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敏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

----格奥尔格·齐美尔

在“五四”文学中,贯穿着一条强大的、作为现代性冲动的启蒙理性线索。伴随着这种现代性冲动,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范畴开始出现在“五四”作家的文学书写中。他们笔下的日常生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作为现代性表征之一的“现代日常生活”。从陈独秀提出建设 “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1],到周作人要求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去反映底层社会的“非人生活”,用普通的文体写大众生活的真情实状,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2],文学在对现代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思考时,已经展开了与现代性话语或顺从或反抗的对话。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对现代性的思考与回应,还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与拯救,文学都以一种独特的话语彰显出日常生活的辩证蕴涵。因此,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对“五四”文学与中国现代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本文以鲁迅的《端午节》(1922)、《幸福的家庭》(1924)和《伤逝》(1925)为例考察文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探讨他在对现代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立场与态度。

一、 深陷囹圄:三个为柴米油盐所困的新知识分子

在鲁迅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与围绕《伤逝》讨论的多达上千篇文章的壮观景象*在中国CNKI学术总库中输入“《伤逝》”,可检索到相关的记录共有1037条,可见其受重视程度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