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韩国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比较研究

麻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民主形式的多元化。韩国和新加坡都处于儒家文化圈，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又具备了现代政治因素，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却采取了不同路径，体现了不同特点。

韩国；新加坡；民主化；路径；特点

韩国和新加坡都处于儒家文化圈，在经济上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20世纪80年代都实现了经济腾飞，都有现代的政党、政党制度和浓厚的精英主义政治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都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和对国家力量进行制衡的市民社会。但在民主化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体现了不同特点。

一、韩国民主化进程及特点

韩国的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议会民主制、威权体制和多元主义民主制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再民主化”的过程。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则采取了“移转”的模式，即“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的。”［1］韩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外部环境和美国的压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李承晚时期，韩国建立了民主的形式，但民主在政治实践中遭到了扭曲。民主形式的建立并非毫无意义，民主思想在社会精英中得到广泛传播。执政者和他的反对者都必须在民主框架下、以民主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由于不具备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独裁者在民主名义下实施专制统治，反独裁者则在民主名义下进行反独裁的活动，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经济徘徊不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军人发动政变建立威权政府。威权政府的优势在于用强力控制社会秩序，可以不受或很少受社会的干扰而进行经济建设。在威权政府的推动下，韩国政府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成熟，进而实现了经济的民主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韩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工业经济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要成分，国家与社会发生分野，民间力量日益强大，市民社会形成，中产阶级产生。民众要求政治参与，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利与更多的自由。在反对党的领导下，民主运动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也不断动用各种手段对威权政府施压，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中以卢泰愚为首的改革派力量压倒了保守派力量。在反对派阵营中以金泳三为首的温和派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以金泳三为首的反对派既要动员民众推翻威权政府，又要采取平和的手段，以免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动荡。所以，金泳三和卢泰愚作出了妥协，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推动民主化。金泳三通过普选上台执政，此后，金泳三和金大中又实现了权力的平稳移交。

透过这个轨迹，可以看出韩国民主化进程所呈现的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理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市民社会，专横的国家权力就无法得到制约。没有理性的中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就不会稳固，韩国发达的市民社会是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执政的精英在推动经济民主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政治方面，则不愿进行政治民主的改革。威权体制无法将精英们进行有效的整合，反对党精英则不断进行抗争，努力推进政治的民主化。民众在民主化进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断地进行罢工、游行和示威，给专制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威权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们必须在精英的领导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压力。自发的、断续的罢工和示威往往被专制政府镇压。民主化的成功实质上是精英阶层妥协的结果。

第三，执政者和反对者的妥协互动。以卢泰愚为首的改革派执政者和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首的反对派在民主化进程中进行了妥协互动。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卢泰愚顺应民主化的要求，在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同意进行政治改革，不对反对派进行镇压，启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反对派也同意不采取过激的行为，在合法、有序、平和的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双方的妥协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妥协既是民主顺利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民主政治的内涵之一。

第四，国际环境和美国所施加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南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政权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民主化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威权政府日益感到孤立。由于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韩国严重依赖美国的保护，美国对韩国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也不断对威权政府施压，要求其民主化。在美国和国内巨大的压力下，韩国的威权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民主化的改革。

二、新加坡民主化进程及特点

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则是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后，借鉴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不断改造，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中，没有军人执政，民主化是在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人的引导下，不间断地发展完善。新加坡的民主化是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执政者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对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民众也认同现行体制和执政者的能力与政策，反对派势力很小，民众对其执政能力也有担心。所以，新加坡的民主化是在体制内有序进行的。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手中取得自治权，就模仿英国建立了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1965年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国，但政治体制没有变化。国会和政府是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有充分的合法性。由于新加坡国土面积小、资源缺乏，要想生存下去，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人物在分析了形势后，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另一方面积极说服民众配合。由于决策正确，措施得当，新加坡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腾飞。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中产阶层产生了。市民社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受到政府的限制，市民社会的力量相对弱小。中产阶级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后，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会提高。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为了进一步满足人民政治参与的要求，在1989年，新加坡引入了官委议员制度。当时的第一副总理吴作栋认为 “通过向新加坡民众提供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来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政治体制；培育一个人们更加认同的政府方式，使人能听到不同观点，包容建设性的意见。”［2］1984年，李光耀就声称他的政府要考虑改宪，设立民选的总统，赋予其一定的权力，防止政府动用不是它任内积累的国家储备金。从现象上看，设立民选总统主要目的是防止政府乱花储备金，导致新加坡陷入困境。但实质上李光耀对新加坡政治体制上的缺陷非常清楚。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制约机制，即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权力在事实上不受限制。新加坡在经济上之所以取得良好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李光耀等领导人的自律以及新加坡政府高效率和它推行的政策。因此，要保证新加坡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生存，不仅要选拔德才兼备的“君子”来领导政府，而且要建立一种制度，防范未来的政府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滥用权力。李光耀等人解决新加坡政治体制缺陷的办法是，在继续坚持原有的制度框架下，赋予总统一定的实权，以实现总统对总理及其政府的制约，而不是准予反对党势力的发展，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更换政府的形式来实现。即民主化是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由人民行动党来主导逐步推进。人民行动党及其精英并不反对民主化，在全球民主化的环境下，也没有能力来阻止民主化，新加坡执政者和反对党的分歧主要是如何民主化。1990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任总理。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三任总理权力的和平有序的交接，说明了新加坡这种部分民主政体在发展中国家中取得的成功，这种民主是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并结合新加坡的实际精心设计出来的，有利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贪污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 ”［3］

因此，可以预见，新加坡的这种部分民主体制在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它运转的比较有效，也获得了人民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也可以肯定，它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体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政治精英主导的现行体制框架内的渐进民主发展。民主的政府应当是“好政府”，所谓“好政府”就是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政府应当为人民谋福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护自己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个人自由。因而也是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标准的。而“好政府”需要“君子”（精英）当政，在国家的治理上，李光耀非常坚持精英治国。李光耀认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而有些国家“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4］他认为人在智力上是不同的，因此，也不应在所有的方面都受平等对待，只在法律、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即可。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让平凡人治国同样能治好的论调。“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5］他重视智力，同时也强调品德的重要性。李光耀认为治国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民服务。”［6］李光耀认为，精英就是指那些既有非凡智力同时又有高尚品德的人，新加坡政府应由这样的人来组成。

由于人民行动党吸收了新加坡大部分精英，作为执政党又控制了很多的资源，在人民行动党超强的控制能力和良好的政绩下，包括反对党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没有强烈的民主化诉求，更缺乏工具来表达诉求，民主的反对派只能通过成效不大的选举活动推动民主化发展。所以，新加坡的政治精英没有发生其他民主化国家通常发生的分裂，人民行动党完全控制着新加坡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将东西方政治进行了有机的整合。新加坡不可能走西方民主发展的老路，环境和条件都不允许。如果照搬西方的民主建设模式，新加坡生存都可能出现问题，更不用说发展了。因此，新加坡借用了西方民主的形式，但也创造性地融入了东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儒家文化虽然提倡圣贤治国，但却排斥民主；近现代西方虽然强调民众的权力与对权力的约束，但往往忽视个人品德的完善。通过选举上台的人往往为迎合民众口味而局限于眼前的利益，缺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新加坡将民主与精英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适应新加坡实际的政治需要。在政治体制上，新加坡采用了三权分立、代议制、普选和反对党制度。这些在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差不多的制度，在实际运作和功能上则和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新加坡在多党制的形式下，坚持一党优势制，新加坡的法律和制度都向人民行动党倾斜，使得人民行动党能够掌控国会和政府，实现政治稳定；新加坡重视法治和政治的制度化建设，试图通过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探寻在单一制国会和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监督，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新加坡政府素以高效廉洁而闻名亚洲和世界。新加坡政府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廉洁和高效，法治和制度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选拔官员时对个人品德的重视，也是新加坡保持廉洁和高效的一项重要的措施。以李光耀为例，每逢遇到流言，都要澄清，甚至诉诸法律程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对人才的选拔一直强调德才兼备，吴作栋、陈庆炎等人的任用，证明了人民行动党的精英确实是德才兼备。

第三，中产阶层虽有很大发展，但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在国家所控制的范围之外发展政治表达提供了支撑。经济增长导致经济结构日趋复杂和分化，扩大了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社会在拥有了自己的主体力量之后，其本身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并不断得到政治权力的尊重。中产阶级是市场经济发达社会的主体力量，随着它的队伍的壮大和力量的增强，它必然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政治权利，它的利益也不是与专制体制联系，而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政治联系。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就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产阶级并没有主动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了去政治化，并保证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生存和发展是国家的核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选民相比，中产阶级并没有明显的亲反对党的倾向。每次大选投票给反对党的是不同的人群，“1984年是年轻选民和中产阶级，1988年是马来选民，1991年是低收入的华人选民。他们都是对政府的一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不满。”［7］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政策或措施予以解决。这都是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发展，并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是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但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政府设定的法规和政策框架内发展，政府又常常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和禁止它的发展，因为它的发展不可避免会侵蚀政府的权力和权威。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新加坡的非政府组织虽有所发展，但并不是很多，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有限，这就使得新加坡的市民社会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市民社会通过各种群体与组织将自身与国家和政治机构联系起来，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形成压力和冲击，使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变化并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可以对国家权力的膨胀起到抑制的作用并支持民主事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不发达，决定了新加坡的民主发展只能在国家控制下进行，不可能有跨越式的发展。

第四，外部环境对新加坡的民主化进程有影响，但影响不大。韩国由于半岛南北分治，韩国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以，美国对韩国可以施加强大的压力。新加坡就不同，新加坡虽和英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新加坡在国家生存和发展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外国势力无法很深地切入它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这是它的民主化进程能在执政党政府控制下渐进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五，法治对新加坡的民主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稳定的保障。新加坡的民主所依赖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有效政治秩序。没有严密的可有效操作的法制，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稳定的政治秩序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亨廷顿曾经认为，对发展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8］在一些国家，有民主，但没有秩序，没有发展；在另一些国家，有建立在专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发展，但没有民主；当然也有国家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民主本身并不能限制权力，“民主政府完全可以运用全权性权力。”［9］法治则着眼于对权力的监督约束，使得权力的行使符合正义原则，但它不保证权力被人民授予，来自于人民，也不保证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和民意对政治的影响。两者并非必然会结合在一起，离开法治的民主有可能使权力失去约束而走向专制，离开了民主的“法治”很可能不成其为法治，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权力的产生和行使完全割裂,也对任何不经人民授权的权威怀有戒心，我们不能保证这样的权威长期的服从于法的权威，无法保证它不腐蚀、破坏法的尊严，无法保证它不无限扩大强制从而损害自由。恰当的政治正义乃是民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新加坡的法治模式具有权力制约与合作相结合，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相结合，道德法律化和严刑峻法等特点，是一种西方法治观念、儒家德治观念和中国古代法家的治理理念的有机结合。新加坡的法治保证了新加坡的稳定和发展，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但也存在和行政权力结合太紧的缺陷。

韩国和新加坡的民主发展说明，民主建设和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每一个国家的有效的民主形式，都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发展基础的差异、民族文化的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不同都要求选择不同的民主化路径，建立不同形式的民主。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民主形式的多元化。

［1］［美］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81.

［2］StraitsTimes,30November1989,P18.

［3］RajVasil,Governing Singapore:Democracy and NationalDevelopment（StLeonards:Allen and Unwin,2000）, p233.

［4］［新］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612.

［5］［新］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 40年政论选［M］.方振邦译.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512.

［6］［新加坡］联合早报［N］，1988－8－19.

［7］李文.东亚：宪政与民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2.

［8］［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8.

［9］［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26.

责任编辑 宋桂祝

D73

A

1672－2426（2012）02－0023－04

麻雪峰（1969－ ），男，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建设及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