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

1961年6月，我还是北大的大二学生，当时一次下乡麦收我被指派搞后勤工作，具体管伙食。在一些人看来，在那个饥饿难耐的年代，管伙食是个肥差，起码可以接触食品，个人是不大会饿肚的；但对稍有良心的人来说，大饥荒时期，怎样把定量的这一丁点儿口粮一点不差、一两不流失地让每个人都吃到嘴里，是相当困难、琐细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下乡收麦的特殊情况、特殊境遇，就使这一工作难上加难。我常把这次管伙食说成是“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件事”。

一提1961年这个年份，上岁数的人都知道是怎样的情景。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困的一年。如果说1960年下半年，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才真正品尝到“困难”、饥饿的滋味，那么1961年则是全面饥荒，在普通民众中，几乎人人都品尝到了饥饿的味道。虽然从这年起，在大学开始了当时所说的“劳逸结合”，减少了下乡劳动，但遇到麦收季节，北大师生照旧要下乡收麦。那年6月中旬，我们北大俄语系一队师生70来人，被派往北京南郊黄村地区参加人民公社的麦收。负责后勤的是系工会的袁良骏老师，我是他的助手，具体工作就是管理伙食。

那年月，农村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麦收前又正当青黄不接，不少人家揭不开锅，依靠稀汤加野菜度日。京郊虽离“首善之区”不远，同样被严重的饥荒笼罩着，一片萧索、荒凉。黄村在我的印象里到处是黄色的沙土地，长着一片片尺把高的麦子，麦秆纤细得像发丝，带着常说的“一脚踢不倒”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