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利

忧患与担当：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的责任感

徐平利

六、职业教育研究更需要“知识分子精神”

（一）逃避问题

上文我们说过，中国教育有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研究者真的看不到吗？也许有人真的视而不见，但是我相信，更多的研究者是在“逃避问题”。

萨义德说：“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1]我们的教育研究者为什么要选择“逃避问题”？因为逃避问题可以获得许多好处，而直面问题不仅没有好处，甚至还可能带来坏处。

“逃避问题”可以巧妙地用“提出问题”来代替，这可是一个做研究的“技术活”，那些善于搞一些无关痛痒的调研并且画很漂亮的图表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者，那些善于撰写“问题与对策建议”的研究者，那些善于紧跟形势并且图解政策的研究者，那些善于在宏大叙事上洋洋洒洒兜圈子的研究者，那些有学历、懂外语并且善于使用新鲜名词和晦涩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最懂得研究的真谛，他们最善于“提出问题”，但是他们却巧妙地逃避了问题。

（二）教育行政化的帮凶

我读研究生时，对老师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读完研究生，你们就会发表文章了。的确，学会如何“逃避问题”并且善于“提出问题”，这样才能“发表文章”。否则，你就没有学术地位，没有职称、房子、车子，没有健康的身体——人们不是常说吗，“一切都是别人的，唯有身体是自己的”。

为此，个别教育研究者很快就从知识人的角色，蜕变成为权力和财富的“秘书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