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敏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渭南714000)

一

苏轼从小受到儒家经世济民、有为于天下的思想教育，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奠定了基础。儒家思想认为人与人、集体与社会应达到和谐与统一，倡导伦理和道德，人生的理想就是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在宋代以前，中国伦理思想比较多地是提出一些应当实行的道德准则，着重于人们应当如何去做”［1］597，而宋代士大夫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终极追求是个人的成圣立贤，因此他们表现出比先前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一种文化心态，“士为知己者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2］49，表现出更强烈的“仕以道行”的人生精神面貌。因此，在宋朝，儒家情怀绝不是个别人生理想和追求，而是那个时代人共同的精神风貌。忠君报国、兼济天下，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所规范的角色认同。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有奋厉于当世之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苏轼“以仁治国”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进士第二名。他在文章中着重强调了“以仁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责人贵宽”的治国思想。这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仁治思想。欧阳修评论苏轼的文章有“惊喜以为异人”的特点，梅尧臣则大赞其文“有孟轲之风”。另外，苏轼也受道家和佛教的濡染。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苏轼能够自觉地对儒家思想进行维护和阐释，反对佛家和道家中消极的人生态度等对封建统治不利的内容;所以他文章中写道:“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3］725因此，苏轼从儒家吸取的，主要是经世致用、维护君主国家和关注社会民生和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在此基础上，把儒、佛、道三家思想融会贯通。外道内儒和外儒内道常被用来定义苏轼的人格和精神特点。儒家的进取之心，是其根本，而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使苏轼的人生理想更加的执着与坚毅。

苏轼出生于四川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博通“四书五经”，二十一岁考中进士。神宗即位后，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与王安石的变法意见相左，便主动外放，到杭州任通判，后来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元丰二年(1079)到湖州就任，因以文字毁谤君相，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出狱之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生活困窘，苏轼曾一度以种田来帮衬生计，亲自率领全家开垦东坡荒地，于是有了别号“东坡居士”。元丰七年(1084)，神宗驾崩，哲宗登基，王安石及其变法追随者失势，反对变法者司马光被重用为相，苏轼便在当年被朝廷召回。两年之内，他从登州太守擢升翰林学士，上至礼部尚书，可谓官运亨通。此间，他又认为新法不可尽废，有利于民的政策可以继续执行，导致旧党对他的愤恨，因此，苏轼于新党、旧党都不能见容，他再次要求外调，便以龙图阁学士的名分，到杭州做了太守。后又被调往颍州，之后又在贬官与入朝间几经反复，可谓宦海沉浮，历尽坎坷，备尝人生之苦。靖国元年(1101)，苏轼当再次被皇帝想起欲召回京时，却再也不能为天下苍生奔走，病逝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

在这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中，苏轼饱受生离死别之痛。他二十二岁丧母，二十七岁丧妻，二十八岁丧父，五十多岁再次丧妻。苏轼为官近四十年，但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使其三分之一的人生都在贬谪的悲苦中度过。但恰恰是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坚强了他的意志，造就了他笑对挫折、愈挫愈奋、旷达洒脱的精神。苏轼离世前曾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4］2641虽有调侃的成分，但大见其精神。他积极入世，没有退却和归隐山林，在其作品中，有“阅走人世间”与“观身卧云岭”［3］两种人生方式的并行。这既是道家的超脱与禅宗的静心的写照，更是他追求真理、爱国忧民的生命主题。

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封建士大夫们所奉行的安身立命的人生准则。苏轼在他的一生中，圆满地处理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在“穷”、“达”之间，他既行“兼济”又行“独善”。

嘉佑六年(1061)，在应制科时苏轼作《进策》二十五篇。其中的《策略》五篇，综论天下形势和对策。《策别》十七篇和《策断》三篇，全面论述强边防、御外敌之法。两年后，苏轼又创作了《思治论》，强调“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是社会长期积存的“三患”，这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反映了他积极用世，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苏轼被贬期间，一直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在杭州，他带领当地百姓，疏浚西湖，修筑湖堤，使千顷良田得到灌溉;在徐州，他带领军民，奋战七十多日，成功地抵御了泛滥的水患;在密州，他采取措施，治理蝗灾和盗灾。在黄州期间，是他人生的又一次低谷，但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自我消退，他不避世，不避人，执着的对待现实。儒道释思想对苏轼都发生了作用，特别是他仕途不畅时。

苏轼在他的诗文中不断的进行自我调解和表达，“还乡”、“归田”之类的字句出现频率非常多:如“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南乡子》)，“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南乡子》)，“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江城子》)，可他始终没有归隐田园，而是尽职尽责地为国效力。即使身在贬所，也不忘神宗之“圣明宽大”，在与朋友的信中苏轼表达了在逆境中的忠肝义胆和旷达，“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3］1500，“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心声。他还为自己不能有补“国事”而深感遗憾:“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在黄州期间，他重视农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技术;瘟疫发生时，他施舍圣散子药，以救活百姓。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诗词中也得到表现。元丰五年的《浣溪沙》五首就是典型。“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5］593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苏轼想象雪兆丰年，百姓丰衣足食，自己油然而生的喜悦心情。“但令人饱我愁无”一句可以视为是关键之句。这组词的前三首从“覆块青青麦未苏”的旱象写起，到“半夜银山上积苏”，到“涛江烟渚一时无”，写作者为生民忧虑不已的情感变化。《夜泊牛口》诗中写道:“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5］2江岸上居民因生活贫困，只能煮菜为餐，不知世间还有酒肉;屋破难以避雨，直见星斗;卖柴人以能卖出一担山柴而高兴不已等。在诗篇的结尾，苏轼虽置身蛮荒，自且不保，但仍“汲汲强奔走”，表露出要为天下苍生不断积极奔走呼号的儒家人生情怀。

三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但从未磨灭他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志向和情怀，形成了他乐观洒脱、随缘自适、百折不挠的精神。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人生不幸，也许大多数人从此都会一蹶不振，但一代文豪苏轼，却没有消沉屈服于命运，相反，他以“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情怀，积极入世，依然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从其《江城子》便可窥一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5］582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是作者狩猎密州所作。上片叙事，却重在写景，写率千骑出猎满城关注的场面和声势，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强烈感受;下片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壮怀不已的激情和誓杀敌虏的壮志。词中表现了他对北宋长期以来积贫积弱、威势不振的焦虑，同时，对西北边境时常遭受西夏和辽的严重威胁深感不安。苏轼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情怀，自比汉代魏尚，热切期盼北宋王朝能对他尽释前嫌，派他奔赴西北边疆杀敌卫国，建立不世功业。词中事、景、情、志相互交融，浑然一体，生成了一个英武豪迈、气概凌云的自我形象，表达了苏轼抗敌御侮的爱国精神和人生豪迈，是他个人人生社会价值的体现。清代陈廷焯认为:所谓“一片去国流离之思，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寄慨无端，别有天地”。“诗穷而后工”，也就是说人生的挫折与磨难，是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精神财富，是其诗作材料的重要源泉。苏轼将人生的经历化为艺术诗词，以表达人生的理想和生命中的执着与坚守。

苏轼被贬黄州后，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于词则用力甚多，这一时期词作虽为数不多，但思想内涵却博大精深。在极端坎坷而又焦虑困顿的苦难人生中，苏轼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未曾丧失过强烈的功业之心，希冀有朝一日能实现他立圣成贤的伟大抱负。《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其积极入世的英雄之梦，开篇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启一个阔达的历史场景，唤起了人们的英雄梦想。作者通过艺术对比自己的人生，深感自己年岁渐老，功业未成的人生沧桑。词作借周瑜赤壁大战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雄姿英发”的儒将英雄，同时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作者立于赤壁，极目长江，回望历史，不免唏嘘嗟叹:人生的功名利禄，转瞬间便如浮云消散，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功勋，都随大江东去。当历史的车轮轰然而过，在无情的时空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人生的个体价值只有在坚守中才显得弥足珍贵。可见，由于作者无法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唤醒英雄梦的同时又打碎了英雄梦。苏轼在词末将一腔豪情归结为“人生如梦”，此处的“梦”，是蕴含蓬勃生机的主体意识的曲折流露。作者最后举杯祭酒入江，酹江水和江月，将水和月视为知己，敬水和月也就是敬重自己，矛盾斗争之后，苏轼选择了面对现实，选择了像水、月那样坚持不断地对人生价值(“梦”)的追求。词的结尾，情调低沉，但掩不住苏轼追求功业的豪迈情怀。

在苦难的人生征程中，苏轼历经坎坷，但他的精神和心灵从未被摧垮过，一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便是苏轼坚守儒家精神的激情告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罗国杰.宋代思想家对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J］.中州学刊，1993，(4):51-54.

［2］［春秋］孔丘.论语［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

［3］［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宋］苏轼.苏轼诗集:八［M］.［清］冯应榴，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宋］苏轼.苏轼全集:上册［M］.傅成，穆俦，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