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北京大学 哲学系/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 100871）

晚明浙东地区佛教尤其禅宗的兴盛，与阳明学的接引有莫大关系。当时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1592-1659）就说：“自姚江倡学以后，龙溪、海门诸公始不讳言佛”。王龙溪（1498-1583）虽然已经站在阳明学的立场主动融摄佛道二教，并被晚明士子视为“三教宗盟”，但对于浙东地区佛教尤其禅宗的兴盛，并没有直接的推动。明末禅宗两大法系曹洞宗和临济宗在浙东地区的大振，与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及其门人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篑）和陶奭龄（1571-1640，字君奭，又字公望，号石梁，又号小柴桑老）兄弟的接引相助有直接的关系。如黄宗羲（1610-1695）所谓：“明初以来，宗风寥落。万历间，儒者讲席遍天下，释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缘而起。至于密云、湛然，则周海门、陶石篑为之推波助澜，而儒释几如肉受串，处处同其意味矣。”由于当时海门是浙东地区士林的领袖，若论阳明学中接引和推动禅宗的关键和首选，非海门莫属。正是由于海门与禅佛教的关系如此之深，在黄宗羲眼中已是“几如肉受串，处处同其意味”，后来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为有明一代儒学“疏河导源”之时，为了要替阳明学与禅宗划清界限，竟然不顾学术思想史的实际，将作为龙溪弟子的周海门及其门下包括陶望龄、陶奭龄等人，整个划归泰州学派，使之免于成为王门异端。海门与禅佛教关系密切，似乎学界相关学者人尽皆知。然而，海门与佛教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往的研究者虽或多或少有所触及，但无论是史实的考证，还是义理的分析，似乎都还未有全面的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