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情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胡海情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本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际研究中国和东盟目前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的直接投资问题，对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政策因素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期为中国加强与东盟的投资合作提供理论和现实基础。

对外直接投资；东盟；驱动机制

一、中国投资东盟的国际背景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12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RTA）。在亚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1月正式建成，双方都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随着双边贸易额增加，自贸区必将向更高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过渡。

（二）美国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美国与欧盟一直是东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而东盟又都是经济增长依赖出口和引资的国家和地区。根据东盟秘书处统计，2008年之前欧盟和美国一直都排在东盟贸易伙伴的前三位，美国在1998、2000和2003年一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欧洲债务危机不断蔓延，欧洲主要国家GDP创下数十年来最大环比下跌。在此国际背景下，必将促进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拓展到贸易以外的投资等领域。

二、中国对东盟投资现状

（一）增速明显，但总体规模尚小

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起步较晚，在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前总体规模非常小。截至2001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2003年以后，双方贸易额年增长2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贸易领域合作的带动下，中国和东盟对彼此的经济环境、市场网络等了解增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均有大幅增加，除200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负增长，2009年增长8.6%以外，其余各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均出现60%以上的高增长，2006、2007和2008年甚至出现了100%以上的高增长。至2010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达143.5亿美元，是2003年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24.45倍。即便如此，双方的相互投资仍是经济合作领域的“短板”。2010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对亚洲地区投资流量的9.8%，而存量只占到亚洲地区投资存量的6.3%。

（二）投资领域不断拓展，集中于金融业、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007年至今，中国对东盟地区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展，已涉及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等14个行业。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比例变化显著。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比例从2007年的5.3%上升到2008年的21.4%，直至2010年一直保持在行业分布第一的位置，主要分布在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采矿业也由2007年占行业分布比例的5%增加到2010年的12.8%。金融业一直保持在10%左右，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而制造业占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比例由2007年的23%下降到15%左右，主要分布在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三）国别分布集中

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中，新加坡一直是吸收中国投资最集中的区域。2010年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显示，新加坡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42.3%。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是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倾向选择的区位。截至2010年末，新加坡、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五国就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79.3%。

三、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

（一）中国的发展阶段

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描述了一个国家从最不发达到发达所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几乎没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国内企业也没有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因此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量都非常小。第二阶段，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吸引外资显著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进入第三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低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优势增强。第四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逐渐超过了吸收外资存量，在这一阶段，国内企业完全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与外资企业竞争的优势。第五阶段，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量在零水平上下波动，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绝对量都在增长，但始终保持相似的规模，体现了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均等的水平。对于各阶段的划分，邓宁根据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不同国家的分类考察，把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或等于400美元的25个发展中国家归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25个国家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有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第四阶段只有6个人均GNP在2600美元至5600美元之间的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6年挑选了135个国家利用2004年人均GDP数据考察IDP分段情况。结果显示符合邓宁对投资地位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的论述，但是各阶段间的人均GDP划分标准有所变化。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划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划分界限是人均GDP2500美元，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划分界限是人均GDP10000美元，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的划分界限是人均GDP25000美元，四、五阶段之间的划分界限是36000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6－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069美元，2651美元，3414美元，3749美元和4393美元。如果按照邓宁对投资发展阶段的界定，我国从2006年开始已经由投资发展阶段的第二阶段末逐步过渡到第三阶段。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看，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21.7%，达到668.1亿美元，超过日本和英国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02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9.%。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09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950亿美元，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为负。据此判断，中国目前更符合国际贸发会议对投资发展路径阶段的划分，处于第二阶段，正向第三阶段迈进的过程中。

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工业，虽然与发达国家相应产业的发展路径相同，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程中却比发达国家相同产业的发展过程要提前。因为工业水平和发展方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背景等因素要纳入到一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解释要素中来。我国在十五大提出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能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上因素都表明，虽然根据IDP理论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过程中，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

（二）市场因素

从我国市场需求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低于城乡储蓄存款额和城乡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储蓄倾向高于消费倾向，而且城镇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中除汽车房产等贵重商品和创新商品还有上升的消费潜力外，很多耐用消费品已趋于饱和，而农村的市场需求受收入等限制在短期内增长的潜力有限。从我国出口市场的情况来看也不容乐观，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我国几个主要贸易伙伴面临不同的经济问题。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紧缩风险隐现。欧盟成员国深陷债务危机，日本受地震海啸影响消费者信心不足。在此背景下各国为了各自的产业利益纷纷出台各类贸易限制和保护措施。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6起贸易救济调查。

2010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具有潜力的市场。2000年以来，虽然东盟各国受汇率变动、油价上涨和美国金融危机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东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除了东盟内部市场，东盟与其主要伙伴国相继签订了促进贸易投资的协定，相当于间接拓展了投资东盟的市场。新加坡与美国于2003年签订《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东盟和韩国也于2005年完成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签署了《东盟——韩国经济合作框架协定》；日本也于2008年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计划从签订之日起10年内免除90%的双方贸易关税；《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协定》2010年1月1日生效；作为东盟和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部分，货物贸易的协定已于去年1月正式生效；欧盟和东盟在2007年5月的时候启动了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投资东盟市场，相当于可以间接享受到东盟与这些伙伴国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措施。

（三）生产成本因素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制造业高速发展是以生产成本低作为一个重要优势，而随着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以及各种资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制造业基地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珠三角多地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我国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人均资源短缺。现阶段我国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源于矿产资源。据中国地质科学院《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源泉供应问题》报告预测，未来20年，中国石油缺口超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缺口总量为30亿吨，铜缺口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缺口1亿吨。

东盟与我国同样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地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很高，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均达到90%以上，除老挝和柬埔寨劳动力资源短缺外，东盟各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柬埔寨、越南等地劳动力工资很低，新加坡、菲律宾、印尼和菲律宾的劳动力素质高。与我国相比，东盟原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印尼、越南和马来西亚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原油进口来源地，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东盟与我国矿产资源的储量也有一定互补性，缅甸的铅和锌，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的铜镍金和铝土矿，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锡矿比较丰富。泰国钾盐储量居世界首位，锡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2%。此外，印尼，马来西亚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棕榈油及相关制品生产国以及世界第二、第三大天然橡胶生产国和出口国。菲律宾、柬埔寨、文莱、老挝和缅甸森林覆盖率高，木材资源丰富，水资源丰富。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助于解决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瓶颈约束。

（四）经营发展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企业而言，来自本地或国外公司的竞争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化驱动力。加入WTO为中国企业带来了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在本土和国外市场带来了更大的竞争。一方面，随着我国吸引外资额逐年递增，外资企业使有限的国内市场空间缩小；另一方面，全球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使我国企业凭借国内的资源禀赋和市场保护所获得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顺应国际化趋势，实现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是中国企业增加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战略选择。

由于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丰富的资源优势，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选择。仅2010年一年，东盟吸引外资额就超过758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100%。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运用种族联系、运输距离和心理距离等因素降低成本，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东盟可谓不二之选。

（五）政策因素

在200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明确“走出去”战略，并把它作为四大新战略之一。

“走出去”战略提出后，我国努力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制逐渐转向核准备案制，使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高效有序。商务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设立了 “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相继出台了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资金管理办法，并在信贷保险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安排了“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国家外汇管理局调整了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保证对外投资的资金链畅通。同时，通过建立对外直接统计制度、对外直接投资联合年检制度、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制度等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监督保障。

从东盟方面来看，东盟国家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按照协议要求，自2010年对区域内成员国的投资者适用国民待遇，从2020年起将适用于所有投资者。柬埔寨和文莱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与我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东盟区其余各国也在税收减免等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优惠措施。

2009年8月，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正式签署，其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这两个核心条款在确保给予双方投资者公平公正的非歧视待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此外，投资待遇、透明度、投资促进与便利和争端解决等条款为改善双方投资环境、增加外资政策透明度、促进投资便利化、提高投资争端解决公平与效率以及加强投资保护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1］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郑春霞.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赵晓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发展趋势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魏亚男

F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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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426（2012）02－0051－03

胡海情（1980－ ），女，辽宁沈阳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投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