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晓英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查晓英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李济;民族史;民族主义;体质人类学

作为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主任，李济因其领导的殷墟发掘而享誉世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遗忘”之后，中国大陆的学术史研究越来越重视这位“考古学之父”的成就。但既有研究多局限在考古学一门，而人类学史的叙述中也仅稍有涉及。实际上，李济的学术兴趣广泛，曾涉猎心理学、优生学、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