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卫

(长沙大学工商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

从知网及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情况来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而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下，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对于顺应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镇化发展阶段，进而为农民充分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成果的实现是大有裨益的。为此，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 国外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Zimmerman认为传统的以政府和协会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效率不高，因此，他倡导实施“公民自主”参与“计划”来弥补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供给的不足［1］。Gadomski等人介绍了在美国联邦政府减少农村投入的背景下，奥齐戈县自发成立“公——私合作公共卫生组织”的一些创新性举措［2］。Tsai通过调查中国316个行政村认为，由于农村中存在着与社区发展休戚相关的团体，政府在执行公共职责时会受到非官方的伦理和规则的制约［3］。Christianson等人建议引进一种新型医疗设施弥补医院服务供给不足，以提供更多限定性服务，并且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更具有灵活性［4］。Kiel指出，虽然农村医院的发展面临人员、资金和服务短缺的诸多困境，但是对于本社区的居民来说，它们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5］。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特征研究。Mcmillan等通过对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比，发现城乡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很大，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价格与城市部门相比缺乏弹性，但公共产品支出项目之间的相关依赖程度要比城市部门之间强得多［6］。Sahn等通过模型进行了相关研究，建议政府要将提高医疗质量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同时扩大整个卫生服务系统的规模［7］。Jonathan Morduch以政府官员行为为视角，建立了一个包含地方官员收入、消费需求增加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在内的激励合约的基准模型，探讨了农村地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8］。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研究。如 Jonathan T Rothwell利于历史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城市化与城市分区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化是城市分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分区是城市区域不断扩大的结果，而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9］;Feng Deng以中国南方农村地区为例得出了城乡协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区域城市化和城乡均衡的结论。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福利应该按不同的区域来决定，而不是根据职业或社会地位的差别来决定，而且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来源的公共财政也应以选择合适的税率作为改革目标，而不应依赖于土地收入［10］。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Ostrom等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最小成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效率的评估，建立了公共产品产出和投入价格为自变量的成本方程，然后运用美国中西部农村地区道路铺设的相关数据，对农村政府的管理效率进行了检验，其结果显示，在道路铺设和维修中，政府由于无效管理而导致成本过高，大约需削减成本55%才能达到有效管理下的成本投入水平［11］;Cavalletti以农村基础社会供给为例，指出现实中很难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评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因为供给基础设施的有效性不仅受质量、可依赖程度、数量因素制约，还受谁选址、谁是真正受益者，时间、制度有效性等因素的影响［12］。

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研究成果是在经济较为发达、城乡发展较为均衡的大环境中得出的结论，而对于中国的这种转型经济而言，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不是通过民主投票形式来决策，更多的是受到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偏好的影响。因而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制度、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国外研究的结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中。

二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及内涵研究。杨晓黎等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区别于农民私人产品，用于满足农村社会的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13］。熊巍将其界定为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这些社会产品会使农村受益，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因而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性，它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到农村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又包括地方政府和农村组织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地区或部分外溢到周边地域的地方性公共产品［14］。王国华认为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产品”而言的，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共享的“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只能满足其特定社会的公共消费欲望的产品或劳务。它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即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15］。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研究。崔宝玉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倾向，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16］;许莉等也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受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的影响［17］;于水等以苏南苏北地区的调查数据为例，从实证的角度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主体、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分析［18］。董明涛等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且多样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选择，应以不同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选择能够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供给模式［19］。朱汉平认为应结合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两种供给路径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他在梳理这两种供给路径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现状表现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公共产品自身分类特性，指出了在实践中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路径选择取向［20］。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研究。吴士健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现行供给体制受政府政策和产权界定的限制，使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门槛很高，社会资本利用效率低下［21］。马晓河认为国家主导的政策目标的贯彻不力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应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国家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22］。林万龙等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仍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两个区域、城乡居民两个群体”的政策思路，导致了这一制度体系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这一制度设计越发难以适应人口流动、城镇化乃至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情况，存在一系列缺陷［23］。廖小东等则以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为研究对象，提出实现其农村公共产品有效需求，必须坚持以“顾客(农民)需求”为导向，创新民族地区农村群众对公共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实现民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24］。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马晓国等认为科学的表达需求和决策机制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重要手段［25］;俞幸灵认为重构公共财政支出关系、理清不同层级间政府责权关系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形成［26］;王利民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提出绿色公共管理概念，应健全村民委员会，不断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提高农民文化素养与转变地方政府理念，构建基于民主选举之公共产品需求机制，进而有效化解在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存在之矛盾［27］。辛波等认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不仅存在私人供给的可能性，而且存在政府供给的必要性。相对于其他的公平观念来说，最理想的目标应是以公平与效率兼得的“无嫉妒主义”公平为特征。为此，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断地降低“嫉妒指数”或实现“无嫉妒”改进。在政策选择上，中央政府在地区间要加大横向转移支付的力度，而地方政府对居民的收费应区别对待［28］。李武等认为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应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29］。马骁等认为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根据不同主体能够给予的政治支持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目标，则需优化政治支持结构［30］。

三 研究展望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至少还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应结合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发展、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来研究。第二，国内的研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关注的深度不够，须加强对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动态性以及趋同性的研究。第三，要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区域内地方政府、居民之间的博弈关系和博弈结果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研究中，使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更具理论性。第四，结合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将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的因素纳入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视野中去，使研究对策和建议更具长效性。

［1］Zimmerman K，Jayabalan V，Sugumar M，et al.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4).

［2］Gadomski.Fiscal aspects of evolving federations［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3，(3).

［3］Tsai，Zhang T.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67).

［4］Christianson.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redistributive taxatio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7).

［5］Kiel.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cross－ 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6，(3).

［6］Mcmillan B，Rosella.The provision of impure public goods in a non competitive market［J］.Economic Modelling，2002，(19).

［7］Sahn，Ewan Felie.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ac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Jonathan Morduch.Market failure，government failure and the private supply public goods［J］.Public Choiee，2009，(3).

［9］Jonathan T Rothwell.Confonmity and reciprocity in public good provi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5，(26).

［10］Feng Deng.Should governments stop subsidies to private good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91).

［11］Ostrom.An inquiry concerning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J］.Publics，2002，(20).

［12］Cavalletti B，Rosella L.The provision of impure public goods in a non － competitive market［J］.Economic Modelling，2008，(19).

［13］杨晓黎.税费改革后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J］.中国财政，2004，(6).

［14］熊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与模式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

［15］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16］崔宝玉，张忠根.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个理论模拟［J］.经济问题探索，2007，(10).

［17］许莉，邱长溶，李大垒.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事一议”制度困境与重构［J］.现代经济探讨，2009，(11).

［18］于水，曲福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地区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7，(2).

［19］董明涛，孙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选择研究——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7).

［20］朱汉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路径:现状分析与选择取向——基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的视角［J］.江淮论坛，2011，(4).

［21］吴士健.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完善［J］.农村经济，2002，(5).

［22］马晓河.中国农业收益与生产成本变动的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5).

［23］林万龙，曹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中的城乡与区域分割问题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12，(5).

［24］廖小东，左光宇，丰凤.西部农村地区公共产品需求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11).

［25］马晓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研究［J］.商业研究，2008，(4).

［26］俞幸灵.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J］.农业经济，2009，(10).

［27］王利民.公共管理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机制的构建［J］.兰州学刊，2012，(4).

［28］辛波，牛勇平，严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与政策选择——基于“无嫉妒主义”公平观念的角度［J］.经济学动态，2011，(9).

［29］李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2，(3).

［30］马骁，王宇，张岚东.消除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策略——基于政治支持差异的探视［J］.经济学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