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83)

《圣经》的翻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密切。《圣经》在中国被反复翻译，版本不断翻新。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圣经》译本不断出现①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至少有5种圣经(新旧约全本)全译本由新教传教士完成出版，其中包括“二马”译本，其他3种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郭实腊(Karl Gutzlaff)的《新遗诏圣书》和《旧遗诏圣书》(1838)、“委办本”《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1854)以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与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的《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1863)。。“文理”(Wenli)一词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专用来指古典文言文的用语，随之出现了“深文理”译本和“浅文理”译本的区分。所谓“深文理”译本是使用纯正的文言文来翻译的译本。

新教最早的《圣经》汉语译本出自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之手。他与助手拉沙(Joannes Lassar)将《圣经》译为汉语，1822年出版，史称“马殊曼译本”。这也是《圣经》的最早汉文全译本。与此同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独立完成了新约《圣经》部分的翻译，后与米怜(William Milne)合作完成旧约部分的汉译工作。1823年出版全译本，名《神天圣书》，史称“马礼逊译本”。这两个译本一般被称为“二马”译本。“二马”译本为以后新教徒从事《圣经》的中译提供了蓝本，在《圣经》中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对于两个译本的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主要从史学及术语专名的翻译着眼，认为两个译本都参考了18世纪法国传教士的巴设译本，如谭树林［1-2］、赵晓阳［3］等。本文打算从语言的角度入手，针对两个译本文本进行详尽比较，以便对此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界定。两个译本均为“深文理”译本，但详考后发现，实际上这两个译本中都出现了相当多的口语用语和句式，具有浅文理译本的特点;同时两个译本在用词与句子上都有明显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