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运华

（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一、引 言

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中的一个制度，历经2000余年的演变，至今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早在罗马法里面，不当得利就已经被看作为债之发生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后来在1882年的瑞士债务法里面，不当得利首次完全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用一般化的条款固定下来[1]；也有学者认为，荷兰民法在格老秀斯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整合罗马法中的各种财产诉权，最终率先形成了一般的不当得利规则[2]。总之，中外法学界对不当得利制度理论的相关探讨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尽管如此，似乎依然存在着不少疑惑之处值得后学之人去思考，比如笔者在学习不当得利之一系列理论时，总感觉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理论研究不怎么令人满意，存在一些武断或者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区分受益人为善意与恶意的情况下，哪些属于不当得利的范围？到底怎么返还这些所得的利益？这种返还的标准给人的印象总是有些僵化，而且也留有灰色地带。尤其是没有结合不当得利的类型化来考虑受益人的主观方面①，同时也似乎忽略了民法中的自己责任原则[3]，从而导致只是笼统的考虑受益人返还范围的局面。总之，目前的学界之说，乃至立法，均有诸多不明晰之处，而且要么过于保护受益人，要么过于保护本人，缺乏整个制度上的和谐。有鉴于此，文章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