗风，成为振聋发聩的盛世异响。

李怀民曾云：“洛阳令单野甫过访，野甫宦二十余年，无宦气。……好作诗，诗亦未能入格。然尝语单廉夫曰：‘《二客吟》非止为乡邑后进程式，乃一代诗运所关也。’廉夫方食，悚然吐哺曰：‘不图君能作如是语’。”[1]“高密三李”同乡单野甫属于科举中式转而学诗以附庸风雅的文人，诗学造诣虽浅薄，他以政治思维审视高密派的诗学活动，认为它的产生“乃一代诗运所关”，则确为真知灼见。高密诗派的诗学崇尚和诗歌实践也显示出，它的崛起一隅与一代诗运有关，也与一代国运有关。

一、一洗神韵藻绘甜熟之习

张昭潜说：“山左自渔洋先生以明丽博雅为诗坛圭臬者百年，其后流弊所至，以獭祭为工，以声调为谐。高密李石桐怀民以张、贾之律救之，一时学者奉为宪令，遂成风气。”[2]（卷一四五）他认为高密诗派是为纠正神韵诗派流弊而产生的。杨钟羲对高密诗派也特别关注，他说：“当虞山、渔洋主盟之后，（高密诗派）独能奋袂其间，声气门户之说一举而空之。”[3]（卷六）杨钟羲认为高密诗派不只是针对渔洋，而是荡尽了虞山、渔洋两家的门户声气之说。汪辟疆将高密诗派的缘起亦归于不满虞山、渔洋诗风的饾饤肤廓、婉弱空洞：“清初诗学，以虞山、渔洋为主盟，天下承风，百年未替。然末流之弊，宗虞山者，则入于饾饤肤廓；宗渔洋者，则流于婉弱空洞。李怀民生于乾隆国势隆盛之时，亲见举世皆阿谀取容，庸音日广，慨然有忧之。乃与少鹤精研中晚唐人格律，而救以寒瘦清真，一洗百年以来藻绘甜熟之习，虽当时排斥者实繁有徒，然数十年中清才拔俗之士，多有闻而信之者。”[4]高密诗派的再传弟子何家琪在《重遇潍县刘子秀孝廉汝宁，获读其诗集，夫诗虽小道，亦有守先待后之贵焉，追述师友感赋长歌》中说：“昔随园氏才恢张，坐令诗教流俳倡。当时崛起高密李，兄弟力以清真瘦削之笔回澜狂。”[5]（卷一）他在《赵月槎诗序》中也说：“自袁简斋以来数十年，诗人半汩于轻薄游戏之习。”[5]（卷一）何家琪认为，高密诗派的兴起，是为挽性灵派诗教堕落之狂澜。袁枚《答李少鹤书》云：“来扎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属老人起而共挽之。”[6]（P169）“以‘温柔敦厚’四字训人者”指的是格调派诗人沈德潜，袁枚的复书认为，高密派“起而挽之”是不满于格调派的“卑靡庸琐”。从诗学活动的实际来看，高密诗派所处的乾嘉诗坛是流派纷呈的时代，在主盟康熙诗坛的神韵派逐渐式微之时，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皆以各自的面目登坛树帜，影响一时，是为一代诗运。而从高密诗派的诗学批评活动来看，它所指责的空洞、卑靡、肤廓、轻薄诗风，不是仅就某一派而言，而是涉及一代诗风，关系一代诗运。

“国朝称诗坛，渔洋起山左；主盟四十年，有似中流柁。”[7]（卷三）王士禛以神韵诗风的猎猎大旗矗立清初诗界，成为“绝世风流润太平”的骚坛盟主。这是他顺应清朝继“武功”平定天下之后弘扬“文治”的历史契机、振兴诗教于“天下且太平”之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王士禛的诗学主张早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复归于唐。早期指王士禛仕宦扬州和此前的一段时间，是其诗学构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其神韵说理论的萌发阶段。中期指王士禛从扬州回到京师、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那个时期。晚期则是康熙二十六年始王士禛于家守丧期间，他当年撰《唐诗十选》，次年撰《唐贤三昧集》。宋荦《漫堂说诗》云：“近日王阮亭《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原本司空表圣、严沧浪绪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认为王士禛选唐诗之举是在纠正宋诗热之弊端。可见，王士禛早年宗唐，由唐趋宋后又回到唐诗，《唐贤三昧集》的编选表明了其最终确立的归向。在多年的磨砺揣摩、神明意会后，他要“揭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选诗的形式配合一代诗运。

清初诗人陈维崧在为王士禛诗集所做的序中说：

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戾者声直中夫鞞铎，淫哇噍杀，弹之而不成声。夫青丝白马之祸，岂侯景任约诸人为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吾闻君子欲觇世，故先审土风；故大夫作赋，公子观乐矇所掌，盖其慎之。今值国家改玉之日，郊祀燕飨，次第举行；饮食男女，各言其欲。识者以为风俗醇厚，旦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忧家室之未靖，悯衣食之不给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8]（P497）

可见，陈维崧认为：从甲申国变以来，诗坛的变风变雅之音，在神韵诗风的弥漫中，渐渐成为隐没于盛世元音的异响，纷繁而带有凄厉色彩的众多诗派逐渐归于“醇雅”、“正宗”之一尊。“而一代风气之所主，断归乎公，未有易之者也”，这与王士禛的诗学成绩是密不可分的。

王士禛成为清初诗坛的一代诗宗，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他自觉追求建树所赢得的社会认同。他把中国诗歌尚含蓄蕴藉的审美特征推向极致，毫无疑问是对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贡献。王士禛神韵诗什是以冷静的态度，把各种意象、事件、掌故、引语有序地结合起来，暗示出诗人的个性与性情。这就需要读者能够在审美情趣上产生共鸣，领会诗人的情感，因而往往使读者对其作品形成“少性情”的印象。袁枚说“阮亭一味修饰容貌，所谓假诗是也”[6]（P208），就是批评王士禛过于追求“味外之旨”的审美趣味，以致诗歌旨意含蓄乃至空洞、肤廓。李怀民把王士禛的这一缺失称为“客气”：

阮亭曰：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诗家妙谛，无过此数语。怀民曰：此言能事之妙，非谛也。阮亭谈龙贻讥秋谷，诚若言，使学者蹈空捉摸，岂不误尽天下。吾故曰：渔洋客气多。[1]

李怀民认为王士禛此论飘忽渺茫，如神龙首尾皆不可见，不真切实在，使学诗者无从捉摸。所以针对王士禛的“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之论，李怀民曰：“引入空虚无际，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故见误人不浅。远人无目非近人亦无目。”[1]

王士禛并非不重视诗歌真情的表达，他赞赏诸葛亮、李密、陶渊明不为文而文，而情感如肺肝流出，真实感人。王士禛说：“《墨客挥犀》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公《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来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殊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对此，李怀民说：“诚实二字正对客气言。阮翁知引此论，自是有见识。然何一生多半客气。”[1]李宪暠对王士禛神韵诗风的批评则更为直接：“渔洋诗，除脂粉气，便是台阁气；除台阁气，便是书籍气。书籍气，虞山所谓则也；台阁气，虞山所谓典也；脂粉气，虞山所谓远也。脂粉气即儿女子语也。余谓张公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正可移赠。”[9]王士禛以神韵相号召，目的还是明确对诗歌兴发感动作用的重视，但是他对诗歌的兴感体悟不免偏颇。他喜好用自然景物唤起感发情趣的倡导，造成以空洞无物的景物诗歌作为写作鹄的，将真正感动之力抛却一边，成为另一种流弊。因而其诗歌缺少郁勃叱咤之气，以致“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自然带有卑弱、空洞的缺点。

二、力除格调阿谀取容之风

沈德潜总结了儒家诗学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理论，直接继承并发展了王士禛的神韵理论。其诗学理论的特点就是将重功利实用的诗学思想与审美形式相结合，体现了乾隆盛世对文学歌功德、颂休明的要求，是统治阶级典型的盛世文化心理。

沈德潜诗学理论的成形是在其受特达之知前，并非因为乾隆的眷顾和训导而为之，而是他“却共温花荣此日”、“葵藿倾太阳”，出于对封建统治的自觉维护。诚如高密派诗人单廉夫所说：“国家承平日久，文教覃敷，通儒硕师缀文之士，莫不自致，希日月之末光，骎骎乎庙廊之上矣。”[10]出于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沈德潜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11]（P1）诗歌要言有物，一是要有性情，这个性情要符合儒家之道；二是要关乎人伦日用，也就是要将“理性情”和“善伦物”结合起来。沈德潜在重视诗歌伦理道德价值的同时，又强调诗歌要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放纵，而戚若有亡，粗粝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与诗教日以傎矣。”[12]（卷六）诗人的意见要以委婉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即“以微言通讽谕”，要使自己的意见含而不露，让他人在“言之余”领会；而不能毫无节制地言无不尽，使忠厚之道丧失，诗教沦落衰亡。这种温柔敦厚的诗教既要求表达性情之正，也要求表现方式和平，委婉以讽。

沈德潜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上高扬伦理道德价值，表达上则温柔敦厚，因而使其诗歌滑入平庸乃至萎靡。“高密三李”对这种诗观直接进行了批评。如李怀民在《与某论诗》中说：“所谓性情者，非必如海阳鞠慕周所谓致中和也。诗人性情只是不合于众，不宜于俗耳。略似古狂狷一流。狂者如嵇康、阮籍，狷者如梁鸿、范丹、唐之卢仝、马异、孟郊、贾岛，宋之石曼卿、梅圣俞、黄山谷、陈师道等。”[1]李怀民反对诗歌表达性情的中正和平，认为诗歌表达的性情是狂狷者的性情，应该不合于众，超出流俗。李宪乔也指责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诗教，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性情不真，致使诗风庸琐卑靡，其《与袁翁子才书》云：

忠信廉洁，本当尚也。而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则目之为乡愿，深恶而痛绝之，何也？恶其妄附假托，而非真也。来书云学圣人之言，而至于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正同此旨。 近来学诗之弊，必惩乎此者。因见有一大老，负当世重望，观其所著，庸琐卑靡。而其选诗与持论也，必曰温柔敦厚。夫其所谓温柔乃淰淟也，敦厚者乃媕娿也。后生小子既震乎其名，又见其称述不谬于圣人也，遂翕然奉之。相率而成庸琐卑靡之习，而诗几亡矣。此其为诗害，尤甚于许行之乱治，乡愿之贼德也。[13]

李宪乔认为，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教就是要泯灭诗人的真性情，谄媚于圣上，取悦于世俗。沈德潜的部分诗作确如李宪乔所言“仰体圣意”，以温柔敦厚作则。此部分诗作也受到了其他诗论家的批评，如法式善云：“作诗翻案，恐伤忠厚。沈文慤公《昭君图》两首结句：‘君王不好色，遣妾去和亲。’‘无金偿画师，妾自误平生。’弥觉温柔耐诵。”[14]（卷二）计发也说：“沈文慤《明妃词》：‘毳帐琵琶曲，休弹怨恨声。无金酬画手，妾自误平生。’评者谓其怨而不怒，为此题绝唱。”[15]（卷三）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的谲文而主谏，怨而不怒；而沈德潜的诗歌却是让弱者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地顺从现实，甚至无须分辨是非曲直。他的这套理论看似“不谬于圣人”，却与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大相径庭；其影响却至大：后生小子翕然奉之，“相率而成庸琐卑靡之习”，以致李宪乔斥责为“乡愿之贼德”。“乡愿”语出《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16]（P186）《孟子·尽心下》云：“万子曰：一乡皆称愿人焉，无所往而不为愿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17]（P341）可见，“乡愿”就是人们俗称的“好好先生”，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惟恐跋胡疐尾，没有自己的真性情可言。

沈德潜在发达之前写过一些关怀民瘼、哀悯众生的诗歌，其中颇有一些不平则鸣的君子浩然之气。而一旦得到皇帝的优遇眷宠，其诗歌创作则倾向于歌功颂德，其诗论则以温柔敦厚为语调，而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其在诗坛的群起影从，他对当时诗风的影响是负面的。对此，李怀民批评说：“文昌之赞公（韩愈）曰：独以雄直气，发为古文章。盖所重者，雄直之气。即孟子所养者也。有此气则有此言矣。若仅学为方正严厉之言，内多欲而外嗜仁义者，皆得以伪为也。……近来又有以风雅自任者，开口便言《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及观所作，不异土苴，皆无其气而强为言者也。”[1]作为能够体察圣意的文学侍从，沈德潜骨子里缺少以万乘为僚友的雄直之气，因而他所强调的以温柔敦厚方式诗谏圣上，就只剩下逢迎、阿谀了。

三、弃去性灵粗鄙村率之格

与沈德潜的诗歌性情观不同，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歌性情是以自我为核心的，注重的是人的自然生命。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因素是真性情，如其《再答李少鹤》云：“足下论诗，讲‘体格’二字固佳，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体格是后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13]儒家诗学的诗言志原则，要求诗歌所抒写的情感与作者的真实情感应该是一致的，所谓的“修辞立其诚”。但儒家诗学除了情感的真实性原则外，还有道德原则：诗人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沈德潜所说的“有第一等怀抱，斯有第一等好诗”。袁枚虽未否定儒家诗学的诗言志原则，但其志即真性情中减少了道德的成分。他对李宪乔说：“足下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留恋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不可看杀也！谢傅之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夫子余语及之，而夫子之志岂在是哉？”[13]袁枚认为，不要将儒家之志看得太拘谨，谢安沉迷山水，韩熙载纵伎淫乐，虽非一生如此，但也是一时之志，这种性情也是诗歌应该表达的。

袁枚的真性情关注的是脱离儒家伦理道德束缚的个体生命，故其诗歌性情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说：“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之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18]（P73）即：诗歌要表达诗人自己的真性情，而不是经过伦理道德过滤的性情，它能够体现出鲜明的自我。而鲜明的自我不再坚持道德性原则，只坚持真实性原则。在袁枚看来，诗人不必有崇高的道德，因为他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他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而，诗人应该从崇高回到世俗。对此，李怀民说：“子才历游天下名山大川，到处以才名打取赆仪，穷奢极欲，非真诗人本色也。子才自制行舟，美可以鑑，伴行以年少丽人，饮食检择精凿。”[1]他批评袁枚喜爱美女、财物，追求充分满足七情六欲的物质欲望，认为他抛弃了士人在人格上的自律和完善，不是真诗人本色。袁枚却始终对自己的欲望毫不掩饰，而且理直气壮进行辩护：“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圣门四科，必使尽归德行，虽宣尼有所不能。”[19]（P526）他坚持才性就是人的天赋本性，认为孔门的德行、文学等四科的划分是出于尊重才性的角度，人的天性如此，德行、文学等没有高低之分。

袁枚还强调要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包括情欲。他公开声称好货好色是人之本性，是人之常情；而不好色货者，泯灭人情，鲜不为大奸：

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后之人虽不能如圣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以不能忍，则毷氉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隐隐在也。自有矫清者出，而无故不宿于内，然后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动也；一饼饵可以终日，然后可以浚民之膏，减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谢绝亲知，僵仆无所避，然后可以固位结主，而无所踌躇也。己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己不欲达矣，而何达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19]（P374）

袁枚以儒家推崇的圣人为例，证明自己好货好色情欲的合理性，从而为自己的“邪行”辩护。袁枚还在其《答杨笠湖书》中为自己好色的癖好列举出种种明证：被孔子敬仰的文王、东晋贤相谢安等都有好色的行为，却未因此受到人们的诋毁，依然是被人尊重的历史名人。谁也无法否认袁枚言论的合乎历史事实，也无法否认其言论的合理性。袁枚还认为：“情之所先，莫如男女。”儒家圣贤孔孟都对男女情欲予以理解，何况凡夫俗子。因此，他对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不选王次回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从肯定男女情欲出发，他称赞王次回的艳情诗为本朝绝调：

香奁诗，至本朝王次回，可称绝调。惟吾家香亭可与抗手。录其《无题》云：“回廊百折转堂奥，阿阁三层锁凤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轻借指声敲。脂含垂熟樱桃颗，香解重襟豆蔻梢。倚烛笑看屛背上，角巾钗索影先交。”……“惺惺最是惜惺惺，拥翠偎红雨乍停。念我惊魂防姊觉，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倾身让，风过窗棂侧耳听。天晓余温留不得，隔宵密约重叮咛。”……欲戏谓：“诗中境界，非亲历者不知。然阿兄虽亲历，亦不能如此细腻风光也。”[18]（P632）

王次回的香奁诗皆为男女偷欢之作，《支那诗论史》称其性情“近乎妓女嫖客的性情”。而袁枚对此却很欣赏，说诗中性情若非亲历亲为是不了解的，并叹息自己就是亲蹈其境，也写不出如此令人神魂颠倒的诗情。

对此，李宪乔在给袁枚的信中指责沈德潜“诗教卑靡，为后学累者”，开始并未指明针对的是沈德潜。袁枚心里却甚为狐疑，他在《再答李少鹤》说：“（李宪乔）所指摘诗教卑靡，为后学累者。初读之，竟有杯弓蛇影之疑，今蒙明教，方知为归愚一翁。”[13]实际上，李宪乔信中明指的虽是沈德潜，暗指的就是袁枚，他是有感于袁枚的喜近红裙、提倡抒写男女之情。近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中也抨击《随园诗话》：“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于诗；《毛诗》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诗，又斥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未闻光天化日之下，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至于如是之极者也！”他痛斥袁枚主男女之情的性灵说是非圣无法：“谓言情妙于男女”，“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李怀民对袁枚的批评不如章学诚之过激，但他对袁枚性灵派诗学的批评却是一针见血：“吾乡渔洋先生诗驰名海内，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习气，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1]

李怀民认为袁枚性灵派的缺失在于诗格不高，其表现之一是在诗歌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性情的低俗，其财色皆好的世俗之情粗鄙村率；相比王士禛神韵诗歌的涂饰柔腻，袁枚的性灵派诗教流入俳倡，使后进诗人沉溺于轻薄游戏之习，其格调更低下，影响更恶劣。

盛世诗坛的鼓吹休明、歌颂圣德，使肤廓、空洞、虚假成为一时诗运，本应有更多士人针砭时弊，力挽颓势，而萎靡轻薄却又蔚然成风。高密派诗人故出其谠言正论，以维持世教，作为盛世之一助。

[1]李怀民.紫荆书屋诗话[M].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

[2]张昭潜.澹园诗选[A].山东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杨钟羲.雪桥诗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4]汪辟疆.论高密诗派[J].中华文史论丛，1961,（2）.

[5]何家琪.天根诗钞[M].光绪三十年封丘何氏刻本.

[6]袁枚.小仓山尺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7]宋湘.红杏山房诗钞[M].清乾隆刻本.

[8]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

[9]李宪暠.定性斋诗话[M].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

[10]李怀民.石桐诗钞[M].光绪丙戌西安郡斋栞本.

[11]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

[12]沈德潜.归愚文钞[M].清光绪刊本.

[13]李宪乔.凝寒阁诗话[M].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

[14]法式善.梧门诗话[M].民国二年重编钞本.

[15]计发.鱼计轩诗话[M].适园丛书本.

[1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8]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9]袁枚.小仓山房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The Poetic Style Related to Gaomi Poetic School

GONG Quan -j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Gaomi poetic school was a very regional poetic group during the reigns of Kangxi and Qianlong Emperors of the Qing Dynasty.Li Huaimin, Li Xianhao and Li Xianqiao were the chie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chool.They tried to imitate the “repeated chanting” of Tang poets Zhang Ji and Jia Dao.Their poem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poem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ree li’s in Gaimi; romantic charm；style；spirit

I207

A

1005-7110（2012）04-0121-06

2012-04-12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清代高密派诗学研究”（项目号：09CWJ02）的阶段性成果。

宫泉久（1965-），男，山东昌邑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主任编辑，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潘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