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洪波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满语衰微原因解析

薛洪波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满语作为有清一代的国语，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经历了其产生、发展、繁荣以及衰微的过程。以民族融合为立足点，对其中的满汉杂居、满汉通婚以及满汉文化融合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满语衰微原因。

满语；民族融合；衰微

满语是满洲人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满语支，是从女真语演化而来，又包含了部分汉语、蒙语、藏语等语言成分的新的语言系统。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无圈点满文”，后人称之为“老满文”。但由于老满文存在标识声韵不完备、形体不统一等缺点，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明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改革老满文，在原部分字母旁增加圈点借以区别音位，并吸收汉语语音成分创制外加字，以适应翻译之需要，使满文结构更臻完善，即称之为“新满文”。

有清一代，满语被定为“国语”或“清语”，满文被称为“国书”。满文作为官方的文字，朝廷各种军政要务、例行公文、以及国家重要机密文件等均用满文记载。保存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和典籍文献，为研究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从清中后期开始,满语渐渐地失去了“国语”的地位,逐渐被汉语融合并日趋消亡。根据朝克、赵阿平在 《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满语现存情况调查报告》中指出，“满语已被我国语言学界确认为濒危语言。现只有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及黑河地区少数满族村屯的部分满族老人在使用满语，汉语言已取代满语言成为中国满族人的主要语言交流工具。”[1]

对满语衰微问题的研究，赵阿平在《满语、赫哲语濒危原因对比探析》中“运用人类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满语濒危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2]，郭孟秀在《满语濒危原因探析》[3]中从满汉民族接触、满族文化的变迁、满族人口变迁、满族语言态度的转变四个方面对满语濒危进行了分析。也有学者从政治、经济、民族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4]从以上学者对满语濒危原因的分析中，可大体窥见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以民族融合为立足点，对其中的满汉杂居、满汉通婚、满汉文化融合等影响满语式微的问题进行探讨，以说明有清一代满语衰微的过程及原因。

一、民族迁徙，满汉杂居，使满汉双语制形成

清军入关后，大批满族人分批地从东北迁入都城北京，散居于汉族的聚集区，由入关前的相对聚居变为与汉族杂居，使满族与汉族间的交流日益增加，同时地域与习俗的改变使满汉语言的融合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融合的结果是满人开始使用满汉双语进行交流沟通，并且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逐渐向汉语单语转化。

清军入主中原后，满洲八旗军有一半集中在北京，为了维持“国语骑射”的传统，也为了防止满人的汉化，实行“旗民分治”的政策。把京畿重地分为内城和外城，八旗人居于京师内城，汉人 “尽徒城南居住”。但由于满族人数甚少，又处于相对聚居的汉人的包围之中，文明的汉文化与繁荣的汉族经济对满族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所以，即便有禁止外迁和内移的禁令，仍有大批旗人从城内移居城外、城外汉人移居城内的状况，逐渐形成满汉杂居的局面 。

在东北地区，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康熙六年(1667年)，曾多次颁布招民出关开垦土地的法令，以达到“充实根本，图久远之策”的目的。[5]康熙七年（1668年）后，为了保护满洲人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开始封禁东北，“罢辽东招民授官之例”。在1860年以前清政府对东北的政策一直处于开放与封禁的矛盾之中，即禁中有驰、驰中有禁。如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灾，关内流民增多,曾下诏开禁，在乾隆九年、五十七年也有放民出关的事例。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二月又颁布封禁令：“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于满洲风俗攸关。但承平日久，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今闻流寓渐多，著传谕傅森，查明办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6]于是，在这种开放和封禁的政策中，关内人口骤增，与土地相对稀少之间存在着矛盾，加上当时地主高利贷的盘剥加重以及自然灾害的困扰，关内汉族流民大批奔向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所以，即使是在厉行封禁的乾隆朝仍有大量流民为了生计纷纷涌入东北地区。新增加的流民都为关内汉族百姓，他们的大量涌入，增强了血缘、地缘关系的融合，改变了过去的人口结构，满族不再是多数群体，说汉语的成员成为多数族众，满语的语言环境逐渐受到破坏并与汉语融合。

在满汉融合的过程中，清人也采取了众多的方式，强令汉人满化，如“强迫汉人投充”、“因罪籍没”、“奴仆开户”、“抱养义子”[7]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双语制的形成。

二、满汉通婚，使满语应用日益减少

满汉通婚在有清一代从未中断，随着满汉融合程度的日趋加深，语言作为日常交流沟通的工具，满语的应用日益减少。

满汉通婚最早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如李如伯曾纳素儿哈齐之女为妻（太祖之侄女），这是汉满通婚之最早者。之后明朝守将李永芳投降，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之”。清太宗时，曾对“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谕告礼部曰：“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8]乾隆初年宣布福州汉军“男女听与民婚配”。[9]乾隆三十年(1765年)谕称“至汉军每与汉人结亲，历年己久，毋庸禁止”。[10]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载“福康安与李侍尧又属亲谊”。[11]嘉庆十八年(1813年)，令宗人府查移居宗室户口单，有“与汉人联姻”者。例如河北保定周家庄满洲旗人马泽生家族，从嘉庆朝开始，其祖父、父亲、他和儿子，一连四代，皆娶汉女为妻。[12]31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曾颁布“准与该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准许满汉“彼此结婚，毋庸拘泥”。即“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媾，情同一家”[13]7775。

总之，满汉两族通婚改变了旧日习俗，满族人的生活习俗日渐汉化，满语作为日常交流的工具，其作用已日趋衰落。

三、满汉文化融合，使满语呈衰微态势

满汉文化的融合，是在汉文化占绝对强势的基础上发生的。汉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作为最成熟、最先进的文化形态,自然是文明水准的象征。在满族建立政权以后，在先进文化传统的笼罩下，满族文化要寻求发展，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吸取汉文化。因此两个民族文化的碰撞，满汉文化的融合，“使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同化，其原有的文化形态逐渐消失,当然在新的文化共同体中也存有一些业已消失文化的印迹。”[3]尤其满族统治者在政权稳定后，为缓和民族矛盾，笼络汉人士大夫，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也使汉化有了导向。如在科举考试中把大批汉人知识分子吸收到统治阶级的行列；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在地方政权中重用汉官等等。清朝和元朝同为北方少数民族，在夺取政权时，清朝统治者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与元朝为我独尊的民族思想不同，在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同时积极地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民族进行沟通与融合。

清前期满汉文化融合的苗头就已出现，皇太极时曾为此告诫臣工：“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寝弛。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14]天聪八年(1633年)，皇太极针对新出现的汉语官名、地名再次重申：“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弃国语而效他国，其国未有长久者也。……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夫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朕虽未成大业,亦不听命他国，……。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察出决不轻恕。”[15]虽然皇太极想保留满族的语言与民俗，但要想统治占多数人口的汉族，统治者必须精通汉文，同时清朝皇帝对封建文化非常感兴趣,也都很重视学习汉族文化，他们“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夙好程朱，深谈性理。”[16]据记载，康熙四十三年“上坐书大小字，顷刻数十纸，诸臣聚观无不惊喜，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17]康熙还命有司编篡注释《易》、《书》、《诗》、《春秋》等汉文经典，在《乾清宫读书记》中述说自己读书经历时说：“朕自冲龄，性耽学问。践阼迄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臣执经，群臣入奏，未尝一日不与相接。”由此可见，在满汉两族接触后，汉文化已充分地表现出其先进性，且随着满汉接触的增加，以及满语不能详尽表达某些内容等自身缺点的凸显，使统治阶层离不开汉语的表述。其中涉及到刑事、财务等政令方面的奏折“如满文不能详尽之处，不妨即用汉文奏闻”的状况经常出现。《清实录·宣宗实录》载“道光七年谕：‘如系人命词讼及奏销钱粮数目等，尚可用汉折陈奏’。”[18]至清末，在东北这块“龙兴之地”，满语文已失去了行政上的重要作用，公文和奏对也逐渐被汉语所取代。

光绪中期，在黑龙江地区，满族人在语言沟通方面基本上已被汉化。据史料记载，“满人能通满文者，不过百分之一，能说满语者，则千人中一、二人而已。”[19]吉林省虽为满人之故乡，但随着实边政策及流民的到来，满汉融合已表现在各方面，特别是清朝咸丰、同治时期，从事农耕、纺织诸业的满人，“渐归化于汉人矣。”[20]光绪以后，奉天省的原著居民说话用汉语，写字用汉文。只有宗室成员才上满文课，其余的都习汉字。总之，在满汉融合的历史潮流中，东三省的满族人在语言的表达和应用上已经实行了双语制，随着满汉通婚，满语的应用日益减少，到19世纪末期，民间的满语言文字基本上“俱从汉俗”了。

语言是人类无形的文明遗产，几乎每一种语言都积累、传承了数百年、数千年之久，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满语作为研究满人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破解整个有清一代历史档案的“密码”，因此在回顾满人辉煌历史的同时，让满族文字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实属必要。

[1]朝 克，赵阿平.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满语现存情况调查报告[J].满语研究，2002(2).

[2]赵阿平，何学娟.满语、赫哲语濒危原因对比探析[J].满语研究，2007(1).

[3]郭孟秀.满语濒危原因探析[J].满语研究，2008(2).

[4]张 磊.满语消亡的历史背景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3).

[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Z].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3)[Z].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周德清，等.清代满汉民族的交往与融合[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1(3).

[8]清世祖实录(卷40)[Z].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清高宗实录（卷469）[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清高宗实录(卷748)[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清高宗实录(卷1113)[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6辑)[Z].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

[13]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4]清史稿·太宗本纪[Z].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太宗文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昭 琏.啸亭杂录(卷1)[Z].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16)[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清实录·宣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黑龙江通志.呼兰府志(卷10)[Z].哈尔滨:黑龙江文艺出版社，1976.

[20]吉林通志.珲春县志(风俗志)[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Declining Causes of Manchu Language

XUE Hong-b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

Manchu language as a mandarin of Qing Dynasty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produce,development,prosperity and decline in the tide of national integration,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declining causes of Manchu language from Man-Han mixed,Man-Han intermarriage and Man-Han cultural integration.

Manchu Language;national integration;decline

K281/288

A

1008—7974(2012)01—0011—03

2011—10—09

薛洪波（1976—），女，吉林榆树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博士。

徐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