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宇，刘 涛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民间佛道融合现象考察

周翔宇1，刘 涛2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佛教理论的世俗化和道教教义的民间化，为佛道二教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信众只从自身需求出发、不分教派的信仰行为使佛道二教界限趋于模糊。观音与慈航、地藏与药王等“兼职”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佛道二教彼此的融合。这种融合表现在：寺庙和道观的建筑规制高度一致；民间信众佛道不分；民间佛道二教的宗教活动内容基本相同。

民间佛教；民间道教；融合

佛道二教均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宗教，二者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都有着悠远的历史。道教土生土长，佛教自化外传来，在传播过程中，两教既相互排挤、相互竞争，也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是在不断的争斗发展中，道教的教义和组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断“中国化”。可以说，佛道二教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互动中，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走向繁荣。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可以视作其相互融合的历史。有关佛道二教在中国发展历史和融合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许多成果。如程佩《试论东汉时期佛、道二教的融合与分离》就分析了佛道二教在中国发展初期的竞争与融合[1]。刘林魁《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则以佛道二教发展迅速的南朝为背景，从学术渊源上考察了佛道二教异同、优劣等关系[2]。史冰川的《有无相生，和而不同——试析宋代道教与儒、佛的文化互动》则涉及到了宋代“融道入佛”、“以道说佛”等佛道互动[3]。吴春香《论明代三教融合对道教的影响》则重点考察道教在明代三教融合环境下的发展[4]。可以说，学者们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佛道二教融合现象都有所研究。但比较遗憾的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在于佛道二教发展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对于当下民间的佛道二教融合现象，似乎还缺乏应有的考察。事实上，时至今日，二教在民间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组织规模；依然拥有一定数量的教众、居士和信徒；二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在民众心中依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随着佛道二教的世俗化、民间化，其在民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在这一民间化的进程之中，二教融合的现象也更为明显，以至于“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5]。这些状况也恰恰说明在佛道二教影响空前的今天，其融合也是空前的。据此，本文拟以民间的佛道融合现象为视野，通过对此现象的分析研究，考察在民间化的进程中二教融合的内在原因。

一、佛道理论的世俗化和道教教义的民间化为佛道融合提供了可能

从宗教自身的教义理论上看，佛教与道教的终极关怀本来不同。佛教以超脱轮回为目的，而道教则以长生久视为追求。在其不同的终级目标影响下，佛教修行常以内在的自我修持为约束，而道教修炼则以对外在天地自然的效法为助力。受此影响，二教在修炼方法、生活态度和生死问题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面对这些不同，佛道两家本应各行其是、各不相干。但是，结合二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二教在中国的发展都非一帆风顺。二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纲常伦理的思想土壤并不契合。因此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二教在教义教规方面也在不断作出调整以期在民间争取更多的信众，获取更多的传播机会，二教都自然而然地扬弃了许多原有教义，从而使自己更加容易被中国百姓所接受。

（一）佛教理论的世俗化

从佛教来看，以世界为虚幻、以伦常为羁绊和以超脱为目的的教义明显成为其走向民间的障碍。在争取发展空间的过程中，佛教某些有悖人伦的理论固然可以让一部分“大德高僧”沉醉其中，但却绝对无法得到普通百姓的信奉。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人生价值和主体塑造等问题上造成了两者相互碰撞、摩擦、冲突、斗争”。因此，佛教不得不在其普世救人、超脱苦海的理论中淡化世俗的苦海意味，更多地以救世相号召，从而“造成了两者相互调和、融汇、吸取、合一”[6]。故在实践中，佛教不再一味强调普通信众的“皈依”和“参透”，它更多地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可以说，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佛教以牺牲教义中的一部分内容为代价，换取了民众的普遍认可，在信徒心目中逐渐以“救世”的形象而继续存在。在此基础上，佛教教规中严苛的清规戒律也逐渐宽松，对普通百姓而言，佛教在其心中变得更加平易、直接，僧侣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佛祖的代言人，佛教也仅仅是在宣扬“为善去恶”。

（二）道教教义的民间化

从道教来看，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修炼方法虽然是道教徒追求神仙境界的不二法门，但其修行过程中的清苦也同样不是普通信众所能承受的；而符箓、丹药等伎俩也因科学的发展而逐渐被信众认为是虚妄，并最终在民众心中失去了神秘性，故道教也急需通过对自身理论的整理来重新获得广泛传播的空间。因而在其教义之中，道教也逐渐放弃对民众的苛刻要求，更多地以仙家的“神通”来感召信众。这种方式实质上即是不再过多地以“得道”的境界诱导而改以“神仙”的神通作为民众心理依赖的基础，在利用对神秘超越力量盲目崇拜、信仰的前提下获得了民间的普遍认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佛教与道教的许多传统教义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环境，已然丧失了感召民众的能力。如成佛成仙、地狱轮回、长生不老和消灾辟邪等等内容，在现代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已绝不能如佛道二教在中国传播初期那样具有广泛的市场。可以说佛道二教的传统内容对现代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被削弱。因此，为了继续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佛道二教不得不对自身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其教义的缩减，即佛道二教有意识地调整其教义，以一种超越的力量出现在信众面前，希望通过一种“帮助”、“救赎”的方式给予信众精神上的支持从而获得其信奉。无论是佛还是道，无论是“佛祖”还是“仙人”，对民间信众来说，他们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存在，都是可以“保佑”自己的“神”。信众对佛教、道教的虔诚信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神”的庇佑。这样一来，佛教与道教的理论在世俗理解中就被大大地拉近了，从而具备了融合的可能性。

二、信众从自身需求出发的信仰行为模糊了佛道二教的界限

以上是佛道二教主动适应中国的本土特点而作出的调整，由此带来了二教在教义上的接近与融合。而在普通信众那里，随着其自身需求的改变，他们心目中的佛道界限也更加趋于模糊。上文已述，佛道二教在民间化的过程中逐渐舍弃了对一部分教义的追求，这一行为对民众造成的深刻影响必然是使其也放弃了对“成佛”、“得道”的高远追求。普通信众不需要再去苦苦寻觅“出世”的超脱，只需要在世俗中信仰宗教即可。因而他们也无需再去清晰地分辨佛教的摆脱轮回和道教的长生久视。相对于二教的终极目标，世俗的普通民众可能更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家人的平安喜乐。他们对宗教的信仰，归根结底是希望宗教能够“保佑”自己，哪怕只是在精神上有此效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众以世俗的欢乐为祈求，这本身其实是与佛道的终极追求截然相反的。在佛家眼里，身体只是寄居的皮囊，家人只是成佛的障碍，至于世间的欢乐与富贵更是穿肠毒药。而在民间，民众恰恰是以这些应当“舍弃”的追求向佛祈祷，这恰也说明佛教对其教义的淡化。在恪守为善去恶的原则之下，信众对个人世俗快乐的追求也渐渐成为合理，这是佛教民间信众信仰发生变化的最突出体现。对道教来说，信仰与传统教义还多少保持了一致。在对神仙境界的追求中，长生不老是一个重大的诱惑。而在普通民众的信仰上，长生不老既然遥不可及，那么退而求其次，追求身体健康的“养生之道”也是可以接受的。通过“修真服气，内丹修炼，存思守一，房中补益，辟谷绝粒，药石服饵”等等宗教性的修习，教徒至少还可以追求“益气养血，填精益髓，充和五脏，强精健骨”的身体保养[7]。很明显，虽然追求的层次已经极大地下降了，但在道教民间化之后，民众的信仰中多少还存在一些传统信仰的残留。

就现代人来说，虽然现代人思想中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传统宗教的相关内容，但总体来说，现代人的宗教意识更多地是受现实的社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信徒主要还是从解脱生活压力、追求欲望等方面出发去信奉宗教，寻找精神慰籍。这就使得人们更多地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关注一些有关二教的内容，而不是约束自己去服从宗教。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二教的融合更多地是因为人们对其“祈求”的相通而导致的。无论是由扬善去恶而带来的“欢乐”，还是由清静修为而带来的“健康”，二者从本质上都是人对自身幸福的一种的追求。当民众对宗教的信仰逐渐被剥离，乃至只剩下此二者的时候，佛道二教之间的界限自然也就被严重地模糊了。从二者的不同侧重来看，佛教的因果报应让民众在“善有善报”的美好憧憬中找到了心灵、精神层面的慰藉；而道教的养生健体则让信徒以滋养修身为依托找到了身体上的安康。两者的完美结合，即是对幸福人生的合理祈求。因此，在精神与身体两个层次间寻求统一，在人生幸福上寻求完满，这样一种动机决定了民众在对佛道二教的信仰上必然不可能采取一种严格区分、非此即彼的态度。只有模糊了二教的界限，他们才能兼采佛道，实现精神与身体双重意义上的完美幸福。而在实际上，民间信众无论是走进寺庙拜佛还是走进道观求仙，这一系列祈祷过程都仅仅是在形式上有所差别。对信众而言，这些形式只是祈求幸福的方式而不代表具体明确的佛道差别。在他们心目中，其实仅有一个模糊的、可以满足其需求的“神”而已。

三、佛道二教偶像的“兼职”强化了彼此的融合

上文从教义、信仰两方面对民间佛道融合现象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可见佛道二教的教义因淡化而具有了融合的可能，民众从自身需求出发，不分教派的信仰也使得其心中的佛道界限趋于模糊。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民众直接膜拜对象的神佛偶像的会通“兼职”，则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二教的融合。

（一）观音与慈航“兼职”现象

神佛偶像的相通，最典型者莫过于“观音”这一形象。观音在印度佛教原典中本是以二十五菩萨之一的“观自在菩萨”形象而出现的。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形象也发生了适应于中国本土审美观点的转变，它以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感召力在中国民间获取了较大的市场，其信仰成为了当下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之最重者，以普陀山为代表的观音道场即是这一信仰的集中反映。而在道教方面，亦有“慈航真人”这一位仙尊。在道教传说中，慈航是以女性身份修炼得道的神仙，她的白衣形象与女性化之后的观音形象本就十分相似；而慈航修炼的地点则在普陀落伽岩潮音洞，其代表性的法宝为清净琉璃瓶，其活动也主要是以丹药和甘露水济人。因此，无论从外观形象上、从道场名称上还是从“救苦救难”的事迹和方式上，慈航与观音都极为类似。也因如此，在一般信众的心中，往往即有“慈航就是观音”的印象。在当代商品经济大潮中，为了刺激当地旅游经济，宗教组织本身对此“误解”也多采取默认的态度。如以四川地区青城山道教圣地而论，在其全真观七真殿下即有一慈航殿；在天师洞阁楼中亦供奉慈航。而普通信众、游客至此，则往往将其视作观音而顶礼膜拜。可以说这是道教在偶像塑造上主动接近佛教以争取信众的典型现象。

（二）地藏与药王“兼职”现象

除观音之外，佛道偶像融合还可以从“药王”这一形象中得到体现。佛教中有数位涉及“医治众生病痛”的偶像。如地藏菩萨，其梵文之意即为施与良药，救治众生身、心两种病苦；又如药王菩萨、药上菩萨，都是以良药治除众生身心苦痛的菩萨；还有药师佛，以一手持钵、一手拿药丸形象出现。前文已论及：普通信徒对宗教的信仰往往着眼于宗教对自身身心健康的保佑，因此在目前民间的佛教信仰中，佛教“治病救人”的偶像亦极受推崇。与之相似，在道教中亦有“药王”这一仙位，其原始形象多以民间药王孙思邈为基础，其法力神通所针对的亦是民间身心疾苦。如此称号相近、“职责”相似的神佛偶像在一般信众心目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混淆、重合。可以说，在现存佛教中最有影响的两位菩萨——观音、地藏都在道教中有与之对应的偶像，这既是宗教史上二家互相争胜的结果，也是现今两教融合的体现。

除此之外，在佛道两教中还有众多神佛偶像形象存在着融合的现象，如关羽既是道教的“财神”又在某些佛教寺庙中被奉为“罗汉”；四大金刚本是佛教护法，但其形象也逐渐中国化而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武将形象，甚至在个别道观中也有其偶像出现；再如佛教之韦陀天尊与道教之二郎真君都因“战神”身份而在民间存在一定的融合。

同时，以神佛偶像为基础而产生的宗教神话、石刻造像等也因这种的“兼职”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例如在佛道宗教传说中，神佛的居处——“天堂”、地狱”、“仙山”和“道场”等概念就出现了融合的趋势[8]。而在偶像石刻、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舞蹈等艺术性表现上，二教的会通就更为明显[9]，甚至还产生了佛道合龛造像等奇特的艺术景观。这些都是二教偶像在民间流传过程出现融合现象的具体体现。

以上这些普遍存在的偶像“兼职”现象势必对民间信众的心理和观念造成影响，从而使得佛道二教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融合趋势。

四、佛道二教融合的主要表现

前文主要从教义、信仰和偶像等方面对佛道融合现象进行了分析，现再以民间具体宗教活动为对象，从佛道二教的建筑规制、信徒和活动内容等方面对二教相互融合的主要表现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佛道二教宗教聚会场所——寺庙和道观的建筑规制保持高度的一致。以佛道二教典型建筑来说，二者均有山门、山门殿、正殿和两廊配殿等基础设施。其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和建筑风格也基本相似（相对于基督教教堂及伊斯兰教清真寺而言，佛道二教庙宇、道观间的相似程度可以说非常之高）。尤其对应的是，佛教寺庙之山门殿供奉弥勒佛、四大金刚及韦驮天尊，而道教之山门殿亦有供奉四大天王及二郎真君者。佛教两廊配殿一般供奉观音及地藏两位菩萨，道教两廊配殿也以供奉慈航和药王两真人为主。可以说，在整个宗教场所的构建上，佛道二教的高度相似确是其相互融合的体现。

其次，在信徒方面，现传民间佛道二教中，除僧道教众之外，很多并未皈依但又对宗教抱有兴趣的民众往往也是佛道不分。对普通民众来说，无论是去佛寺还是进道观，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不少自认为是佛教“居士”的信众对道教的神祇也依然信奉；甚至可以说，民间不少民众是佛道二教共同的信徒，这就在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上体现出了二教的融合。

再次，民间佛道二教的宗教活动内容基本相同。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佛道二教面向普通大众的宗教活动一般都被称为“上庙”或“烧香”。其活动日一般都安排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每到宗教活动日，信徒一般都需斋戒，清晨至庙宇膜拜。其活动的具体内容也都包括在殿宇前燃烧香烛，在神像前跪拜行礼，于殿内许愿还愿、捐助功德、点设长明灯和求签问卦等等。在此一系列活动完成后，信徒还要聚会用餐，个别地方还有僧侣道士宣讲教义的仪式。从整体上说，在这一系列宗教活动中，无论是在进行的时间上、流程上、具体内容上还是对信徒的基本要求上，二教都大致相同，无明显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对一般身份的信徒来说，至初一、十五日，其“上庙”活动也就不必刻意区分是在寺庙还是在道观进行。对他们而言，两教的宗教活动实际是“不分家”的。由于在广大信众中有了这样的印象，佛道二教融合的现象也就自然是更加突出了。

由上文可见，在现时代背景之下，佛教与道教在民间的传播在教义、信仰、偶像、建筑与活动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融合现象。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经济大潮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佛道二教的这种融合趋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越来越炙热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佛道二教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成为超尘脱俗的世外宗教。开发宗教与旅游资源，赢得经济利益同样也成为佛道二教共同的追求。为了广泛吸引信众，收获经济利益，佛道二教也更有意识地主动吸取对方在经济创收方面的优势和经验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比如上文所述的观音与慈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道教利用佛教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偶像以争取信众的一种体现。通过这种方式，道教利用了信众对观音的崇拜而使得烧香、许愿、“捐功德”等创造经济利益方式都可以围绕慈航而展开，以此带来可观的效益。再比如说“符箓”本是属于道教的物品，但在如今的一些大小佛寺中却也出现了类似的纸符。寺院宣称这些印刷有佛教图案、文字的纸符具有祝福、保佑的功效；而信众如欲获得则需捐纳一定物品或者金钱。事实上这也正是佛教借鉴道教优势以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这些因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主动行为当然也在更大程度上模糊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差异，使得它们的融合更加明显。

[1] 程佩. 试论东汉时期佛、道二教的融合与分离[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91-96.

[2] 刘林魁.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J]. 云南社会科学, 2010, (2): 142-146.

[3] 史冰川. 有无相生, 和而不同: 试析宋代道教与儒、佛的文化互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5): 221-224.

[4] 吴春香. 论明代三教融合对道教的影响[J]. 黑龙江史志, 2009, (19): 54-56.

[5] 陈平原. 佛佛道道[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

[6] 方立天. 儒学与佛教: 儒佛道与传统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59-60.

[7] 洪丕谟. 佛道修性养生法[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1: 19-22.

[8] 萧登福. 汉魏六朝佛道两教之天堂地狱说[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9: 118.

[9] 张育英. 中国佛道艺术[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161.

Research on Fusion of Civilian Buddhism and Civilian Taoism

ZHOU Xiangyu1, LIU Tao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637002)

The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t theor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aoist doctrine provide chances for the fus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Based on their own concrete situations, believers made their own decisions on choosing specific religion to believe in.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blur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In reality, between Avalokitesvara and Cihong as well as Ksitigarbha and Yaowang, there are alike duties.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reinforces the fusion of these two religions. The fus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the building regulations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y and Taoist temple are highly consistent; in believing, folks think no difference in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civilian Buddhism and civilian Taoism are roughly the same.

Civilian Buddhism, Civilian Taoism, Fusion

(编辑：朱青海)

B91

A

1674-3555(2012)01-0049-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1.007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1-07

周翔宇(1985– )，男，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学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