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熟 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赫德与葛雷森的恩怨

贾 熟 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葛雷森是赫德的重要助手，赫德把他推荐给李鸿章，受到了李鸿章的重用。他忠于职守，毫不客气的指出赫德订造的军舰有缺陷，赫德认为他投靠了李鸿章，忘恩负义！又给李鸿章推荐了琅威理。赫德与葛雷森之恩怨，对研究中国海军史来说，也是颇为重要的。

赫德；葛雷森；李鸿章；中国海军；丁汝昌

赫德，英国人。1854年来华，于香港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次年，任驻宁波副领事助理。1858年调任广州领事馆助理。1859年，任中国海关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继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P730）。他立意劝说清政府建立一支小型舰队，军官由英国人担任，士兵由中国人担任，作为中国海军的核心[2]（P78）。

1870年1月，葛雷森进入中国海关。他也是英国人，通晓汉语汉文[3]（第1册，P343），曾当过听差，轮船上的水手，英国皇家海军[3]（第1册，P484）。1872年，任海关缉私用大巡船“飞虎”号管驾官。

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10月31日，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签字。11月5日，清廷命李鸿章等于总理衙门条奏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诸事详议以闻。12月6日，文祥等奏，台事虽结，后患堪虞，宜及时购办铁甲船、水炮台。清廷命李鸿章等迅速筹款购办[4]。1875年5月30日，清廷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7月22日，总理衙门命赫德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英国购买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炮舰（亦称蚊船）[3]（第1册，P679）。

1876年1月1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也许，我将派哥嘉和葛雷森以及中国船员回国，以便把炮舰接来”[3]（第1册，P341）。哥嘉也是英国人，1870年1月进入中国海关，任大巡船“凌风”号管驾官[3]（第1册，P224）。

1877年1月，赫德任命“飞虎”号管驾官葛雷森为广州副税务司[3]（第1册，P484）。1879 年春，葛雷森回英国度假。

该年夏天，金登干所购之“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舰，由琅威理管带驶往中国[3]（第1册，P681）。琅威理为英国水师总兵[5]（P271）。

9月8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你如知道葛雷林和康发达现在何处，可通知他们，要在1880 年 4 月 1 日前回中国报到”[3]（第2册，P232）。

1880年4月，葛雷森已经回到了中国。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们让哥嘉知道台及提督一起管理北洋舰队……，葛雷森则受命负责主管一艘教练船，并在天津开办一所水师学堂。这两个人都会说中国话，并能与中国佬相处得很好，我相信他们会干得很不错的”[3]（第2册，P330）。所谓道员，即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字仲韬，浙江钱塘人。为吏部尚书许乃普之子。曾任李鸿章的洋务翻译委员。曾参加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时任职北洋水师营务处[6]（P121）。所谓提督，即海军提督丁汝昌。丁汝昌（1836-1882），字禹廷，安徽庐江人。曾隶淮军刘铭传部[1]（P6）。李鸿章则称葛雷森为北洋水师总教习[6]（P121）。

1880年12月8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暂时保密：我们将派出我们自己的中国水手到英国，把那几艘撞碰船带回。葛雷森和丁提督先去，当他们确知撞碰船何时可准备好启程时，就打电报给上海，然后章师敦带着水手们搭乘招商局的一艘轮船前往英国，他们将往纽卡斯尔，如可能，一两天后即乘上撞碰船回国。……你要帮助葛雷森和丁提督，两位都是很好的人。”章师敦也是英国人，1880年4月进中国海关，任大巡船“飞虎”号管驾副（大副）[3]（第2册，P465）。

1881年1月24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当葛雷森为派中国水手去英国驶回那几艘撞碰船的事致电上海时，务请你也给我发封电报，以使我及早知道中国水手出访的消息。你对葛雷森或丁不要太奉承，但要给予帮助且又彬彬有礼。……我们要三艘炮艇（罗斯带的一批）一起开到，两艘巡洋舰（葛雷森带的一批）不要与炮艇一同来，但要同时到达。大致上炮艇可在4月起航，巡洋舰可在 5 月启程”[3]（第2册，P492）。28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李中堂（案：指李鸿章）已授权葛雷森觅取巡洋舰系泊用具，把它们用巡洋舰带回国，安放在牛庄南面叫作旅顺口的锚地。系泊浮筒在上海制造，但锚链和锚则由葛雷森去采购。他知道需要什么，如有可能，由巡洋舰里带回来。我唯恐葛雷森忘了，因此把哥嘉为我画的一张草图附上”[3]（第2册，P496）。2 月 6 日，在另一封信里又写道：“不要把葛雷森看得太高，不要让人们认为他或丁是非常大的人物”[3]（第2册，P506）。

葛雷森奉李鸿章之命，到英国去验收军舰，他尽职尽责，非常认真。2月1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本月14日，我与丁提督和葛雷森一起前往纽卡斯尔，我们今晨返回城里。提督似乎对他的这次访问很满意，并用热烈的言辞对一切都表示欣赏。他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来写他的报告，报告由葛雷森送交德璀琳，呈交总督（案：指李鸿章）亲呈。葛雷森提出的各项建议，很少是未预料到的，他对承包人愿意满足每项愿望和要求也很感动”[3]（第 2册，P510）。

25日，葛雷森上校与丁汝昌再至纽卡斯尔，参加检验大炮的工作[3]（第2册，P517）。

赫德、金登干对于德国和他们的竟争十分关切，葛雷森、丁汝昌曾到德国去考察。4月22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本月18日，葛雷森与丁提督返回伦敦。他们观看了什切青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工厂”[3]（第2册，P541）。

4月24日，章师敦率“海镜”号炮艇到达伦敦[3]（第2册，P548）。运来了接收“超勇”、“扬威”两巡洋舰的船员。

5月1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案：指李鸿章）认为这么好的船，船上又有中国船员，无需给船保险，但如能按3%的费率保险，他已让丁和葛雷森他们自己来决定。……丁只是个挂名领导。他被提升来管理水师后，人们认为他是位既能在岸上指挥，也善于在舰上管带之才（他或许是如此！），但他以前从没见过一艘舰船。他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谦逊且有几分机智，并且他不要自己亲自指挥船员去收起水泵、拆散舷梯或是拉起漏斗，而可以把那些事情都留给葛雷森一伙去做”[3]（第2册，P553）！

关于给巡洋舰保险的事，金登干在6月17日又写信向赫德报告说：“葛雷森觉得要让丁提督懂得这问题还真有点困难。提督认为保险可能是对他的勇气的怀疑，他提醒葛雷森李鸿章是多么坚决地表示反对保险的，说别国政府并没给他们的战舰保险。不过最后提督还是承认给船保险确是稳健的行动，并要求我给您发电报时要说清楚：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的生命的安危，而是国家财产所承担的风险，因此如果他们都丧生，至少政府的钱，或政府的财产的价值不会受到损失”[3]（第2册，P577）。

赫德给金登干电报：“未给丁和葛雷森关于保险的进一步指示，你不要干预。”7月8日，金登干给赫德写信说：“丁和葛雷森都告诉过我，李（案：指李鸿章）希望丁就所有事情与我商量，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是坦率竭诚地提出我的看法。如今我已告诉葛雷森，他和丁解决保险问题时不要征询我的意见。我估计他们会决定不给舰艇保险，认为这样可以取得李的欢心”[3]（第2册，P587）。7 月 27，日在另一封中又说：“我认为，葛雷森把它作为一件业务，是愿意给巡洋舰保险的；但他知道李的意见后，由于策略原因，他将不会那样做了。……葛雷森和章师敦在外国官员们面前尽量使他们自己处于幕后，而让中国官员们出头露面”[3]（第2册，P601）。8 月 8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像不懂行的人一样，尽管巡洋舰未保险，也不管英国高级船员们为了炮艇安全驶回而保了险，李仍然想让巡洋舰上的中国船员获得把两艘巡洋舰安全驶回中国的荣誉！这真是一种荒谬的因果倒置，所以留给丁和葛雷森来决定——是推委责任而已”[3]（第3册，P605）。

8月17日，两艘巡洋舰离开普利茅斯，开往中国[3]（第2册，P611）。8 月 26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阿姆斯特朗厂在按照另一种式样完成了某些部分之后，又根据葛雷森的建议作了很多变动，真是够客气的了；但是他们可能做得太过分了。葛雷森（他是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带有他那个阶级的缺点）大概会把所有坏事都记在阿姆斯特朗厂的账上，而把一切好事都算在自己头上。我已听说他不是责怪钢板的质量而是责备钢板装配在一起的方法，并预言说射击了一些时候后，船就会散架”[3]（第2册，P618）。9 月 11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看来葛雷森大概会因为一下就作出过多的推断，而造就一些忧虑不安。例如，在测试时因为大炮射击而震松了一两个没拧紧的铆钉，他就发表意见说那两艘巡洋舰虽是用的上等材料，但由于工作质量粗糙而建造得不完善。当然他由于一帆风顺而有些忘其所以，不过，我将不得不叫他稍稍住口”[3]（第2册，P626）。葛雷森在验收工作中尽职尽责，使得赫德怒气冲冲！

9月16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管驾葛雷森肯定从塞得港和苏伊士给您写过信，来叙述倒霉的‘扬威’号所发生的事故。我相信恶运不会总缠着它，并且今后两艘船将结伴行驶”[3]（第2册，P628）。23 日，在另一封中又写道：“葛雷森是个挺好的人，我们设法合作得非常好，但他显然认为自己眼下是完全为总督（案：指李鸿章）服务的，认为自己应按照从总督或德璀琳（案：为李鸿章的亲信）那里接到的命令办事。我在公文中总是称他为‘副税务司’。”[3]（第2册，P629）。9 月30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假如航行成功的话，我想葛雷森希望在天津会有一位水师官员前来迎接。他是一个非常崇拜总督的人，他的策略似乎是迎合总督的兴致和爱好”[3]（第2册，P631）。

10月16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 道：“法国人企图让李聘用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水师最高职位，美国人现在则促使李任用水师提督薛斐尔。目前是哥嘉和葛雷森在掌权，海关的控制是牢靠的。但挡 着我的路的是：A、英国的法律不许英国人在战时指挥作战（别国人可以）。……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要它把英国当作它的最好的朋友。英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反对我的，而其他国家的活动简直使英国自杀的深渊加深五倍。该死!该死！！该死！！！”[3]（第2册，P638）。

10月21日，金登干写信给赫德，说章师敦是属于中国水师，与海关无关，“曾诬蔑这两艘巡洋舰是骗人的东西，他说中国政府经常受人欺骗，他们将会感到非常失望等等。……但愿我们一切都错了，但愿章师敦会给您和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不过，要是他和葛雷森早晚闹翻了，并且成为仇人，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3]（第2册，P641）。28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我感到惊奇地听到有像炮艇那种不结实的船上安装38吨大炮经验的葛雷森，竟然预言这两艘巡洋艇在开过几次大炮之后就会散架。”[3]（第2册，P645）。

11月13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葛雷森每遇上机会就讲这两艘船的坏话，……有些人爬上来后就过河拆桥，……我感到很难过。但由于我很沉着对待，我可以说‘总会轮到我嘲笑的时候’[3]（第2册，P656）！ 25 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您告诉我关于葛雷森的事，使我大为吃惊，……我担心他是‘一个被事业获得成功以及他被放在一个他受的教育和训练程度不配担任的职位所宠坏了的人’”[3]（第2册，P663）。

12月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一周前李视察了两艘巡洋舰。……而是几乎没有预先通知就启程前往旅顺港。途中舰船在北直隶湾遇到了一场11月份以此闻名的可怕的雹和雪的袭击。两舰却像碰到好天气那样前进，……返航时……全程平均的时速都在15海里以上。……葛雷森没有‘经得住考验’，事业上的成功惯坏了他。据说他变得傲慢狂妄，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爱讲下流话等等、等等，……我觉得很惋惜，因为他有些非常好的品质，并且熟悉他的工作。……我不得不给李写了几封信，警告他不要被葛雷森的小题大做所吓倒。我相信，在他安全地度过了一次可怕的风暴，并且在十一个小时左右行驶了172 英里之一，他自己会觉得‘眼见为实’”[3]（第2册，P670）。

1882年7月23日，朝鲜京城兵变，大院君李昰应专政。8月9日，丁汝昌率兵船三只赴朝鲜。26日，吴长庆、丁汝昌执李昰应。9月7日，回抵天津。10月12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琅威理现在天津，李对他的任命已基本解决，头衔是‘总查’，每月薪俸六百两银子。……昨天发布了谕旨，嘉奖所有同朝鲜事件有关的人员。丁和另外几个人得到了黄马褂，葛雷森获得总兵衔。事情做得极为圆满，实际上，是北洋海防，或北方海军做的，没有它，这一行动绝不可能，海军因此吉星高照”[3]（第3册，P139）。11 月 7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威理终于得到担任‘总查’的任命，任水师提督丁的副提督，……我不知道葛雷森、哥嘉和葛果德将怎么办，他们都威胁说不在琅威理的手下服役——可是他们必须服从命令[3]（第3册，P155）。12 月 4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葛雷森已去北京说他不想在琅威理手下服务，要求离去，李总督说他不让他走——如果我说他可以走，李会大发雷霆；要是李说他可以不归琅管辖而是自主的，那琅就不会留下来！……请想一想，总税务司要想方设法使各种各样的人都心满意足，是多么难啊”[3]（第3册，P171）！ 12 月 10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葛雷森：我已同意他请假并建议李试用一下法乐接替他。李欣然接受这一建议。我觉得他也有意让葛知道并非缺他不可。葛工作不错，是个讲究实效的人，值得称赞。不过，他也有缺点，我认为这次教训对他来说利大于弊”[3]（第3册，P175）。12 月 17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法乐即将掌管教练舰，葛雷森将回国休假两年。要密切注视他的动态。我完全相信他可能将会利用时间学习；可是，他也许在回来前或回来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活动。琅将会诸事顺手，没有不服从他或和他作对的下属（或同事），必然会一切更好”[3]（第3册，P180）。1883 年 1月17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至于舰队，琅威理已在那里工作，我不认为他感到他的人员和船只的情况良好，并且我担心葛雷森极力使中国人喜欢他和讨好中国人，而不是设法改进他们的海军的状况。葛雷森一听到人们提及他飞黄腾达的话题，就非常恼火。他不能忍受别人暗示他在某件事上得感谢某人。……可是当人们发现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值得称赞，但在他的地位升高后总是表现出要忘恩负义时，这就扰乱了彼此间愉快的关系。……而葛雷森的态度显然就是如此。……葛雷森现在犹豫不定，困惑地不知是抓住我好呢，还是抓住李好”[3]（第3册，P197）！

1月25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道：“我预料葛雷森不喜欢在琅威理手下工作，因为他知道琅威理不会让事情马马虎虎地进行，并将恪守严格的海军纪律和礼仪。人们会认为您为葛雷森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一定会感到他的职责是按照您的愿望行动，并且假如您希望的话，他会在琅威理的手下服务的”[3]（第3册，P203）。2 月 25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当葛雷森返国休假时，如果能办到，不要让海军部或海军军官们过分地对待他。他并没有为李、为中国、为英国或为我做出最好的工作，而是为他自己工作，或许为他自己也没有做好工作”[3]（第3册，P218）！ 3 月18日，赫德又通知金登干说：“葛雷森：已休假离去”[3]（第3册，P229）。3 月 23 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葛雷森的策略是脚踏两只船。如巡洋舰（未保险）顺利到达，他将得到李的感谢和擢升，但是如果发生任何事破坏了这一结果，他会转而依靠您。他和葛德立谈话时并不掩饰这点。在这里时他的行动好像德璀琳是他的上司。这是试图搞一仆二主的故伎了！章师敦：……他只是跟着葛雷森跑，而葛雷森一直在耍手腕”[3]（第3册，P235）。

赫德对葛雷森仍然非常注意，7月5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信中，特别提问：“你可曾看到或听到葛雷森的任何事或他的活动吗”[3]（第3册，P306）？ 8月17日，在另一封信中，又特别提问：“你究竟见过葛雷森没有”[3]（第3册，P330）？ 8 月 31 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葛雷森：两周前他在下班后来这里，何妥玛通知了义理迩，但义理迩忘记告诉我了。昨天晚上下班后他再次来访，向何妥玛打听去坎特伯雷的火车，我猜想他住在那里。他两次都没给我留下名片或口信，但他问起葛德立的地址。葛德立目前在泽西”[3]（第3册，P340）。9 月 7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报告说：“刘步蟾：……他告诉我说，……把属于代理提督的权力交给葛雷森是个错误，葛雷森是教练船第一流人物，在教练船上他可指导炮手和海军军士，但在指挥岗位上则需要一位有教养的人”[3]（第3册，P344）。

10月24日，赫德写信告诉金登干，说葛雷森曾劝李鸿章，使李鸿章采纳赫德的好建议，又不交给赫德去办，而是交给其他人去办，获得成功，不使赫德居功[3]（第3册，P380）。

12月2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葛雷森：前几天他在这里，我们的会见为时不长。他说李（案：指李鸿章）一批准，您就会准他的假，李不想让他走，但不管李批不批，决定要去度假。他没谈到任何关于巡洋舰的事，他唯一谈到琅威理的是说他工作很努力。看来他闲适地呆在坎特伯雷他的家里，但我对他的行动，并未提任何问题”[3]（第3册，P435）。1884年2月1日，又报告：“葛雷森：前几天来访，他在德璀琳家作客。他（葛雷森）说李凤苞手下的一个人，用中文写了一份反对巡洋舰的文章，并呈交李鸿章，那文章是日意格口授的。我问他可曾听到过什么关于什切青铁甲舰的事，他回答说他避免打听这事，也没有到那地方的附近去过”[3]（第3册，P463）。

1887年3月5日，赫德通知金登干：“葛雷森将担任委办缉私船税务司”[3]（第4册，P503）。6月23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诺登费尔特将于下周初将其价格寄给我。……葛雷森曾经推荐诺登费尔特机枪，……诺登费尔特在机枪方面依然优越其对手”[3]（第4册，P598）。7 月 3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关于霍奇基斯与格林机枪对诺登费尔特机枪一事，葛雷森最知道需要哪一种。我们正在香港建造6艘吃水浅的巡船，将分别于8月、10月、11月、12月、明年1月和2月下水，希望你能把武器弹药按1号、2号等等的顺序成套地发来，以便于每艘船都可以立即武装起来，而不必待全部到齐后一块武装”[3]（第4册，P605）。

1888年5月13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赞扬葛雷森既对所分担的工作负责，在值班时也负责[3]（第4册，P733）。

7月27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葛果德对在英国定作的巡船 方面找差错，“毫无疑问，葛雷森和葛果德在干对彼此有利的事，看来葛果德好像曾经是向葛雷森提供消息的人。实际上，他们看来就是喜欢玩弄过去在撞碰船队问题上玩弄过的手法”[3]（第4册，P767）！ 9 月 9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葛果德和葛雷森只要各自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让他们去钩心斗角。这不会太多地影响工作。但不管你听到什么消息，还是照样让我知道”[3]（第4册，P791）。

1889年6月16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我们收回了葛雷森取走的全部文件，但是他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刚被护送回家，被宣告他的病已医治不好（脑子有病）”[3]（第5册，P65）。8月18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葛雷森已在他兄弟照管下经由美国回国。他患脑软化，医生说已无法治疗。自我任命他为委办缉私船税务司以来，他为海关和我都服务得很差劲”[3]（第5册，P86）。10 月 20 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可怜的葛雷森，我料到不会有好消息。很遗憾，他担任委办缉私船税务司一年，各方面工作都搞得非常糟糕”[3]（第5册，P112）。

1890年9月11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你是怎样照应葛雷森的？他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不太懂这附件（小葛雷森给裴式楷的信）的意思，这可能有点挖苦，谁知道呢”[3]（第5册，P252）！

1890年10月7日，金登干电告赫德：“葛雷森昨日去世”[3]（第8册，P677）。10 月 12 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可怜的葛雷森，对于他的康复我并没有抱着奢望，我希望你能去送葬”[3]（第5册，P266）。金登干写信告诉赫德他参加了葛雷森的葬礼以后，12月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得知你参加了葛雷森的葬礼，我很高兴”[3]（第5册，P298）。12 月28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葛雷森“他开始工作时是个很有前途的人，而且在某些方面大有用场。但他却没有取得突出‘成就’，父母没有遗传给他为经受严峻考验所应有的智慧。作为稽私税务司，他在某些方面给我带来很多麻烦，而他经常爱争论的习惯在一个税务司的光彩的画面上也并不‘太美好’。我喜欢他、推崇他，并且助过他一臂之力。在一定程度上他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如果用无情的海关观点看，他回海关来工作将是令人为难的，因为我也许本该或者把他降为副税务司，或者派他重新担任船长去”[3]（第5册，P306）。

葛雷森本为赫德在中国海关的部下，因为他懂得汉语汉文，能与中国友好相处，赫德把他推荐给中国海军，受到李鸿章的欢迎和重视，派葛雷森为北洋海军总教习，地位仅次于海军提督丁汝昌。然后，赫德为中国海军在英国订造了两艘巡洋舰，李鸿章又派葛雷森与丁汝昌一起到英国去验收。葛雷森尽职尽责，尽可能地指出巡洋舰的缺陷，又引起赫德的不满，认为葛雷森是脚踏两只船，投靠李鸿章，对他是忘恩负义！赫德又向李鸿章推荐了琅威理，李鸿章任为北洋舰队总查。葛雷森不愿在琅威理手下工作，回英国休假两年。假满后，又回中国海关，赫德派他为委办缉私船税务司，工作一年，赫德很不满意。葛雷森因病回到英国去世。赫德与葛雷森的关系可为有恩也有怨。

[1]陈旭麓等.中国近代史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2]王宏斌.赫德爵士传[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3]陈霞飞等.中国海关密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

[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贾熟村.中国首任驻日使节许钤身[J].浙江学刊，1998，（6）.

Gratitude and Resentment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Clayson

JIA Shu-cun
（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Clayson was an important assistant of Robert Hart.He was recommended by Hart to Li Hongzhang and appointed to an important position.He was devoted to his duty, bluntly pointed out the defects of the warships ordered by Hart.However, Hart accused him of being ungrateful after working for Li Hongzhang! So Hart recommended William Metcalfe Lang to Li.The gratitude and resentment between Hart and Clayson are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vy.

Hart; Clayson; Li Hongzhang; Chinese navy; Ding Ruchang

K256.1

A

1005-7110（2012）04-0027-05

2012-05-06

贾熟村（1930-），河南偃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侯德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