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晶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天津 300071）

一、引言

自从霍姆斯的《翻译学的名与实》问世以来，翻译理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发端、80年代的中兴以及90年代以来的衍化。在这近30年中，西方有关翻译的理论异彩纷呈。随着“全球化”这一名词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论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西方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原因在于它强大的语言优势，至今很难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和既定的理论模型。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互动要求信息的对称和不断的对话与交流，充实和发展原有的翻译理论成为必然。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翻译家和理论家迈克·克朗宁的《翻译与全球化》堪称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它标志着翻译理论多元化构建的新范式。清华大学英语系教授、比较文学专家王宁的《全球化和文化翻译》又为中国本土化翻译与世界的对话搭建了平台。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传统还是现代的翻译理论，都是处在流动的过程中，一成不变的翻译理论不能够指导所有的翻译实践。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多学科的跨界融合，新世纪翻译理论的特色也应遵循跨界研究的新模式，不能止步于任何一种现有的研究成果，应是超越人们意识形态的一种乌托邦。西方当代哲学大师保尔·瑞考尔认为，这是翻译的一种终极状态。它既不能受源语的束缚，也不能受目标语的捆绑，是一种二元状态的游离。这种游离的状态来源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迁移，即文化从单一转向多元，由本土向世界蔓延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