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中国士文化的道路困结与悲剧命运
——兼论鲁迅与新儒家之别

符杰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在鲁迅看来，士人无论坚持“行道”与否，结果都是悲剧性的。坚持“行道”理想意味着“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气节悲剧，俯就“无道”现实则意味着“枉道以从势”的异化丑剧。对深受章太炎治学思路影响的鲁迅来说，他不可能像今文学家那样以“拨乱反正”的方式试图重建“道”的合法性，也不可能如当代新儒家那样试图以“创造性的转化”来重构“道”的现代性。

鲁迅;中国士文化;新儒家

在汉语文化世界中，“道”与“路”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语义渊源。如果说“路”之践履是“道”的理念显现，那么“道”之理念则是“路”的价值依据①符杰祥:《“鲁迅道路”问题的理论反思》，《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道”作为一种与西学“逻各斯”意义相当的最高理念，对中国士阶层的道德理想与道路选择构成了内在制约。

秦汉以还，百家罢黜，儒道依赖王权扶持赢得独尊地位，却也因此付出了纯粹理性缺失与独立学统让渡的代价，这意味着从“道”的内部无法开出以求知为目的、以理性为支持的独立自足的现代启蒙思路来，而“道”的意义实现，不得不倚借“道”之外的政治权势等其他力量。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士志于道”而“不得其路”的内在“困结”②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