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文 本报驻埃及、印度特派特约记者 黄培昭 丁惠

2月6日，正月十五，也是春节期间休业半个月的义乌国际商贸城重新开市的第四天。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小商品贸易商又像候鸟一样向浙江中部迁移、聚合，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开始新一年的生意。多年来，义乌是“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缩影”，但对外依存度极高的义乌同时又在“危”与“机”中寻求出路。4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寒流尚未被驱散，去年至今中东又动荡不已，作为“全球贸易商的天堂”、“全世界最大超市”的义乌，不可能不受影响，去年年底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印度外交官“昏厥风波”更是让义乌无法平静。不过，《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义乌实地调查，听到中外客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是“义乌是一个很不错的做生意的地方”。

“福地”几次挺过外来危机

重新开市几天来，整个义乌，特别是义乌国际商贸城逐渐变得热闹起来。回想大年初二那天，义乌下了场大雪，《环球时报》记者在这个75%是外地人口、许多本地人喜欢外出过年的县城，看到的是一片寂静。义乌国际商贸城值班经理杨剑锋当时对记者说，别看现在像空城，可平时车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商贸城有6万多店铺，每天有20多万经商人员。义乌当地一名官员自豪地指着国际商贸城的大建筑说：“那可是全世界最大的连体建筑，或许也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商贸区，有近2万外国商人长期驻点。”据了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外国企业常驻义乌代表机构从不到200家增加到3000多家，基本上都“扎堆”在国际商贸城里。

对义乌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商的天堂”来说，被国外媒体谈论是很正常的事情。《澳大利亚人报》曾描述说，“距离上海250公里的义乌以大型批发市场闻名于世”，每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买家和游客。在一些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中，无论是“用工荒”还是出口锐减的话题，都会提到义乌。美国《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月3日以“寒冷空气吹进中国城市”为题报道说，义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城市，世界50%以上的圣诞装饰品都产自这里。但文章说，“2011年是这座城市的工厂主4年来第二次感受不到浓浓的圣诞节喜庆气息”，“这一年的出口形势甚至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还要严峻”。

事实上，义乌和全球所有市场一样，仍在忍受着金融危机的侵扰。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美元、欧元兑人民币天天走低，让义乌的许多生产厂家和市场经营者去年在进行圣诞用品出口交易时几乎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有的外国客商结算时递上成打的美元，直接被摊位上的商户拒绝。但从义乌很多人的口气中，记者感觉金融危机对这个被外国媒体称为“全世界最大超市”的冲击早已过去。

“在义乌，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生意人陈建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自豪。不少当地人还喜欢用许多“之最”来形容家乡，比如，义乌是“全世界拥有商品种类和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全国现金流最密的县级市”，是“汽车拥有率最高的县级市”等等。生意人朱松琴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义乌是个福地，好像有天在保佑。这些年几次“难”，比如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义乌人都挺过来了。她还说，2003年“非典”时，流动人口那么大的义乌竟一个病例都没有，真是奇迹。

据了解，义乌小商品已辐射到215个国家和地区。4年前，义乌的贸易额一度下降，但很快又开始增长。2011年仅小商品城成交额就达515.12亿元，同比增长12.95%。现在，义乌市场拥有的4200多个类别、170多万种商品中，相当大一部分生产厂家都设在义乌。

危机感让义乌“玩钱”的少了

金融危机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改变义乌。一个从事相框生意的陈姓老板说，金融危机后义乌至少有两个变化：一是喜欢“玩钱”、不好好做实业的生意人少了。比如，一些借贷纠纷影响了义乌不少靠民间放贷为生的人，受到资金链断裂教训的企业主，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把重心放在“炒钱”上。二是做外贸的人更关心汇率了。陈老板的相框基本上销往欧洲，但欧元兑人民币不停在贬值，他必须时时关注国际金融形势。家里有不少房产出租的龚文才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的房客就像一个联合国，韩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的，还有欧美国家的，但金融危机以来欧元、美元汇率不稳定，租户租金他只收人民币。

被当地人称为“全球吸管大王”的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则认为，全球金融危机4年来一直在对义乌倒逼，逼着许多企业转型，往高端走，改变单纯薄利多销的模式。他说，这像是一剂预防针，虽然成本提高了，生意难做了，但大家危机感强了，这也是义乌能够抵御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乌是有危机感的。”兼任中国小商品城(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的楼仲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义乌生意人看来，30年来形成的物流体系，使义乌具备“不可能轻易倒掉”的优势，但“义乌并非不可复制”，墨西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崛起，仍然处于产业链极低端的义乌很痛苦，它必须提升自己的产业环境，尤其是当电子商务兴起后，“一摊一店”模式是否还能永久持续下去值得探讨。义乌要进一步扩大优势，就必须走集团化道路，减少不必要的成本，这样才能撇开旧有的“小农经济”，走出目前的瓶颈。

据义乌一名官员介绍，去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不临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义乌已形成的巨大物流优势，又在加快建设“义乌港”，努力成为连接全国、辐射全球的国际陆港城市。国际贸易改革试点，其含义相当于当年的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在贸易方面，未来义乌至少要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出口，即拓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二是进口，打造好“进出口商品馆”，目前馆内已有70多个国家的3万多种商品；三是转口贸易，做好保税区等等。

经营模式面临商业风险

如同房东龚文才家有很多“联合国租户”，义乌的国际人气很旺。龚文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幢楼我家住在最顶层，租户住在下面几层。平时外国租户和我们关系不错，还有外国人娶了当地工作的姑娘呢。”

约旦商人穆罕迈德在义乌已经11年，娶了安徽姑娘，他把家安在义乌，专心做小商品生意。穆罕迈德说：“义乌人很懂得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像我们这些穆斯林做礼拜时，没有人会打扰，大家都相互理解。”这几年，随着来自中东地区客商的增多，义乌修了大清真寺，还在城区设了十多个临时礼拜点，供穆斯林商人就近做礼拜。

中东持续动荡前，埃及《共和国报》曾以一个版面的篇幅，专门调查中国商品在埃及的情况，其中就讲到义乌是“万货之源”，像斋灯和长袍等特色商品都“不可思议”地来自义乌。这家埃及报纸还说：“为什么在埃及就形不成义乌这样的大市场呢？”

2011年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北非和西亚地区国家出现的社会动荡，也波及到义乌市场，相关国家的客商减少。45岁的埃及商人法伊兹在开罗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望埃及国内的局势早点稳定下来，这样，人们才会找到工作，只有收入多了才会消费，他们才可以经常到义乌进货。

此外，有的中东商人因局势动荡、经营困难卷货逃走，给义乌市场的经营户造成损失。为此，义乌有关部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市场经营户避免贸易风险。去年底发生的印度外交官“昏厥风波”，起因也是印度商人在义乌一家也门老板开的公司做事，结果老板欠下100万美元货款后潜逃。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联邦出口组织联合会会长亚杰伊·萨哈伊坚持认为，义乌发生的一幕应该视为一起“孤立”事件。印度商人并不会因一起“孤立”事件就远离义乌。从义乌进口塑料器皿和玩具的新德里商人古普塔说：“在义乌，利润空间太高了。”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由于不懂中文，印度在义乌从事贸易的商人大都由中间商牵线搭桥和处理相关事务，因此，有时他们会把遇到的麻烦怪罪到中间商身上，担心被骗。有印度商人抱怨说，义乌是一个现金交易市场，廉价交易容易成交，但极其缺乏安全保障。还有一名从义乌进口墨镜的印度商人说：“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有意专门针对印度商人。这是某些人行骗的应得后果。”从中国进口办公设备的马尼什表示：“在从中国进口商品方面，我还从没有遇到过什么坏事。”

实际上，义乌商人也承担着一定的商业风险。从事饰品生意的吴文忠觉得，金融危机爆发后来义乌的外商更多了，义乌商人被骗的事情似乎频繁起来，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只有和义乌人做生意，是可以赊账的”。他说，从正面说，这体现了“义乌式诚信”，先发货给你可以几周甚至数月后才付款，且交易条款通常都非常简易，往往都只写着货名、件数、金额，有的甚至连货款截止日期都没有，更不用提相关的违约惩罚措施。时间差不多了，买方就会付款过来，要是不付，货主会拿着简易货单催。这样的“诚信贸易”在义乌持续了20多年，交易金额从数百元人民币到数百万美元不等。但从负面看，这也为一些商业纠纷埋下伏笔。为此，义乌曾建立外商信誉预警中心，但总有一些生意人的老习惯很难改。

在义乌做了近10年生意的印度在华商会义乌分会负责人兰梅溪说，外国商人与义乌相处得很融洽，一些商业纠纷是极少数的个案，“只要大家都按照商业规则来，义乌是一个很不错的做生意的地方”。前不久，印度《经济时报》还说：“义乌，商人的天堂。1982年建起小商品城的义乌，如今正发展成为世界大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