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迎华 尚永亮

一

明清之前，除苏轼 《书黄子思诗集后》提出“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1］（P2124）的观点，从美学风格层面讨论韦应物、柳宗元清淡诗风及其对陶诗的效法，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此后韦、柳诗的接受主流外，还有少数诗家从诗歌体裁层面阐发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价值和意义。如金代元好问 《别李周卿》说：“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东坡诗雅引》又云：“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馀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2］元代方回《送俞唯道序予》则谓： “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柢，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3］可见，他们都认识到韦、柳对五言古诗的坚守和传承，其中元好问还从古今流变史的角度肯定了韦、柳五古的成就和地位。这些观点直接为明清读者所继承，并在新的诗学思潮中找到了适宜的滋生土壤，形成盛极一时的围绕韦、柳五古而展开的辨体讨论。

所谓辨体，即 “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在对不同体制诗歌探源溯流的过程中，“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高棅 《唐诗品汇序》），其行为指向是确认传统和正宗。若处理不当，则易导致崇正抑变的思想倾向和 “规古近雅，创格易鄙”（陈子龙 《青阳何生诗稿序》）的价值判断。这种观念在南宋严羽那里就已产生，其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