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洪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孔子“《诗》可以观”，郑玄注曰:“观风俗盛衰”，[1](P2525)朱熹《论语集注》说“考见得失”，都从政治得失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这种解释与孔子对“观”的使用，实际都是建立在“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的传统观念之上，亦即《乐记》与《毛诗序》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这种传统观念的形成，远远早于孔子的时代。《国语·周语》载厉王时邵公语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时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

20世纪之初，敦煌词的发现与研究，揭开了近世词学与民俗学研究结合的序幕。王重民认为：“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2](P17)吴熊和云：“敦煌词曲在词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它提供了唐五代时词曲这种新兴的文艺样式的民间状态与初期状态。敦煌石室珍藏的不止是已经发现的数百首词曲，而是珍藏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词史。这段词史，就是词的民间阶段与初期阶段。”[3](P337)俞平伯《民间的词》认为：“严格说来，我们说讲说评论的，只是文人的词，不是‘词’。真的词论必须能诠明词的流行的实在情形，即包括民间的词，不经著录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