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1990年代后，上海研究成为显学，有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30年代“上海摩登”的发现，也有对1920年代左翼文学乃至195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种上海摩登”的再解读，“上海热”成为不同的知识界当下中国的一个装置，其中1950年代的上海因其现代性的交叉性逐渐引起关注。目前已有学者在诸如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延续；以及在具体的报刊研究领域(如小报)对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化转型做过有意义的研究。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化改造是一个绕不开的领域，文化改造是否仅仅是工商业改造的附属部分？是否打压了上海的传统现代性？这一时期上海文化是否仅仅因其处于新旧之间的“过渡性”和边界性而呈现其丰富性？在这样的问题域中，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动性和独特性被忽略，而且“文化”对于铸造新国家的重要意义也被弱化了。这一时期上海文化具有的非稳定性和灵活性，呈现出既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上海改造所以成功，在于文化改造被当做重中之重，先于工商业改造。因为文化承担着对历史和生活意义的重新解释的重任，在创造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中扮演主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纸张管理讨论1950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中对地方性的改造和文化上的独特的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上考察新民主主义处理资本主义的独特经验。

朝鲜战争爆发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加工定货时出现的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商业投机行为，以及农村中由新富农带来的新的贫富对立，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新认识，并迅速修改了新民主主义中的对待资本主义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