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根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1925年铃木虎雄在《支那诗论史》①古川末喜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注明该书初版时间为1925年（并非一般以为的1927年），是年，罗根泽已在自己的著作中将其列为参考书目了。一书中指出三国魏之后中国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他说:“魏以后……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1］（P47）在鲁迅一次演讲中提及这个观点②见据其1927年7月在广州演讲整理而成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载《鲁迅全集》，卷三，5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之后，文学史家如刘大杰、罗根泽、王瑶、游国恩、钱穆、余英时等都从不同角度述及这个观点。③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钱穆:《读文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所谓“文的自觉”，一则在“文”，文事日滋，文体势必需要区而别之；二则在“自觉”，文体焕然，反观审视的文学观念势必随之而生，即集中体现在创作的自觉和理论的自明。这个判断之所以能被广泛传播并接受，主要在于它大体符合了六朝文学或审美的历史事实。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文学的观念自觉的六朝，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论辩勃兴再转向消歇的时代。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论式》中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