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上海200235）

“智慧城市”：未来科技社会的生存智慧＊

李 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上海200235）

智慧城市是未来科技社会生活方式的创新。以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为背景，提出“后危机”时代生活方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的新理念，解读蕴含其中的中国智慧。阐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所在，为克服城市发展模式中的“拉美陷阱”，防控城市病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化问题提供初步建议。

智慧城市；生活方式；中国智慧

一、当代社会的生存境遇

以物联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是21世纪的现代科技社会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生存状态的基本面貌。人们创新科技，同时科技也赋予人们新的生存体验。当代社会人们的生存境遇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社会互动的“信息化”。信息化指的是一种信息方式。所谓信息方式，就是以电子媒介为基础的交流方式或结构。在《信息方式》一书中，信息方式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指出，信息方式理论“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和“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进行解码”，并将之界定为“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1］。信息方式不是人们所有的交流方式，而是建立在电子媒介技术基础上的，通过电子媒介进行的交流方式。这就把信息方式的对象基本确定在电子媒介交流的范围之内。正是当代社会交流的这个特征和由此导致的交流新形式，使社会互动越来越信息化。

其次，现代时空观念的“可逆性”原则。根据传统西方哲学的原则，范畴所具有的思维能力在先验感性能力的时空观中展开。爱因斯坦打破了这种康德式的时空观，提出时空的可逆性。所谓时空的可逆性，是指通过现代科技技术使时间和空间逆向，使历史得以回放。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2年）一书中提出，在历史短路中资本主义阶级矛盾被掩盖起来的观点［2］，鲍德里亚也将这种短路现象称为把历史的返归曲线记录下来［3］。历史的暂时中断、短路使逆行成为可能，时空的可逆性使社会的消极有害影响可以人为干预后尽可能消除和减少。可逆性和永无止境的反向永恒加剧了资本的逻辑进入历史后的非理性，是技术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反映。

这种可逆性体现在生产关系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资本内在局限性的压力。根据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商品用于交换和流通的时间越短，资本周转的时间就越短，资本实现利润的速度就越快。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稳固掌握物质生产过程基础上，通过现代高科技信息编码方式最大限度地缩短资本进入流通和消费阶段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利用高科技创造更大利润，使资本在活动空间、时间上真正具有全球化的意义，实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历史的理想。知识经济的出现证明西方传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已发生转变：即从过去低端服务业占主导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释放了新的生产力，扩大了资本的内在局限性。但归根结底，这种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无法自我逾越的界限和片面性会越来越严重。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资本的发展，对物的依赖的存在方式将会反过来压迫人。

第三，日常生活的“虚拟化”。马克思曾经预言的人类全球化生存趋势已成现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肯定了政治全球化和思想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瓦解，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性文学。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数字技术使这种预言变为现实。日常生活将全世界的文化生活聚焦于一点，即网络世界的公共产品。目前流行的高仿真网络游戏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高度虚拟化的精神产品，“偷菜”游戏、“穿越”小说的注册用户高达几个亿，而且，为了玩“偷菜”之类的网络游戏，很多人更是不惜改变自己的起居作息、工作方式、交友习惯，甚至生活方式。在高仿真网络游戏中，游戏依托互联网一方面丰富了现代科技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社交网络化所带来的暂时快乐却难排遣当代人内心深层的孤独和寂寞，造成“网瘾”等多种新的心理疾病出现。

第四，人文价值的“多元化”。这直接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一元论的颠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个体为了掌握超出人类极限的知识，不断抛弃过去，追求变化。文化领域的多元论日益取代了文化沙文主义，走向更加自由和民主。但是过度求变的心态又使人急功近利，虚无主义抬头。这种虚无主义思想，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的介入，显现为网络虚无主义的表象；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科技本身非人属性作用的结果。

第五，科技与人类的“超现实性”。人类与科技结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关系令世界构成一个超现实图景。信息方式所描述的世界正是在电子媒介交流中，由新型语言结构所构成的，不同于传统世界图景的超现实世界。在信息方式的这个超现实语境中，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由电子媒介的自指性语言所构型的新型语言和符号世界，信息方式就是要对这个超现实世界进行解码。然而，一旦围绕她的固定社会语言基础发生变化，这种解码方式就可能反过来变成一种新的灾难。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危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危机，是人与科技关系的危机，是人在科技中所处位置的危机。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颠覆了人与物之间主、客对立的二元关系，“物”不再是自然状态下的朴素物，而是具有支配人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物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科技本身甚至可以脱离人类的控制自我控制。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数字化生存对人性的威胁导致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现代科技与人的关系呈现与传统价值观、理性逻辑的断裂，这可以理解为对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提及的“超现实性”危险的现实感受。

二、“后危机”时代的生存方式转向

金融危机造成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应对生存方式改变的迫切要求。在所谓“后危机”时代，人类对信息方式的依赖将得以继续并加剧，以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21世纪的生活方式呈现出非线性的多元性的新趋势，如何安全、高效、便利和舒适地运用信息方式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信息方式的分析和批判的是电子媒介语言结构对人们交流结构的构型和对主体的重构。从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在这种重构中，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生存方式转向的客观条件。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受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经济条件和复杂变化过程的约束，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不适宜选择单一模式。“后危机”时代如果能够找到解决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正确途径，发展中国家就能够在更好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时，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事实证明，当居民的GDP发展到3 000美元时便进入消费社会，人们更为注重消费服务。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4］43。在经济发展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挑战的关键时期，无疑会对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体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更好地消除实践中由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由于产业结构快速转型而引发的分配正义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引发动荡的核心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阶段生活方式的稳定发展问题。归根结底，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是生活方式创新的根基，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新选择。

第三，从老龄社会结构的角度，要避免“刘易斯拐点”［5］过早出现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阿瑟·刘易斯认为，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然而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超过其他产业。但根据目前趋势来推断，到201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将超过第一产业。不过鉴于中国迅速步入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可能会出现得更早［6］。尽管中国仍然有潜力在未来10年持续保持7%至9%的高速增长，但全球范围内的老龄化趋势已构成我国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转变的新内容。

由此可见，“后危机”时代生存方式的转向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从经济上讲，意味着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必须经历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从文化方面讲，是进入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所必需进行的思想反思；从生态方面讲，是现代工业社会经济、生态和人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会结构上讲，是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社会分配正义等问题特别突出的时期。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后危机”时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转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从高能耗经济向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转向。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在打破“物的逻辑”，社会生产、交换和消费将越来越重视人文因素，尤其重视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发展与环境等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既依赖于自然条件，也反过来深刻影响着自然环境。自由经济非但没有令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衰弱，反倒在金融危机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就是以追求GDP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经济发展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批租土地为经济增长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其结果导致工业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即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以及排放废弃物的数量已超过了自然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越来越多地依赖与自然隔绝的人工环境系统，单纯依赖高能耗，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动力技术系统，构成了20世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批判的单维的独白式的和霸权性的“文化工业”。

在这样的文化工业背景下，离开生动的生活方式谈社会发展就会使我们局限于单纯工业化水平及其差异性的研究，局限于城市化率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就会把GDP的单纯数量看作是评价城市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而从生活方式差异性角度来看，未来评价城市发展模式的方法已呈现出突破单一标准化的城市化率的阶段，转向将低碳、环境、医疗卫生和能源等配套设施建设也纳入评价标准之中，甚至人们对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度和幸福感等人文因素也成为量化标准，成为需要考虑的关键内容。

二是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向。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因此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城市发展理念是以生态和人文的高质量互动为核心，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在消除城乡差距的同时，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 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 266.8美元，但城市化率只占到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7］，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进入到发展型，由出口型转变为内需型消费结构的新阶段。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发展方式的转型日益明朗。

根据联合国数据，由于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以及新生儿的增加，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亿人加入城市居民行列。2007年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人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8］。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作为20世纪特征的“文化工业”的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释放国内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有赖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着力解决城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推动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三是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向。现代科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技术基础，进而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创新的契机。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政府职能转型，目标旨在纠正社会分配的非公平正义和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发展经济的责任完全让渡给私人部门，而是要建立两者之间协调互动的新型关系，其中，进行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是关键。人们追求更为便利、舒适、安全和生态的城市生活，这无疑是对政府提出了由发展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政府转型的更高要求。因此，生活方式变革归根结底会成为我国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构建新型的生活方式是突显发展民生态势的重要标志，更是智慧民生更高层次的发展内容。金融危机后，尽管国外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多批评，有些甚至对中国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看法不一，但世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利用居民消费而不是政府消费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面对金融危机打击下的世界经济，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确立了以民生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措施。

三、智慧城市：蕴含中国智慧的生存之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成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因素之一。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将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未来20年，中国估计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城镇化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1949年至2004年，城镇化水平由10.6%提高到41.8%；城市总数由138座增加到661座，城镇非农人口由5 765万人增加到54 283万人［9］。未来10年，在全球发展最快的100座城市中，将有97座来自新兴市场，其中中国有8座，印度有11座［10］；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体贡献的比重日益扩大。但面对越来越加尖锐的城市问题，“城市病”、“大城市病”的出现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考验也更为严峻。

（一）数字城市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智慧城市引导未来创意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2011年到2015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11］28。继2009年IBM推出其“智慧地球”的全球战略之后，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包括中国诸多城市在内的全球城市发展的新热点。要围绕以信息化推动新型工业化以及上海发展物联网产业，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等“智慧城市”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开辟认识城市和发展城市的新视角。内容丰富的各层级论坛、会议和战略规划都表明，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为城市发展提供新思路的智慧城市方略，已经开始从设想逐步变为现实。目前，武汉、宁波、上海、无锡、深圳、佛山等城市已纷纷启动“智慧城市”战略，进入了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梯队。智慧城市引导未来创意发展空间意味着因创造观念价值而推动创意产业发展。其一是在所有产业中注入新的数字化信息要素来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其二是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中不断进行信息化投入，提高附加值或创造新的需求并扩大市场。利用信息资本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创意元素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中，将信息资源转化为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资本。

智慧城市的主要特征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明确城市建设重点是大力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和带动战略，构建实时、便捷的信息感知体系，提升网络宽带化和应用智能化水平，推动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全面深入融合，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将智慧民生建设真正提上日程，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技术，清楚未来民生要实现的目标。因此智慧城市战略在创造城市经济价值，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和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而智慧城市的诸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创意产业来实现的。在保护和传承中以创意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将文化创意融入各行各业，与技术、产品（服务）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保护环境，利用废弃老厂的空间资源发展创意产业。这些都为未来创意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2］。

（二）智慧城市的生活方式建构更加注重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使生活更加文明、环保和艺术

未来城市建设中要把智慧民生作为重点，通过解决民生方面的智能化改善，真正实现城市居民的健康、幸福生活［11］。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中，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将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人民越来越多地追求便利、舒适、安全和生态的城市生活。

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发展的蓝图，蕴含着智慧城市的生活智慧。作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智慧城市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强调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能协调发展。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生态城市还应有精神体现，即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浓厚的、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包括社会秩序、道德风尚、教育程度、文化底蕴等。因此，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除了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还要使未来城市生活更为文明、环保和艺术。

全球化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要注重不同城市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城市兴衰的进程既源于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改变。今天成功的城市化区域也必定是古老原则的体现——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地方”［13］。乔尔·科特金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作为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国度，其构建科技发展过程中技术与人文的新型关系，让未来城市生活更为和谐，保持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为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三）智慧城市建构更加注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展开生活方式的创新

对生活方式的创新将成为未来社会的生存智慧。生活方式是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家庭互动方式、文化娱乐方式等相互联系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揭示了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活动方式建构的重要命题，即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又是生活方式的组成［14］。社会活动就是不断在生产的基础上生活与在生活要求下生产的历史过程；社会活动方式就是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与生活方式诉求生产方式的结合模式。

生活是一个历史过程，如何在城市未来发展模式中克服“拉美陷阱”，防控西方国家的城市病、大城市病等社会难题，是智慧城市成败的关键。全球化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曾经展开十几年的实验。实验结果是：照搬照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却令拉美各国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被贫民窟包围，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社会失序，政局动荡，资源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典型的“过度城市化”现象被称为“拉美陷阱”。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所缔造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没有让拉美各国走上富裕之路。那么，如何避免走西方城市化发展的老路？为此，我国制定了以智慧民生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目标。一是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二是让城市软实力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城市发展的新格局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四是发挥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示范效应；五是增强城市群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辐射作用。

21世纪，生活方式创新趋势已经在当今的社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甚至赋予比生产更为关键的意义。用创新的方法解读生活方式，剖析生活密码，才能让吻合未来生活方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再成为问题，因为了解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密码，就知道了其潜藏在背后的真正需求。按照生活方式来细分市场，把握市场动向和发展趋势，可以应用到城市发展的诸多方面。它可以使得原先单靠人口统计指标、地理指标等难以划分的部分，获得更为准确地把握。尽管我们现在距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生活方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还有很大距离［15］，但是这样的社会理想一直提醒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创新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那么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实践？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应强调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突显智慧城市自身的特色或者差异性，重点在于根据城市自身的历史特点和现代发展要求进行特色定位；第二，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注重城乡生活方式的互补性，既要合理传承体现城乡文化生活风格的差异性，又要防止新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鸿沟。重点在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如何示范和辐射广大偏远乡村。第三，智慧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突出整合与互补，发挥地域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第四，智慧城市特别要重视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生态学层面的和谐发展，培养更为生态、环保和艺术的现代生活方式。第五，关注世界优秀智慧城市中文化的创新成果，不断创新生活方式建构的理念，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批判与吸收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弊利，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应对生活方式西化的挑战。第六，注重智慧城市中公权与私权的法治建设，倡导用公共集体科学的生活方式感染与引导个体生活方式的科学建构。

归根结底，人类生活方式的创新是全球化背景下主体性与现代性的不断对话，是人类对自身自由与发展方向的不断深化与调整。中国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在世界范围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将为人类的未来增添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必将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勾勒更为清晰和美好的画卷。

［1］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3.

［2］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M］.Washington，D.C.：Free Press，1965：176.

［3］克里斯托夫 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

［4］秦嗣毅.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宏观调控［J］.学习与探索，2005（2）：209－212.

［5］百度百科.刘易斯拐点［EB/OL］.［2011－05－23］.http：∥baike.baidu.com/view/1018877.html？wtp＝tt.

［6］袁蓉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三大挑战值得关注［EB/OL］.（2010－8－27）［2011－05－23］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08－27/2495803.shtml.

［7］迟福林.我国经济需求政府居民时代后危机时代我国发 展 方 式 转 型 与 改 革 ［EB/OL］.（2010－2－24）［2011－06－22］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theory/201006/t20100608＿24998.htm.

［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R］.［2011－06－23］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report05/index.htm.

［9］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可持续城镇化战略课题组报告［R/OL］.（2008－06－24）［2011－06－23］http：∥ www.china.com.cn/tech/zhuanti/wyh/2008－06/24/content＿15880377＿3.htm.

［10］IBM 中文网.全力打造亚洲未来城市.（2010－06－02）［2011－06－30］.［EB/OL］.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cn/zh/smarter＿cities/article/shanghai2010.html.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曹云峰.从全国两会看我国“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重点［EB/OL］.（2011－04－01）［2011－06－23］http：∥www.rfidchina.org/news/info/20110401/readsinfos－53260－396－1.html.

［13］乔尔 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 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7.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

社 ，1997：138.

“Smart City”：the Existence Wisdom of Modern Technology Society

LI Yuan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Shanghai，Shanghai 200235，China）

“Smart City”is the creation of our life style of futur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ociety existence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changes for the future.It also analyzes the new ideas of the urbanization in China，elaborates the abuses of the western models，raises the Chinese wisdoms，in order to overcome the“Latin America Trap”as well as avoid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smart city；life style；Chinese wisdom

F290；K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21

2011－11－11

李 元（1975－），女，陕西省西安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现代科技社会生存状态研究。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2010JG001－XAA013）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