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周维东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青年必读书》;“言”;“行”;现代学院文化;现代社会文化

一、文化错位:“青年必读书”征求中的逻辑谬误

1924年底，原《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因与代理总编刘勉己发生矛盾，“跳槽”至刚刚创刊的《京报副刊》。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这位“副刊圣手”于1925年1月4日在报纸上刊登“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二大征求广告，“二大征求”活动由此开始。从副刊编辑的角度看，“二大征求”不失为一记“妙手”，通过与读者、作者的广泛互动，既能调动读者、作者的浓厚兴趣，又扩大了副刊的社会影响。

回顾“二大征求”的结果，学者们对“青年必读书”的反应颇有值得品读之处，他们在一个新创副刊有制造噱头嫌疑的话题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审慎。在副刊收到的“青年必读书”78份答卷中，鲁迅、江绍原、俞平伯以各自理由交了“白卷”;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