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艺文

（广东省肇庆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广东 肇庆526040）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由变异的冠状病毒引起，中医学称其为“瘟疫”。SARS冠状病毒相当于中医学所谓的“戾气”、“杂气”，具有疫毒的性质，是一种致病暴戾、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因素。对于其来源以及为何具有如此强烈的传染性等问题，近10年来似未有探讨。为防患于未然，笔者不揣庸昧，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SARS属急性传染性疾病，笔者认为，SARS冠状病毒可能与岭南湿热气候相关，亦可谓“岭南温病”。现分述如下。

1 SARS起病于岭南湿热气候

1.1 岭南地区气多湿热 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每年小于10℃的日平均气候不足1周，从气象学角度来说无真正意义上的冬季；人们喜爱海鲜、禽类，这样的气候及饮食习惯成为疫病的主要诱发因素，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体质、禀赋，多表现为湿热内伏的体质特征［1］。因此，岭南地区感冒大多以“湿热疫毒”为主，一般表现为高热、头重、身困、四肢酸楚无力，舌苔白腻，脉濡细，白细胞不高或偏低；治疗多是抗病毒，且激素对其特别敏感。糖皮质激素是最常用的药。笔者刚进入医院工作时，看到医者对于感冒发热，无论男女老少，动辄使用地塞米松时，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但随着临床实践的深入，发现岭南湿热感冒高热者不用激素其高热很难消退。岭南湿热产生的病毒，的确与众不同，应用激素往往能获捷效。

1.2 湿热蕴蒸，病重且易流行 岭南每年3～5月，雾多、湿重，岭南湿热感冒最多见，症状大多表现为发热、头重如裹，四肢无力，全身骨痛，俗称“骨火”；而且每年这个时期，重症患者较多，这些患者大多体质较好，平时感冒一般不服药或自购感冒药服就能痊愈，而此时湿热感冒后病情呈进行性加重（症状与SARS相似），数日后多不能自愈。笔者刚从事临床时，遇到这类重病患者时往往误以为是“脑炎”，不敢接诊，建议速转上一级医院治疗。后经患者家属反馈，此为“重感冒”，经治疗1周就告痊愈。随着临床经验的增多，以后每当遇到此类患者，则试以病毒唑、激素抗病毒，诺美沙星抗菌等及对症、营养支持治疗；中医方面按岭南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特别兼顾湿邪，以宣发清热、化湿泄浊透毒、清营凉血、开窍醒神、扶正固脱为治疗大法，卫、气阶段以麻杏甘石汤加羌活、葛根、柴胡、白芍、白芷、石菖蒲、天竺黄等药辨证加减治疗，常获良效［2］。

因此，2003年SARS肆虐时，笔者发现其症状与之前诊治过的重型湿热感冒患者的症状相同，曾断定此即是湿热类感冒，是岭南特有的湿热所致，属“岭南温病”；采用激素和中药抗病毒治疗有效。在SARS防治工作后期颁布的“SARS治疗方案”大原则多与笔者治疗方案相同。由此可见，SARS冠状病毒与岭南湿热环境密切相关。

2 岭南湿热疫毒于2003年强烈传染的原因

医学气象气候学认为，气象气候的变化可以破坏机体平衡而影响健康，也可影响生物、微生物的生存、生活和繁殖，间接影响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是影响疾病和健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医学地理学对岭南地区温病的特点及与此有关的地理环境特点作了系统的总结：岭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纬度较低，大部分在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日照时间长，气温高，每年有约7个月平均气温高于22℃，又濒临南海，雨量多，年平均绝对湿度大，构成一个湿热的总的气候特点［3］。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蚊、螨、鼠等疾病传播媒体及伤寒杆菌等病原体的生存和繁殖，故常见风温、暑温、湿温等温病。

每年岭南3～5月间湿热感冒患者较平时增多，常呈 “小流行”趋势，说明湿热疫毒具有传染性。病毒是不断进化的，其毒性及耐药性可越来越强，传染性可越来越大。气象资料证实，广州2002年10～11月，本应在2003年3～5月份出现的湿热气候此时竟然提前出现了，“进化”和“变异”的湿热疫毒发生了质变，产生了 “湿热疫毒”，即SARS冠状病毒，具备了强烈的传染性。2002年11月16日广东出现了我国首例SARS患者，印证了“气候反常，大病将至”这一理论。自然气候的急剧变化、四时阴阳的秩序混乱，对于生物和人类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危害和影响。

3 激素在湿热疫毒治疗中的作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对68例温病湿热证患者进行血浆内毒素定量检测，并应用清热化湿法对部分温病湿热证患者进行治疗观察及解毒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毒”与外感湿热证在病理过程中有密切关系；清热化湿药可以廓清内毒素，达到解毒祛邪的目的［4］。糖皮质激素除影响物质代谢外，也有退热、抗炎、抗内毒素、抗休克和利尿解毒等作用，因此其对湿热疫毒的治疗有效。SARS是一种由变异的冠状病毒引起的具有较强传染性的特殊性肺炎，主要伤及肺脏；除了病毒本身直接作用外，机体变态反应起了一定作用。而在SARS的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目的在于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从而改善机体的一般情况。另外，应用激素不仅能减轻肺的渗出、损伤，也可防止或减轻后期的肺纤维化。当患者症状短时间内急剧加重，如胸闷、气急，甚至呼吸窘迫或胸片提示多发或大片阴影进展迅速，呈渗出性改变，是激素治疗的最佳指征。因此在临床治疗中既要看到激素的治疗作用，也要看到激素的副作用，适当、合理地使用激素［5］。

4 中医药治疗湿热疫毒的机理

湿热病毒侵犯人体，病势凶猛多变，病情乖戾无常，常常危及生命。在病理演变过程中，可以酿生热毒、湿毒等多类性质的内毒。临床表现为高热、头痛、身困、四肢泛力、全身骨痛；若陷及营血、蒙蔽心包，则神昏谵语惊厥。对其治疗，《神农本草经》指“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依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依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寒苦之药，依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而有关糖皮质激素性味归属问题的理论探讨中，有人认为，激素在生理作用方面，可属纯阳之品；药理作用方面，应属苦寒之品；副作用是苦寒伤阴导致的阴虚、阴虚火旺、阴虚阳亢。而且应用激素后出现的湿热征象，应该是疾病的病理产物和苦寒损伤脾阳导致水湿内蕴化热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激素寒性味苦，寒能清热降火，苦能燥湿泄火，故糖皮质激素可用于治疗湿热疫毒证。

5 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是古人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疾病影响的一门学问，是古代的疾病预测学，它认为，人生活在自然中，必然受到自然界运动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周期，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也“与天地相应”。

按《内经》的精神，疫病的发生不但与当时的气候有关，而且与近3年的运、气都有关系。SARS发生的3年前是2000年（庚辰），该年出现大面积干旱，气温偏高。《素问·刺法论》云，“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详其天数，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即甚，三年至……三年变疬，名日金疬”。即是说，假如庚辰年的运气之间的阴阳刚柔关系失调，乙（阴金）庚（阳金）之间不能呼应相招，上一年的布天之气（指己卯年的司天之气阳明燥金）未退位，中运的胜气（指火气，火克金）出现，这样上下气运的位置相错（表现为偏燥偏热），就叫做“失守”；天运的这种变化，3年后可以演发为大疫流行。详细推算其天数，有“微”和“甚”的差别，但不管微和甚都是3年左右的时间；3年后变化产生的瘟疫，名叫“金疠”（有关肺的传染病）。《素问·本病论》云，“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已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指出假若庚辰年的年运阳金太过，如果上一年己卯年的司天之气有余，虽然到了庚辰年，仍然是己卯年的司天之气“阳明燥金”在位主持（天气偏燥），形成天气阳明燥金而地气太阴湿土的不相配合的局面，因此是“地不奉天”了。因火胜而天气变得较热，并可出现寒水来复，刑克火气。天运的这种“乙庚失守”，此后3年可变化产生“金疫”。快到壬午年，慢到癸未年，“金疫”就会发生。

《内经》“三年化疫”的理论，对预测疾病发生及防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譬如，据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刚刚过去的2000年至2011年是有记载以来全球气候最温暖的10年。气温的升高已为人类及生态系统带来极端天气等一系列灾难，气候变暖有可能加大疾病危险和死亡率，增加传染病发生流行的概率。因此，研究和作好传染病的预警预测是今后传染病防治的重点。根据运气学说理论，能够大体预测：只要每3年中的第一年2013、2016、2019、2022年出现大面积干旱、气温偏高时，就意味着未来 2015、2018、2021、2024 年有可能爆发“金疫”，其应该以“温病”性质为主，治疗原则为“未病”以预防为主，一是避免和预防外来的致病因素（如果2013年气温异常，全球出现大面积干旱，那么2015年将可能爆发温疫，可以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温度、湿度数据，及时在反常的湿热天气来临之前做好疾病的预警，提前在各级疾控、医疗机构做好疾病防控的部署，从而达到降低疫情，减少和控制大病的目的），二是提高和保护人体内在的抵抗能力。“已病”具体治法当参照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伤寒的六经等辨证治疗。

［1］林棉，缪英年，吴志光，李亮.岭南流感的证型特点及治法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07，16（12）：1493-1494.

［2］高辉远.医门新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88-94.

［3］吴智兵，彭胜权.从医学地理学角度试论岭南温病学的发展方向［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6（1）：3-6.

［4］彭胜权，李迎敏，林培政，等.岭南温病研究［J］.新中医，1997，29（10）：2-4.

［5］郑登勇，妧诗玮.糖皮质激素性味归属问题的理论探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25（3）：619-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