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侧重于行为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
2012-01-28肖中华孙利国
政治与法律 2012年9期
肖中华 孙利国
《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正,将扒窃直接入罪,没有数额和情节限制。对于扒窃入罪化的观点,主要是从惩治必要性角度展开论证的,其认为扒窃技术含量较高,行为人通常具有常习性,具有较高的犯罪技巧和犯罪技能,反侦查能力强,往往为多人共同犯罪,存在进一步伤害被害人的可能性,该类犯罪目前比较嚣张,危害性大,以数额论具有偶然性。1以北京市检察机关受理的相关扒窃案件为例,一份《三年来北京市公交系统扒窃案件实证分析》显示,2008年3月至2011年11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公交扒窃案件433件530人,涉案嫌疑人都为惯犯、职业犯、常习犯,其中因盗窃受到过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有348人,约占总数的70%,构成累犯的有156人,约占总数的30%,没有前科劣迹的仅占30%。
扒窃入罪半年多来,围绕应如何合理界定扒窃的成立要素,诸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各自的理解,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只有从修八关于盗窃罪的修正背后体现的刑法基本价值倾向的变化出发,才能合理界定扒窃的成立要素。总的来说,修八体现的整体立法价值倾向是,在坚持重视结果无价值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日益重视行为无价值。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关于违法性本质的问题存在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争论。争论的要点是:对违法本质的判断,是判断结果,还是判断行为;是在行为当时判断,还是在结果发生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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