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邦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中国孝道具有悠久历史，据考证，甲骨文中就有了“孝”字。“孝”字是个会意字，意思是一个小子搀扶着一个长着长长胡须的老人。《说文解字》解释“孝”字说:“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173《尔雅》也说:“善父母为孝。”［2］36孝最早的基本含义就是侍奉和赡养父母。

孝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最朴素的亲亲之情，是人的一种普遍情感和天性。《诗经·大雅》《下武》和《无醉》诗中就有“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3］199，“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3］204等有关孝内容的诗句。《尚书·康诰》更认为“不孝不友”为“元恶大憝”［4］433，是不可宽恕的首恶大罪。

在朴素自发的孝意识基础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的含义和行为作出基本规定。在孝亲之外，注入了社会、政治和教育内容，使“孝”上升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孔子认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5］4。孝就是对父母“无违”［6］79，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81。“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6］42。“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6］1237。“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6］1236。“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6］85认为敬与不敬是“人禽之别”。《论语》中还有“事父母，能竭其力”［6］30，“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13。“《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6］121“弟子入则孝，出则悌”［6］27等有关孝的论述。在儒家看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实行仁德的根本。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提出了“以孝治天下”［5］3的治理模式，给孝注入了具体丰富的内容和规范，提高到更高的社会道德规范。《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5］3“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5］1“罪莫大于不孝。”［5］4“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1“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5］2“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5］5给孝融入了更多的忠君治天下的内容。

其实，在司马迁思想和《史记》中，同样有着浓厚的“孝道”思想。

司马迁对孝道的认识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有什么追求?应该最看重什么?司马迁在《遗挚峻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7］185在司马迁看来，树立德行、著书立说和建立功业是君子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是立身的所在。然而这三者都与树立好的名声紧紧联系在一起。《太史公自序》记载父亲司马谈曾对司马迁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8］3295在司马迁父子看来，树立好的名声是一个人最大的孝行。经历过事亲、事君和思考过立身的司马迁对孝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孜孜追求。

司马迁和《史记》的孝道思想，主要包括“尊敬”、“奉养”、“承志”、“立身扬名”、“安葬追念”等内容和规范。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8］2482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孝?司马迁主张，首先是要尊敬和顺事父母。父子间要有“父子之礼”、“长幼之别”［8］3290。儿子对父亲要尊敬，要有礼貌和尊卑之别，维护父亲的威严和地位，对父母的意愿要无条件的“顺事”和“顺适”［8］32。“事长则顺，奉爱则孝”［8］1671，“专命则不孝”［8］1643。司马迁曾援引父亲《论六家要旨》批评墨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8］3290。又批评法家不讲孝道，说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8］3291。其次，司马迁主张对父母应该竭尽全力奉养，奉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8］3219。如曾参守孝道，曾“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8］2264。《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说:“曾子曰:‘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道养亲也。亲没之后，吾尝南游于越，得尊官，高堂九仞，榱提三尺，毂百乘，然犹北向而泣者，非为贱也，悲不见吾亲也。’”［8］(2205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8］2205，而且“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8］2300。父母有疾，子女要延医医治，解除其痛苦，伺候其身旁。父母有难，要冒死相救。在忠与孝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首取其孝。“以父立政，不孝也。……不私其父，非孝子也”［8］3102。第三，要继承父母志向，完成父母遗愿。司马迁对父亲修史的遗愿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曾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8］3299第四，要努力建功立业，立身扬名，以光耀祖宗和父母。“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认为孝是事君和立身的基础和前提，最基本的孝就是要孝敬侍奉好父母，最大的孝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更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行莫丑于辱先”，要“太上不辱先”，不能给先祖带来丝毫耻辱。他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9］2727使自己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是一种最大的孝;不因自己的行为使先辈蒙受羞辱，维护祖先和先辈的尊严和人格，同样是一种最大的孝。第五，父母仙逝，要“持丧”、“侍丧”、“居丧”、“服丧”，以礼安葬，守孝追思。而且要“服丧三年”［8］2950。“丧三年然后除之”［8］1524，“服除”后方可以身许人。认为“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8］2194。如孔子死后，“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决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8］1945。第六，在兄弟之间应该“孝慈”、“孝悌”。作为兄长和弟弟，应该“不失子道，兄弟孝慈”［8］32。

司马迁还认为，在遵守孝道方面，天子和百姓应该是一致的。天子也应该有孝心，守孝道，成为孝道楷模，宣“仁孝之道”。选拔太子和选立皇帝，往往要考察其孝道。《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刘邦欲以赵王如意易替太子，叔孙通谏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刘邦便说自己是在开玩笑。叔孙通又进一步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柰何以天下为戏!”［8］2725迫使刘邦取消了易替太子的打算。“太子仁孝”竟成了刘邦放弃易替太子想法的主要原因。主父偃建议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曾说:“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土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8］2961推恩令一则可以“不削而稍弱”诸侯，二则可以宣仁孝之道，汉武帝当然会欣然采纳了。

孝道对于国家政治、礼教道德和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8］2421。在尽孝和尽忠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首先应该选择的是孝道。《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说:“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8］2154《循吏列传》又记载了石奢忠孝不能两全而首选尽孝的事迹。石奢为楚昭王相，“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指石奢)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8］3102。司马迁对弥子瑕和石奢的孝行予以肯定，载入《史记》进行彰扬，并说:“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8］3103

司马迁和《史记》对孝道事迹的彰扬

《史记》对古今人物的孝行进行了不少描写，表彰和宣扬孝子们的孝道事迹。五帝之一的舜“年二十以孝闻”［8］33，对父亲、后母能够“顺事”，对其同父异母弟弟能够孝慈。司马迁说:“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8］32四岳向尧推举贤能，说舜为“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为奸”［8］21。尧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德。舜“内行弥谨”，结果尧将天下传给了舜。周公旦也是一个孝子。“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8］1515。孝文帝更是一个孝谨的皇帝，为代王时，“仁孝宽厚”，“以仁孝闻于天下”［8］411，曾有感于缇萦的孝心，而“除肉刑法”［8］2795。

司马迁为伍子胥替父报仇行为所感动，在《史记》中对其大加赞赏。《伍子胥列传》载，楚平王欲杀伍奢，便先以伍奢为人质而召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伍子胥)，以除后患。“(楚平)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擒)，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8］2172。并最终率吴军打败楚国，“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8］2176，报了杀父之仇。

聂政是司马迁由衷敬佩和称颂的刺客之一，同时也是个孝子。严仲子听说聂政是个“勇敢士”，想求他为自己刺杀韩相侠累。严仲子多次登门请求，“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8］2522。“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邀)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8］2523慨然为严仲子行刺。聂政为知己者死，“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8］2538，又尽孝于老母，守丧除服，受到司马迁的敬重。

孝女缇萦为赎父罪，甘愿入宫为宫奴，最终感动了汉文帝，使父亲免除了惩罚，而且使国家取消了肉刑率。“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缇萦父太仓公)，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原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汉文帝)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司马迁情不自禁地赞扬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8］2795

司马迁还表彰了万石君石奋一家的孝谨。说“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训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8］2764。“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8］2766。又表彰公孙弘“养后母孝谨”［8］2949，“后母死，服丧三年”。还有如冯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8］2757。司马迁还把李陵“事亲孝”列入其具有“国士之风”的具体表现，而七十列传中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其行为实质也是一种“孝”。

在彰扬孝道的同时，司马迁对那些不孝的行为大加斥责。“子不子则不孝”，为“天下之大过”［8］3298之一。“无有孝行而禽兽心”［8］2117，“孝子不勤劳而见危。”［8］2550司马迁将衡山王太子刘爽坐“不孝”罪被弃市［8］3097和隆虑侯陈蟜“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8］1022的丑行记载在《史记》中，以儆效尤。石庆死后，司马迁感叹“孝谨益衰矣”［8］2768，对孝道衰微的世风发出痛惜和担忧。还谴责了鲁昭公“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比及葬，三移衰”［8］1539违背丧礼的行为。

司马迁的孝道行为

基于对孝道的认识，司马迁严格恪守孝道，并因孝道而成就了自己和《史记》。司马迁的孝道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远祖及先辈的崇敬和追念。司马迁有着浓厚的先祖情结。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反复谈及自己的远祖和先辈，将自己的远祖追溯到遥远的颛顼时代，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氏世典周史”［8］3285。对自己的先辈，司马迁向上推及到八世祖，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8］3286逐一列举从八世祖司马错到父亲司马谈各代先辈的大体情况，归结到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司马迁对远祖和先辈一一叙来，崇敬追念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是对司马氏先祖职业的热爱和继承。司马氏世代为周朝史官，司马谈又重操祖业担任了太史令，在父亲的启发教育和严格要求下，司马迁认为自己理当继承祖业而修史。《太史公自序》表现出强烈的“司马氏世典周史”、“余先周室之太史”、“典天官事”、“司马氏世主天官”和“续吾祖”的继承祖业思想。《太史公自序》指出，司马氏先祖从颛顼到唐虞之际，再到夏商，皆世序天地，周朝时又世典周史。并且说“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8］3293。“(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8］3296。“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8］3319。司马迁反复言及司马氏的史官传统，从远祖一直说到自己。司马氏“世序天地”、“世主天官”、“世典周史”，既是司马迁引以为豪的事，又同时对司马迁继承祖业撰写史书提出了必然要求。当司马谈临终嘱托修史遗愿时，司马迁俯首流涕，郑重承诺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表示一定要完成父亲修史遗愿，继承祖宗之业。司马迁历经坎坷，但完成《史记》的决心和理想始终没有动摇，同他热爱和立志继承先祖世传职业的思想密不可分。

第三，对父命的顺从和对父亲遗愿的完成。司马谈的修史准备，直接影响了司马迁青少年时期的耕牧、学习和20岁大规模漫游学术考察。《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8］3293很明显，司马迁早年的耕牧、求学、漫游考察都是父亲司马谈的直接安排。对父亲的如此安排，司马迁欣然从命，始终在努力完成。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谈跟随汉武帝东行封禅，到洛阳时“发愤且卒”。这时司马迁刚从西南地区出使归来，来不及向天子禀报出使情况，便急忙来到病危的父亲跟前。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8］3295司马谈从孝道高度激励和要求司马迁继承祖业并完成自己的修史大业，并用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光辉家族历史，启发教育司马迁担当起论载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修史重任，成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俯首流涕，当即郑重承诺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8］3295表示一定要完成父亲修史遗愿，继承祖宗之业。后来，司马迁还体味父亲想让他编写成可以与《春秋》媲美的第二部“《春秋》”，完成一部旷世大典的话语，领悟到了父亲的真正用意。情不自禁地说:“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8］3296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说:“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8］3299把实现父命完成《史记》当成了他恪尽孝道的重要内容。

第四，立身扬名，光耀祖宗。司马迁恪守孝道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司马迁牢记父亲“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教诲，在《报任安书》中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9］2727立身扬名成了司马迁尽职尽责、百折不挠、生死抉择、隐忍苟活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遭遇李陵之祸以前，司马迁诵古文，壮游天下，出使巴蜀，担任太史令，修定历法，撰写《史记》，都是他立身扬名的具体行为。特别是担任太史令后，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9］2729，正是修身立名的积极所为。李陵之祸把司马迁推向死亡深渊，积极仕进的梦想彻底破灭，迫使他不得不对生死荣辱作出抉择。对于死，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9］2732人活着要“立名”，人死，要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死后要被人们“称焉”，这样才不枉活在世上。为了完成《史记》，为了立身扬名，实现人生价值，除了受宫刑苟活，司马迁别无他路。在积极有为的生死观支配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司马迁理智郑重、惨痛坦然地在生与死中选择了隐忍苟活，在荣与辱中选择了自请宫刑的奇耻大辱。接受宫刑，是司马迁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一种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无奈选择。他只能用《史记》来立身扬名，“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9］2735，而表文采于后世。所以司马迁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9］2735

第五，对父母的感恩追念。现在，我们无从知道司马迁对父母亲奉养尽孝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从司马迁出使西南地区回来后没有急于给天子汇报，而是去洛阳看望照顾病危的父亲，感知他对父亲的关爱和孝心。《报任安书》则充溢着对父亲的感恩和对父母的拳拳孝心及亲情。司马迁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9］2727“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9］2729“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今仆不幸，蚤(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9］2733受宫刑以后，司马迁对父母的追念之情更加深厚，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9］2736无限痛苦之中，包含着强烈的思念父母之情。

司马迁孝道思想的根源以及对《史记》的影响

司马迁孝道思想的来源，首先是接受了先秦的孝道思想。中国孝道在先秦已经形成，有了比较完整的要求和规范，司马迁的孝道思想更多的是受到了先秦孝道思想特别是孔子等儒家学派人物孝道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受到了父亲司马谈孝道思想的影响。司马谈主张“父子之礼”，“长幼之别”。认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孝是事君和立身的基础和前提，最基本的孝就是要孝敬侍奉好父母，最大的孝就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不孝是天下的四种大过之一。司马迁直接受到了父亲司马谈孝道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孝道思想对《史记》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定了完成《史记》的决心。孝道思想使得司马迁特别看重实现父亲修史遗愿，即使遭遇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接受比死还要可怕的宫刑，也要完成父亲修史愿望。第二，影响了《史记》的选材。司马迁看重孝行，因而在《史记》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孝子守孝道的事迹，丰富了《史记》的思想内容。第三，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司马迁常常用孝道思想来评价人物，上到天子，下到百姓，遵守孝道的他就褒扬，不守孝道的他就批评谴责，表现出了用孝道思想评价人物和事件的鲜明倾向。

［1］［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尔雅［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3］诗经［M］.于夯，译注.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许嘉璐.文白对照十三经·孝经［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张胜发，高巨成.司马迁自述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