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74）

清末北京小学堂工场记略

陈凯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074）

清末推行“新政”期间，直隶当局于京师创建了两所“小学堂工场”（或称“工场小学堂”），将职业教育提前至小学阶段，既为解决贫民生计，也使为社会培养的劳动力“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使之“具有学生性质”。不数年“工场”停办，“小学堂”仍在，其停办原因却尚未发现可资说明的史料。

清末；小学堂工场；开民智；兴民业；工学并逐；资裕贫民生计

清末，朝廷为维持其统治，挽救业已衰败的局面，提出并实施“新政”，一时确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所谓“新政”，基本内容就是振兴实业，操练新军，创建新式学堂。振兴实业，即发展工商业，是为强国家、裕民生的经济基础；操练新军，即引进新式操法、洋式装备，以保卫疆土；办新式学堂，则是取代科举和旧式私塾、书院，以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广育人才的重大举措。

20世纪初，作为拱卫京师、都城门户的直隶，乃是全国督抚之首，而直隶总督正是从山东巡抚任上奉调而来的袁世凯。民国后，袁野心膨胀，因洪宪称帝而被世人所诟病，弄得众叛亲离，遗臭万年。但历史地看，当年袁世凯却也曾意气风发，在直隶大力推行“新政”，是颇有一番作为的，致使直隶被称为实施“新政”的“模范省”。其实，袁世凯早在山东巡抚任上，就曾倡导“开民智”，“崇实学”，十分重视推行近代教育。曾奏议朝廷，称“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作养人才，实为图治之本”①，而且于1901年，率先主持创建了山东大学堂。就任直隶总督后，其兴办近代教育的举措和力度有增无减。1905年，袁领衔联合五大臣，呈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痛陈科举之弊，称学校“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家，下知自谋其生……”②并获得朝廷批准。袁诚聘曾任贵州学政，后又以创办天津南开系列学校而知名的严修执掌直隶学校司 （后称学务处）。在严氏及其后任的共同努力操持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已建有北洋大学堂及工业、农业、医学高等学堂5所，初等农、工业工艺学堂及传习所，师范类学堂，中学、高小共二百余所，初小多达四千一百余所，另有武备、巡警等专业学堂数十所，不包括半日、半夜学堂，学生“总数不下十万人”。③

上述工艺类学堂在当年属于“实业教育”，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比较稀罕的是，当时曾创办了两所“从小抓起”的职业教育——“小学堂工场”（又称工场小学堂），而且就设在国都北京。迄今各类刊物已发表的文字中，大多只提到该“第一、二小学堂工场”之名，似少有具体论及。笔者依据史料文献，对此作一梳理，填补可能的空白。

直接提议创办小学堂工场的，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由周学熙任总办的直隶工艺总局承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一份《工艺总局会详学务处在京推广学堂工场文》呈报直督，文中写道，创设“工场并小学堂、半日学堂”是袁世凯“谕饬”，即系袁亲自下的指示；并颂扬袁“作育人才，轸念民生之至意，莫名敬佩”。周学熙等遵命与学务处会商，“拟将学堂、工场合办”，并“先试开一处”。继而报告在京已“觅得房屋”，“坐落北京前门内西城根，计大小六十余间”，且有空地，可供续建工场和体操场。并派工艺局提调赴京办理手续，“赶紧修理”；经费由“银元局拨款”。同时，建议邀聘京城光禄寺（朝廷后勤官署）、国子监各一名官员任“北洋驻京学务工业总董其学堂工场”，拟订《试办章程》，协助筹建。此外，《呈文》还提出，需恳请京城步军统领衙门（首都卫戍部队）、工巡总局（治安警察）、顺天府尹（地方首长）“转饬该地段员司一体实力保护”。同年九月初四日，袁世凯批示：“如详办理”。④

事隔一年，又一份 《开办第二工场学堂文》报呈袁督，称“（第一小学堂工场）开场开学，业已办有规模，亟应接办第二工场并第二小学”。且经“驻京总董”徐、李二员“会同觅得房屋一所”，位于北京内城西北毛家湾胡同一带，大小一百三十余间，“足敷工场、学堂之用”。袁于是年（1906年）二月二十六日批示：“据详已悉”，⑤准予办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工艺总局出版的《直隶工艺志初编》，对包括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在内的属下各单位逐一作了简要的总结。在《北京第一、二小学堂工场总志》篇中鲜明地指出：“考东西各国皆有工作学堂，凡习工艺者，必兼习普通学理，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以故工业窳败，日甚一日。”有鉴于此，需开设 “小学堂工场”，“每日课六小时”，“课毕入工场”，“俾工与学兼营，他日技成，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矣”。同时，附设“半日学堂”。按当年的行政区划，北京属顺天府，归直隶管辖，但毕竟是国都所在，有“京师首善之区”的称谓，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京城内外，学堂、工场，官立、民立，各类设施及学生、工徒均为数众多，似不必由直隶出面在北京再设此类小学、工场。而袁世凯认为，“凡（直隶）所管辖之区，均有挈提之责，今虽小学工场，非大学堂、大工厂可比，然苟组织愈多，则推行愈广，教育愈行发达”。“即在异省，且不可有畛域之分，矧（音shen，况且意）在一省中，何地不当倡导而施教化所冀”。意思是说，即便是在其他省份，尚不能区分那么清楚，更何况北京同属直隶，我们怎能不去提倡呢？《初编》撰写者又对袁世凯和工艺局总办周学熙称颂一番，遂写道：“宫保与督办之志，热心任事，后先媲美，不徒津郡学务、工业蒸蒸日上，即北京之堂、若场，亦岂徒以第二为止境哉。”⑥就是说，将来可能还会有第三、第四……小学堂工场开办。总之，对未来发展和前景乐观地充满期待。

小学堂工场确定的“宗旨”，简要明确，即“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为宗旨”。同时，“附设半日学堂。即以学堂内学生，分早晚两班入工场习艺”。⑦这里有必要对当年的社会背景略加说明。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中国基本上还是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十分落后，近代工业起步不久，且多在军火制造方面。无地农民和城市无业游民众多，他们既无文化，又无技能，生计无着，已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直隶工艺总局于1905年即曾发布《劝兴工艺示文》，称“吾国幅员之广，生齿之繁，甲于环球，而财力则异常缺乏。此由实业不讲而游民滋多，……民穷财匮日甚一日”。因此，呼吁“城乡绅商士民”，“齐心协力，广设工场，以开生计而塞漏卮”。⑧使民众有业可就，有钱可赚，通过劳动得以谋生，乃是任何社会获得安定的必要条件，而要使劳动能创造价值，就需要使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因此，开办小学堂工场，如其“宗旨”所言：“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正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据史料记载，第一小学堂工场（以下简称一小）时有讲堂、延接室、员司宿舍等用房55间，工场用罩棚、场棚50余间，另有库房等30余间，已具有相当规模。转年建立的第二小学堂工场（以下简称二小），从拥有房屋数量看，规模略大于一小，尤其是工场已由新建房屋55间取代了简易的 “罩棚”、“场棚”。⑨

小学堂、工场的教学及管理人员分列，一小学堂员司计有总董、监理、监学各1名，教习5名，收支、杂务各1名；工场员司包括总董、监理各1名，收支、杂务各1名，监工2名。二小人员配备大致相同。⑩

一小、二小经费均由官方拨付，又分开办经费与常年经费两类。一小开办费（1905年）由银元局拨银12000两，转年再拨“扩充经费”5675两。常年经费则分别拨给，学堂每月拨银260两，转年又增加50两；工场每月拨银165两，转年增至300两。⑪二小开办费由造币分厂（即原银元局）拨银15380两；常年经费学堂每月拨银320两，工场每月拨银400两。⑫一小、二小均有为数不多的自费生缴费收入。

学堂“教科”设有读经、修身、历史、地理、笔算、珠算、格致、国文、习字、作文、图画、手工、唱歌、体操等14门课。工场设“工科”，有织、染、木三科。以“织科”为例，又分打线络、打线穗、打线轴、轮线、掏综、入抒、上机、织布等“八班”。⑬一小、二小所设科目基本相同。

学生（工徒）分官费、自费两种。据1907年的统计，学堂高等一班有学生（工徒）50名；初等甲、乙、丙三班学生（工徒）120名。半日学堂有甲、乙两班学生（工徒）60名。学堂每日上课6小时，半日学堂上课3小时，“每一时分授一科，将各科以次轮教，周而复始”，“课毕入工场”。工场毕业生要求达到每日织布27尺，自费生上机4个月者达到每日织布20尺。每日一人能打络线10个，打轴线50～60个，打穗100个，每日二人能掏综入抒一份（因需二人配合操作），轮布线5匹，织布各生皆轮班上机。一小、二小情况基本相同。至1907年，毕业生一小先后有两批49名，二小有17名“均已请给凭单”（即毕业证书）。⑭

学堂置办书籍、器具有限，书籍各有一百余种；器具均为纺织用的织机、轮线架、掏综架、大小纺车等各二百余件。工场劳动的制成品有花布、被面、褥面、袍料、褥单、毛巾等多种。⑮

由于史料不足，尚有若干情况不明，如学生年龄、学制时间、毕业出路以及其后学堂的发展、演变等。我们只知道，不数年小学堂仍存在，而工场则已消失。

尽管如此，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的创办，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史上，还是有可总结的经验和可吸取的教训。

第一，“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的“宗旨”，既从实际出发，符合国情的需要，又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为民众谋生计、为国家谋富强，是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国家都需解决的第一要务。我们曾经有过的观念是，统治阶级从来不会关注民生，只是剥削、压榨，乃至希冀“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这种片面、绝对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试想，民众生计无着，就要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岂能安生？中外历史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工学并逐”，亦工亦学，手脑并用，理论联系实际，是当年周学熙办学所主张和强调的方针。当时，随着近代文明的传入，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学界、工界两不相涉”，彼此脱节，是造成“工业窳败，日甚一日”局面的根源。因此，特别强调工学结合，唯有如此，才能使工业得以振兴。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场实行“工学并逐”、“工学兼营”，造就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劳动者，要求“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工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充分运用有利条件，实现既定宗旨和方针。直隶选定在国都北京创办小学堂工场，是一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和负责任精神的体现。而要把这种精神化为实际行动，实施确定的任务，从直隶总督到承办的工艺总局，运用了其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如从组织人事上，借助京师的资源，聘请光禄寺、国子监有经验的官员出面主持筹建，协同安排各类事项。在经费上，由直隶银元局铸币所获得的余利（1902年至1907年3月，共获利达白银193万余两）⑯予以支持、保障。而在工场选定生产项目方面，纺织则是直隶的强项，更因其大多数工序均为手工操作，比较适合小学生工徒。

第四，创新精神和“试开”小学堂工场的创举应予肯定。直隶的职业教育多在青年人中实施，1904年在天津兴办的 “实习工场”，曾招收12～15岁“幼童”为工徒，后又取消。迄今似尚未发现从小学堂着手进行职业教育的。京师一小、二小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创举。虽然“试开”未取得成功，半途而废，但这种敢于先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说，由于史料缺失，一小、二小何时结束，为何结束，均不得而知。笔者只能从其他文献——《京师督学局一览表》，即宣统元年（1910年）的统计中得知，当时列有“北洋官立第一小学堂、第二小学堂”或“直隶官立第一、第二小学堂”的记载，其学堂地址、成立时间、教职员和学生人数、课程设置等，基本与一小、二小一致，只是涉及“工场”的内容已不复存在。⑰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小学堂工场之所以未能坚持始终的原因，其一是课业多，负担重，“课毕入工场”习工艺，要求过高，学生难以承受。其二是此种做法有使用童工之嫌，与近代文明背道而驰（当年小学生年龄约在7～15岁）。直隶当局用意虽好，却有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之弊，是不符合实际的；且前有“试开”之言，未能坚持，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常言“事在人为”，1907年，袁世凯奉调入京，升任外务部尚书，1908年，周学熙也应召入京，于农工商部主持开建京师自来水工程，二人均已不在直隶主政。可以说，直隶“新政”的黄金时期已过，应了“人去政息”的那句老话。

事虽如此，开办小学堂工场所提出的“学堂以开民智，工场以兴民业”，“以教养兼资裕贫民生计”，以及“工学并逐”，使“工徒具有学生性质，不致为无意识之工匠”等指导思想，仍是其精华所在，不失其在职业教育史上的重要价值。

注释：

①②③袁世凯：《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1187，1338页

④⑤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直隶工艺志初编》，首都图书馆制网上版，第50-51，52，229-230，231，231-233，235-238，239-240，241-242，231，231-232，231页

⑧周学熙：《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

⑯《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7页

⑰《京师督学局一览表》，首都图书馆制网上版，第3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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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727（2012）04-0177-02

陈凯（1936—），男，北京市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为天津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