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成武

近期，为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各地纷纷出台规范办学行为的有关规定。据人民网报道，2009年10月26日，成都市教育局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五项禁令”)，除封杀奥数外，还囊括了清理中考加分、严禁违规补课、规范招生行为等众多相关规定。一天后，教育局开通的五部热线电话，全部爆满；仅在成都市教育局网站上，该新闻的点击率就达到13万次；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达到了2700条之多。成都市“五项禁令”不过是教育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四川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的具体贯彻和落实，并没有多少“新招”和“创举”。但这些看似作为规范办学行为的“素质教育新规”，触动的却是众多个体、群体和部门的敏感神经——利益，特别是教育利益，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在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民生诉求和一种重要的利益对象，并与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密切的当今社会，上述“素质教育新规”实质是对越来越混乱和畸变的教育利益关系进行的必要调整。如何认识这种利益调整的合理性与复杂性，立足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与要求，改进教育政策决策模式，建立和完善教育利益协调机制，使利益调整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内源动力和制度资源，是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所企望的。

文本解读：“素质教育新规”的要素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选取成都市“五项禁令”为样本作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