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奇 岭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清末民初渐进思潮初探
——以严复等为中心的考察

尹 奇 岭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在晚清民国，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激进思潮在种种主客观条件催动下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与之对立的思潮往往遭到简单、粗暴的否定，温和、渐进的思潮就是其中被否定的思潮之一。今天看来，严复们所代表的渐进思潮，其中蕴涵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严复们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点是放弃理想的方面，尊重现实的方面，在他们看来激进变革造成的破坏之大和收效之微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主张渐变来避免破坏过大，以点滴的进步积累成大进步。

晚清民国；渐变思潮；严复

很长时间以来，革命话语是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这个话语也主导了历史图景的建构和历史进程的阐释。随着革命话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历史真实的复杂性又一次成为人们在建构历史图景和阐释历史进程时必需要认真对待的命题。晚清以降，和革命话语隐然对峙的还有渐进的改良话语，随着社会思潮一波接一波的激进化，改良渐进的话语已经被描述为保守、反动、落伍的思想意识形态，自身内涵的历史合理性令人惋惜地被忽视了。尤其值得学人深长思索的，是一些革命话语的鼓动者、传讲者，甚至始作俑者，基于对现实的理性观察和判断而走上渐进改良的道路，以下以严复为中心兼及梁启超、胡适等人来考察这种现象。

一

1877年1月13日，李鸿章、沈葆桢奏请选派马尾学堂学生30人，分赴英法留学，期限三年，以李凤苞、日意格为监督，此为船政第一届出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即是其中之一。留学期间，严复以其西学的成就得到晚清著名新派人物郭嵩焘的激赏。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严又陵议论纵横，因西洋光学、声学尚在电学之前，初作指南针，即从光学悟出。又云光速而声迟，如雷、电一物，先睹电光而后闻雷声……又论地球赤道为热度，其南北皆为温度。西士测海，赤道以北皆东北风，赤道以南皆东南风。洋人未有轮船时，皆从南北纬度以斜取风力，因名之通商风。其何故也？由地球从西转，与天空之气相迎而成东风；赤道以北迎北方之气，赤道以南迎南方之气，故其风皆有常度。”[1]（P473）通过交往，郭嵩焘“极赏其言，嘱其以所见闻日记之。”[1]（P518）郭曾向曾纪泽推荐过严复，但曾纪泽以为：“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骄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2]（P186）此事让郭嵩焘大不以为然，抱怨说“劼刚（曾纪泽字，笔者注）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1]（P912）归国后，严复虽没有受到晚清政府重用，但翻译使他声名大振。蔡元培曾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3]（P351）韬光养晦式的学者生涯为严复在晚清民国初期积累了巨大声望，1913年10月，海军总长兼南洋巡阅使刘冠雄举严复自代，他在举荐书中说：“查严复系福建船政开幕首班学生，登舰练习出洋肄业，每考为各学员冠；周历各国，一切法典科学，独造其微；回华后，历充总教习、校长、富有著述，沾溉后进，名声赫然。人第知其文学渊博，无书不窥，而不知其富于政府思想，洞悉全球之趋势，而应付靡穷也。大总统负全国完全责任，我国有此完全人才，正可备旁求之还。现严复精神尚健，不于此时使尽出生平所学，以表见于世，人材可惜负此明时。……将冠雄改为次长，相助为理，或可稍补万一。”[4]

下面来看严复的思想历程。在晚清，严复的思想是倾向激进变革的。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孱弱已经暴露无遗。1894年11月8日，严复给长子璩的信中说：“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皇上有幸秦之谋，但责恭邸留守，京官议论纷纷，皇上益无主脑，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闻时时痛哭。”[5]（P779-780）值此危急，不变革更张无以图存。甲午战后，严复对西方的认识日益加深。他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变法的必要以及如何变和在哪方面变。1895年2月4－5日，他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论世变之亟》，充满忧患地全面考察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6]（P1-4）过了一个多月，3月13－14日，他又在《直报》上发表了《辟韩》一文，批判韩愈《原道》中的君主专制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6]（P36）该年5月1－8日，又在《直报》上发表了《救亡决论》。[6]（P40-54）也是在这年夏天，他的译著《天演论》脱稿，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进化论思想。该书出版后，影响巨大。王栻先生描述说，当时小学老师往往拿这本书做课堂教材，中学老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目，青年们也不顾长辈反对传看《天演论》。《天演论》问世后的几年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名词，就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了。[7]（P6-7）胡适甚至还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适”作为自己的名字，可见其对国人思想影响之大。

严复在这些文章中传达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很激进的，要求民权隐含着反对君权，对比中西文化的差异，矛头直指四书五经，这些言辞，已为五四批判精神提供了思想资源。如对于儒家等经典的非难，严复说：“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6]（P53-54）他对中西之间的文化不同已有清楚的判分，这是进一步揭示国民性的基础，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6]（P3）严复在思想宣传上直接催动了变法图强活动，他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引入社会，实际也为社会人群引入一种破坏、奋斗的精神。严复的译著活动，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上层人物思想的激进化趋向，甚至光绪帝也受其影响，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乾清宫召见严复，在问对中有：“严对：‘大意请皇上于未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云云。”[8]

严复思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有很大变化。戊戌变法的失败及民国建立后局势的恶化，使他意识到社会稳定是一切社会事业进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所有变革图强的企图必将成为画饼。这种思想的变化，使他走到了激进的反面，在思想言论的表述方面，颇多保守色彩。如他在给熊纯如的信里就说：“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蜂起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5]（P678）最能表现严复思想变化的，是他与孙中山的分歧。1905年，严复随张翼到英国对质开平矿务诉讼事务，正好孙中山从纽约抵达伦敦，来访严复。二人言谈中暴露了思想认识上的严重分歧：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并非当务之急。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反驳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9]（P233）

严复思想变化鲜明体现在言论上。首先在文化态度上，一改甲午战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摆出精心维护、赞美的姿态。他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加入了很多对传统作用的表述，如在对周孔的评价上，他说：“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合。”[10]（P115）并认为传统有大的能量，他说：“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催斫而不可灭者。”[11]（P155）1913 年 4 月 21 日，发表《思古谈》，鼓吹笃古。“诸公所以醉心于他族者，约而言之，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而已耳。不知畴国种阶级，要必以国性民质为之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认为中国“他日将于拂乱险阻之余，变动光明，从此发达进行，如斯宾塞所谓动、平、冲者，而成不骞不崩之国种，而其所以致然之故，必非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而后然也。须知四万万黄人，要为天壤一大物，故其始动也，其为进必缓，其呈形甚微，至于成形，乃不可御。而亦以是之故，其结果也，数十百年之牵变，必不敌数千载之遗传。”[11]（P322-324）表现在行动上，1913 年6月，与梁启超、林纾、夏曾佑、马其昶、姚永概、吴芝瑛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公会。[12]1913年9月5日，在仲秋丁祭祀孔大会上作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演说。后来，严复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演说，竭力提倡读经。谓：“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此在前史，如魏晋以降，五胡之乱华，宋之入元，明之为清，此虽易代，顾其彝伦法制、大抵犹前，而入主之族，无异归化，故曰非真亡也。”[12]（P329-333）

在政治态度方面，严复也从戊戌变法时期要求民权的立场上退回到君权立场，他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里说：“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5]（P603）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乔·厄·莫理循的信中，严复说：“直截了当的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9]（P381）

严复在思想态度上的变化，是以对现实的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回复曹典球的信中说：“执事宗旨诚无异于昔年，而复则今我非故我矣。嗟乎！事未易一二为世俗人言也。”[5]（P574）虽说是“未易为世俗人言”，严复还是在私人信件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做了很多辩解。他说：“吾辈平心而论，则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所谓共和、幸福，均未见也。而险象转以环生，视晚清时代若尤烈。民穷为盗，兵变时闻，京外公私，扫地赤立。府、州、县无所供于省会，省会无所供于京师，财政之难得未曾有。”还有，“自满清末造之不振，忧时之士不胜其奋虑逼亿之情，而一切特出于激烈。一时转相仿效，风气遂成；实则大为外人之所齿冷。顾今之时则大异矣，民国之势危若累卵，意必有宁静淡泊、困心衡虑之人，而为吾国计久远者，则激烈非所尚也。诸公常望政府以热心，而不佞则窃愿国人以冷脑。热心出于感情，而冷脑由于思理。感情徒富而思理不精，课其终效必恒误国。”[13]他在答友人书中说：“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5]（P608）

严复思想转变的最大特点是放弃理想的方面，尊重现实的方面，就这一点来说是与复古者很大不同的。严复并不是要复古，而是面对现实寻找一个相对好点的道路，比如，他觉得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实行君权，但他心里并没有“君权”的观念，这从他对当时的元首袁世凯的态度可见一斑。他曾说：“不佞最爱大总统袁先生之言曰：‘往者吾为老大帝国，乃今而为新生之民国。顾前虽老大腰脚，虽病尚能行也，特不良耳；今之新生，吾不知其几何时而始能行也。’”[14]他也是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神情评价袁世凯的，他说：“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5]（P623-624）严复思想的变化有其清晰的轨迹可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还代表了社会上一部分精英分子的公共心态和认识。严复所持言论，看似倒退得厉害，其实是有其理路的。之所以恢复孔教，其目的还在维系人心，之所以一定程度上赞成专制，目的也是恢复秩序。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类似，韦伯认为学术伦理与政治伦理不同，严复认为政治与道德伦理不同，严复曾在《中国古代政治结社小史》中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之一大缺陷在于：从不敢理直气壮直言，为政之道一如治病救人之医术，又如引导海船安全通过风暴之航海术，而与伦理判然有别。国之福祉无疑显系乎民品，吾辈适逢乱时，旧政治秩序正在崩溃，国家与社会之新问题又层现迭出，而吾辈要释既往，测方来，系统地总结其规律，因治术德行杂而不分，实难得出坚确之论。”[9]（P479）

二

梁启超的思想历程就总体上看与严复有相似之处，但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戊戌变法失败后，正是严复思想从激进转入温和的时段，而这时的梁启超正亡命天涯，思想日趋激进。办刊办报，大力鼓吹革命，以其常带感情的笔触，造成了很大社会影响。这种激进的言论使康有为、黄遵宪大为惊慌，对梁启超屡有规劝之言。1902年12月13日，康有为给梁启超信中，不无责备地说：“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15]（P300）黄遵宪也在致梁启超的长信里说：“胥天下皆懵懵无知，碌碌无能之辈而已。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15]（P302）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回顾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16]（之三十四63页）这些规劝之言显然起了作用，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16]（之二十九3页）

历史有惊人地相似，晚清时黄遵宪、康有为劝告梁启超的话，又变成了张奚若、朱经农等人劝告胡适的话。1919年3月13日，张奚若给胡适的信中说：“《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今日同时收到，尚无暇细阅，略读数篇，觉其论调均差不多。读后感触是喜是悲，是赞成，是反对，亦颇难言。盖自国中顽固不进步的一方想起来便觉可喜，便觉应该赞成；然转念想到真正建设的手续上，又觉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这赞成、反对两个意思相消之后，究竟还是赞成的意思多，还是反对的意思多，实在也很难说。”[17]（P30）1920 年 2 月 11 日，朱经农致胡适信中说：“我有一句‘逆耳之言’对你说，学生的爱国运动，万不可闹得漫无收束，中国学生求学的机会很少，闹过几年，就难再得求学时间了。现在中国学者都是袭取皮毛。此后非提倡切实求学，智识一项万难与各国平等。”[19]（P81）当胡适经历了清帝出宫、善后会议等一系列事件而饱受攻讦，目睹了一幕幕社会黑暗后，五四时激扬凌厉的心态显然有很大变化。1931年1月21日，他给王云五的信中说：“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似不妨暂时迁就也。”[18]（P41）显然，胡适在二、三十年代已经很倾向于渐变的社会改造思想了，这是理解他一系列社会行为的钥匙。

渐进思想在晚清民国时期，并非为一二人所持有，而隐然成为一种思潮，除了上面列举的严复、梁启超、胡适的例子外，还有很多精英分子在内在理路上与他们大致相仿。面对破败需要全面革新的社会，主观上、情绪上往往偏于选择砸烂重建一途，而接触社会愈多，了解社会的复杂性后，言论行为往往偏于谨慎、保守。以黄远庸为例，他曾是1902年浙江浔溪公学学潮的领袖，与当时公学的负责人杜亚泉盛气相争。事隔十三年后，黄远庸写了一篇文章——《忏悔录》，忏悔了自己年少时“罢学”之举，他检讨道：“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余后此既悔其罢学。今日党人，当亦自悔其革命。”[19]（P8）后来，黄远庸曾“有书致其友，谓曩时年少气盛，不受师训，杜师之言，皆内含至理，切中事情，当时负之，不胜追悔云。”[20]（P459）另一个著名人物章士钊也有同样的精神历程，他在1925年回顾说：“钊弱冠即言革命，为孙逸仙一书，号《孙国魂》，推崇备至，时天下只知有海贼孙文也。一击不中，亡命海外。则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21]（P548）

三

当严复、梁启超、胡适、黄远庸、章士钊们把眼光从理想的远方收回，注视眼前的混乱和污浊，理想不免为现实所取代，如何维系人心、恢复秩序便成为其思想的着眼点，激进西化所导致的危险和困难局面，是导致他们思想言论更多地从传统中寻找资源的关键原因。这种思想走向使他们招致了很多批评，其实，批评者未必比他们更理性，因为历史的发展一再昭示以革命为号召的暴力活动，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手段，于实际的社会推动并不大，倒是充分考虑国情、文化特点，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革新方式往往更具成效。

杜亚泉曾说过，所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有其发生和成功的原因，“非可以模拟而企图之也。若以模拟之故企图革命，则其革命或不能发生，或发生而不能成就。”[22]（P179）他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说：“辛亥革命……既由财产阶级发生，而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知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22]（P182-183）激进的革新运动造成严重后果，是严复们思想转变的关键。与严复的思想认识相仿，杜亚泉对辛亥革命成功后所呈现的混乱和动荡的现实充满警醒，通过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从1912年10月后，写了大量政论文章疾呼社会改革，主张渐变，反对激进，认为改造社会应先提高国民之素质和觉悟。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了《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论中国之社会心理》、《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现代文明之弱点》、《精神救国论》、《国民今后之道德》等系列文章。

严复们反对激进思想的关键是反对只图破坏的快意，而不思艰苦的建设。杜亚泉认为以新思想为名者未必是新思想，其理论宣传“其惟一之主张，为推到一切旧习惯，此种主张，适与新思想之定义相凿枘。新思想依据于理性，而彼则依据于感性；新思想于事物或观念间，附以从前未有之关系，而彼则于事物或观念间，破其从前所有之关系。”因此，“吾以为彼之主张，决不能达其目的，盖旧习惯之破坏，乃新思想成立后自然之结果。新屋既筑，旧屋自废；新衣既制，旧衣自弃。今不务筑新屋、制新衣，而惟卷人之茅茨而焚之，剥人之蓝缕而裂之……不但弃茅茨决不肯为其所焚，其蓝缕决不肯为其所裂，必且并新屋新衣而深恶之而深恨之，而其茅茨且永不能除，蓝缕且永不得脱矣。吾以为今日之主张推到一切旧习惯者，实因其心意中并未发生新思想之故。”[22]（P410-411）杜亚泉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渐变论者经典论述，道出了与激变论者核心分歧。许纪霖先生曾从启蒙的角度认为，杜亚泉式的温和渐进思想所代表的是一种温和、中庸的启蒙，一种调适变革的方式，不仅不与启蒙对立，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最富魅力的部分。[22]（P496-497）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明显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的，这个标准往往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顺应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渐进思潮在其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正与价值观的判断相表里。晚清民国的历史时空为二十世纪中国各种思想发展提供了可能空间，在这一历史时空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都有种种表现，不过最终决定历史叙述的还是胜利的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有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叙述都是以激进主义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航程开启后，渐变的、温和的思想史内容开始从历史黑暗的深渊浮出地表，渐渐成为历史叙述的强大声音。今天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渐变的观念已渐次成为主流，成为很多文化精英的共同认识，其价值和合理性已毋庸讳言。

[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政府公报（第551号）[Z].1913-11-15.

[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A].论严复与严译名著[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国闻报.1898-9-19.

[9]孙应祥.严复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0][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庸言[Z].第一卷第14号.

[13]严复.砭时[N].平报，1912-12-20.

[14]严复.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太深[N].平报，1912-12-11.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远生.忏悔录[J].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11号.

[20]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1]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5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2]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A].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3]尹奇岭.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牾: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J].学术探索，2009（2）.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formative Ideological Trend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Yan Fu, etc.

YIN Qi-l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236041）

Prompted by a varie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radical ideas centering on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ideology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Opposite radical ideological ideas tended to be simply and rudely negated, mild and reformative ideological trend being no exception.Viewed nowadays, the reasonableness in the reformative ideological trend represented by Yan Fu and others cannot be denied.Those people had some common ground, namely, a process of change in thought.In the process, they gave up ideal aspects and respected the reality,because they thought it unacceptable to lose so much but gain so little through the radical reformative chang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formative ideological trend; Yan Fu; Liang Qichao;Hu Shih

K25

A

1005-7110（2012）04-0040-06

2012-06-1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编号：10YJC75111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AHSK09-10D128）阶段性成果。

尹奇岭（1970-），男，安徽省凤台县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

侯德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