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花

（山东财经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绪 论

汉地诗文①本文的“文”是广义上的，泛指受佛经影响的一切文章，包括了颂、赞、论、子书、小说、史传、愿文、忏文及道经等。对汉译佛经（以下除个别地方外均省称佛经）之容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包括下列因素：容摄的前提、容摄的原因、容摄的内容②包括佛经的内容与形式，下同。与量的多少、容摄的体裁、容摄的艺术性等。其中，容摄的内容是核心，容摄的前提、容摄的原因是容摄该内容的外部条件，容摄内容的量的多少、容摄的体裁、容摄的艺术性是容摄该内容的具体状况，均是从不同方面说明对该内容的容摄。

汉地每个时代诗文容摄佛经的系统并不完全相同，决定性因素是容摄的外部条件。容摄的外部条件发生大的变化，则此系统的其它因素即容摄的具体状况随之发生变化。容摄的外部条件中，容摄的原因比较活跃，对容摄具体状况的变化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容摄的前提——宣扬相关佛经内容及具备相关形式的佛经已译出则迟钝得多，对容摄具体状况的变化影响不明显。因为，不少佛经内容及形式在前代译出的佛经中有，在后代译出的佛经中亦有，这些佛经内容及形式一旦前代在汉地传播开来，便会持续至后一时代，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后一时代虽然有相同内容及形式的佛经译出，而这些内容及形式的传播需要一段时间，即使传播开来，也会汇聚到前代该内容及形式的传播大潮中。容摄的状况取决于佛教的兴盛程度。

萧梁时期，影响汉地诗文容摄佛经系统的关键因素——佛教的发展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较萧齐更加兴盛，此系统中容摄具体状况方面的因素：对数量变化敏感者——容摄的量的多少等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数量变化不敏感者：对佛经内容表现出强烈选择性的体裁，与萧齐相较，因出现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根本不同于萧齐；对数量变化不敏感的另一因素：容摄的艺术性，因对之容摄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佛经内容的变化而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容摄的前提与原因

汉地诗文容摄佛经的前提是，具备汉地诗文所容摄的佛经内容、形式的非汉语③梵文或西域文。佛经已经译出，为汉地诗文容摄佛经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萧梁时期，宣扬功德、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诸法皆空、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佛及菩萨言行等内容的佛经已译出，具备颂、赞之五言等形式的汉译佛经也已出现。此期宣扬功德的佛经有《佛说四愿经》、《优婆塞戒经》、《佛说未曾有经》、《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诸德福田经》、《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等，它们认为，布施、奉持经戒，无尊无卑，获得如愿，法施①法施即向他人传法。、修建寺塔、造像、布施等功德，福报无量，如，法施施主未来无量世中可得寿命长、多饶财宝、身得大力、安乐等无量福报；宣扬果报轮回思想的佛经有《大般涅槃经》、《无量寿经》、《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佛说轮转五道罪福报应经》、《弥勒上生经》等，它们认为，善恶业因产生同类果报是必然的，果报的发生或在今生现世，或在来生，乃至极为遥远的后世等；宣扬诸法皆空思想的佛经有《大品般若经》、《华严经》、《无量寿经》、《中本起经》、《佛说泥犁经》、《生经》、《佛般泥洹经》等，它们认为，诸法如人生、世间等皆空；宣扬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的佛经有《法华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等，它们认为，人处于火烧、水溺、刀杖加身、枷锁系身、恶病、盗贼劫持、恶兽侵逼等生死攸关的危难关头，念观世音名便立时能脱难得救；宣扬佛、菩萨言行的佛经有《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无量寿经》、《弥勒下生经》等，它们认为，佛、菩萨普救众生等；具备颂、赞之五言等形式的佛经有《中本起经》、《佛说无量寿经》、《修行道地经》、《普曜经》、《生经》等。

佛教的发展状况、诗文作者受佛经影响的状况，是汉地诗文容摄佛经的直接外部条件。萧梁时期，战事不断，水、旱、大火、饥、疫、地震等灾难不时发生［1］，法制严苛，身陷法网者比室接门［2］——现实多灾多难，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此期佛教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下，非常兴盛，达到了魏晋以来南方佛教发展的顶峰，作为佛教义理的佛经内容及形式对汉地人的思想、言行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修造佛寺为佛教的重要功德，出家为佛教对僧徒的基本形式要求，《释迦方志》卷下、《辩正论》卷三载，萧梁五十六载，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不含后梁），为孙吴、西晋、东晋、刘宋、萧齐历朝数量最多者。佛经内容及形式对汉地人的思想、言行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遂非常多地表现在其诗文中。

二、容摄的内容与量的多少

从佛经方面而言，汉地诗文容摄的佛经内容及形式是由该佛经内容在佛教体系与汉地人思想认识中的重要性、该形式的表现力决定的。佛经内容在佛教体系与汉地人思想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佛教的传播、宣扬阶段，必然是被传播、谈论的，必然进入传播、谈论的有效、重要载体——诗文。汉译佛经某些独特的形式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或特殊的表达效果，是被汉地诗文容摄的先决条件，是汉地诗文容摄它的最终动力。佛经功德是与佛教义理相并列的佛教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在汉地人的思想认识中占重要地位，人们相信，做功德可得无量福报，是达成美好愿望的途径。因果报应为佛教的基本思想，诸法皆空为佛法“真谛”的基本思想，轮回转生思想是佛教基本理论因果报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重要理论往生思想等的基础。佛、菩萨均是佛经中的重要人物，能普济众生，佛特别是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大觉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处于现实种种不如意、种种灾难不幸的汉地人而言，颇具吸引力。在现实的社会秩序、法律、制度、个人的努力等无法制止、化解灾难的时候，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对灾难中无助无依、信奉观世音威力的人们而言至关重要，故萧梁诗文遂容摄了上述佛经内容。汉译佛经某些独特的形式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如其赞、颂之五言形式是独特的，汉地本土赞、颂的主要语言形式均为四言，未受汉译佛经影响的汉地本土赞、颂绝无五言形式；较诸四言，五言虽仅多一字，但音节更灵活，表意更丰富——表现力更强，萧梁本土赞、颂遂容摄了汉译佛经赞、颂之五言形式②汉地本土颂、赞容摄汉译佛经颂、赞之五言形式具备内部、外部条件，详细论证见待刊拙文《步入成熟的十六国东晋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五言赞如江淹的《云山赞》、沈约的《雪赞》等，五言颂如陶弘景的《华阳颂》等。

一个时代容摄佛经内容的诗文总数是衡量此期诗文容摄佛经系统规模大小的指标，此总数多少的直接决定性因素为此期人们宣扬、谈论佛经内容意识的强弱。总体而言，人们宣扬、谈论佛经内容的意识强，则宣扬、谈论佛经内容的重要工具——诗文必然使用得多，即容摄佛经内容的诗文总数必然多，反之，则容摄佛经内容的诗文总数必然少。萧梁时期，佛教非常兴盛，饱受灾难煎熬的汉地人热切地渴望摆脱灾难，将来包括来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现实的多灾多难磨蚀着人们生存的信心、勇气，容易使人沮丧、迷惘从而逃避现实，而上述佛经内容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他们宣扬、谈论佛经内容的意识遂非常强，故容摄佛经内容的诗文总数非常多，现存道经外760余篇①《中华道藏》、《道藏提要》中标明作于东晋南北朝的道经中一些容摄了佛经的内容，如因果报应思想、诸法皆空思想等，这部分道经除少数外，究竟哪些作于萧梁，目前学术界无法断定，本文在作有关统计时，不计道经。，诗文容摄佛经系统的规模非常大。

较诸萧齐，总体而言，萧梁时期人们宣扬、谈论佛经内容的意识更强，故容摄佛经内容的诗文总数更多，萧齐此类诗文的总数比较多，现存道经外300余篇，萧梁诗文容摄佛经系统的规模比萧齐大得多。

现存萧梁时期道经之外的五言赞凡5首，《中华道藏》、《道藏提要》中标明作于南北朝的道经中一些容摄了汉译佛经的形式，如五言颂、五言赞容摄汉译佛经五言颂、赞之五言形式等，而这部分道经除极少数外，究竟哪些作于萧梁，目前学术界无法断定，本文对萧梁容摄汉译佛经形式的本土诗文多少与其有关问题只能缺而不论。

三、容摄的体裁

汉地文章体裁容摄佛经内容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表现为某体裁容摄某佛经内容的文章比较多，其决定性因素是体裁与相应的佛经内容间存在先天的固有关系。此固有关系是指某种体裁必然具备某佛经内容，如作为史传重要分支的僧尼传与佛经功德等。僧尼传的首要内容特征是记录僧尼的重要活动，而僧尼的重要活动便是做佛经功德如讲经、译经、读诵佛经、造像、造塔、造寺等，而且讲经、读诵佛经等还是僧尼的日常或经常的活动，故僧尼传与佛经功德间是一种先天的固有关系。显然，构成此固有关系的两个因素对此关系的作用有主要、次要之区别，先有僧尼传，然后它才容摄佛经功德，故僧尼传即体裁因素是主，佛经功德因素是次，换言之，体裁因素主宰僧尼传与佛经功德间的固有关系。

汉地文章体裁对佛经内容的强烈选择性的表现是有条件的，基于体裁与相应的佛经内容间存在先天的固有关系而产生的选择性，在构成此关系的主导因素出现得比较多时表现出来，如僧尼传对佛经功德的强烈选择性在僧尼传创作得非常多时表现出来。人们撰写僧尼传的目的是宣扬僧尼的事迹，在宣扬僧尼事迹的意识非常强时，僧尼传创作得非常多。僧尼传创作得非常多，作为史传体裁重要分支的僧尼传必然容摄佛经功德，故容摄佛经功德的僧尼传非常多，远远多于容摄该内容的对该内容不具有强烈选择性的其它体裁的文章，从而，僧尼传对佛经功德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萧梁时期，佛教非常兴盛，现实多灾多难，上述佛经宣扬做功德的巨大好处使人们纷纷做功德，这部分人中很大部分是僧尼。此时很多僧尼受到朝廷、贵族的看重、尊敬②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的此类事颇多，如《高僧传》卷八《释法度传》、《释宝亮传》、卷十一《释僧佑传》、《续高僧传》卷一《僧伽婆罗传》、《宝唱传》、卷五《释法宠传》、《释僧旻传》等。，如梁武帝经常请宝亮、智藏、僧旻、法云、法宠、僧迁、慧超、明彻等讲经说法，从事佛教著述，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智藏可自由出入宫中，甚至登上正殿的御座；法云、僧旻、法宠、僧迁、慧超等被梁武帝请为“资给优厚”的“家僧”等［3］。在“崇佛”的社会氛围中，宣扬僧尼事迹的意识遂非常强。此外，汉地人看重历史，重视史传写作，这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萧梁僧尼传创作兴盛，《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比丘尼传》、《名僧传抄》四种书中，僧尼传凡390篇，容摄佛经功德的僧尼传非常多，仅上列四部著作中，该类僧尼传即有340余篇，远远多于此期容摄该内容的其它体裁的文章，此期容摄该内容的其它体裁的文章相对较少，如，容摄该内容的诗、序、启、敕、论、书现存依次仅约28篇、26篇、24篇、18篇、17篇、15篇。萧梁僧尼传的创作大大盛于唐前其它的各个朝代，现存容摄佛经功德的僧尼传远远多于东晋、刘宋、萧齐、陈、后魏、北齐、北周、隋各代同类僧尼传的总和，故僧尼传对佛经功德的强烈选择性比其它各个朝代突出。

对宣扬、谈论的意识很强的佛经内容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成为容摄佛经的主要体裁。人们宣扬、谈论某一佛经内容的意识很强，容摄该佛经内容的诗文很多，则该内容成为诗文容摄的主要佛经内容，容摄主要佛经内容的诗文篇数远多于容摄其它未成为容摄的主要内容的佛经内容的诗文。人们宣扬、谈论某一佛经内容的意识很强，则宣扬、谈论该佛经内容的最恰当体裁——对该佛经内容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必然使用得很多，此体裁容摄该佛经内容的文章必然很多，远多于容摄相同内容的对该内容不具有强烈选择性的其它体裁的文章。简言之，对宣扬、谈论的意识很强的佛经内容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的文章远多于此类文章：容摄其它任何佛经内容的其它任何一种对此内容不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的文章，对宣扬、谈论的意识很强的佛经内容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便成为容摄佛经的主要体裁。萧梁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宣扬、谈论僧尼的讲经、译经、读诵佛经、造像等佛经功德的意识非常强，而对上述僧尼的佛经功德具有强烈选择性的体裁为僧尼传（史传），故僧尼传（史传）成为容摄佛经的主要体裁，仅上列四部著作中，容摄佛经功德的僧尼传记即有340余篇，远多于容摄该内容的其它任何一种体裁的文章，远多于容摄其它任何一种佛经内容的其它任何一种体裁的文章。

与萧梁不同，萧齐时期，人们宣扬、谈论的意识很强的佛经内容为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对该思想表现出强烈选择性的体裁为小说，故萧齐容摄佛经的主要体裁为小说。

四、容摄的艺术性

汉地诗文容摄某种佛经内容艺术性的表现与佛经内容本身的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佛经内容有思想性的，汉地诗文容摄它的艺术性表现为：以叙述具体细致甚至生动、有一定甚至复杂情节的事件表达；佛经内容缺乏思想性的，汉地诗文容摄它的艺术性表现为：美丽的文辞或生动细致的叙述等。事件叙述具体细致甚至生动，有一定甚至复杂的情节，用这种事件说明佛经思想如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等，该思想的表达便具体形象甚至生动，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萧梁容摄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有：《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求那跋陀罗传》、《高僧传》卷七《释道汪传》、卷十二《释道冏传》、卷十三《帛法桥传》等。容摄因果报应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有：《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卷七《释法愍传》、卷十二《释僧群传》等。容摄轮回转生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有：《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卷七《释昙谛传》等。如《求那跋陀罗传》：

梁山之败，火繿转迫，去岸悬远，判无济理。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深流駃。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惚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纳衣，欲赏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4］。

事情叙述具体细致，从而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表达得突出、具体、形象，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讲经功德缺乏思想性，汉地诗文容摄它的艺术性表现为美丽的文辞，萧梁此类诗文有：萧统《讲席将毕赋三十韵诗依次用》、萧纲《菩提树颂序》、《玄圃园讲颂序》、《蒙预忏直疏诗》、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王僧孺《忏悔礼佛文》等。与讲经功德不同，烧身舍身的佛经功德具有潜在的艺术性。佛经内容的潜在艺术性是指其内在的、将来有条件必然能发展出来的艺术性，具有潜在艺术性的佛经内容进入汉地诗文，容易表现出艺术性。烧身舍身的佛经功德本身骇人听闻，为传达其惊动视听的力量，叙述该类内容必然不惜笔墨，具体细致甚至生动，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萧梁此类文章有：《高僧传》卷十二《释昙称传》、《释法进传》、《释慧绍传》、《释僧瑜传》、《比丘尼传》卷二《蜀郡永康寺慧耀尼传》等。佛经中佛、菩萨言行亦具有潜在的艺术性。佛、菩萨是佛经中的重要人物，佛特别是释迦牟尼佛为佛教的创始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大觉圆满，普救众生；菩萨修行位次仅次于佛，亦普救众生，汉地人对其言行充满了崇敬，予以了很高的赞誉；此崇敬、赞誉之情潜在着对美丽文辞的需求——美丽的文辞可增强颂扬的效果①美丽的文辞可增强颂扬的效果，故《文心雕龙》中，具有颂扬功能的体裁均强调美丽的文辞，如其《颂赞》云颂、赞：“镂影摛声，文理有烂”，《诔碑》云诔、碑“铭德纂行，文采允集”等。，汉地人对佛、菩萨言行的崇敬、赞誉之情一旦表现为诗文，为强化颂扬的效果，必然出以美丽的文辞，从而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性，萧梁此类诗文：有梁武帝《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舍道事佛疏文》、萧纲《菩提树颂并序》、萧绎《荆州长沙寺阿育王像碑》、邵陵王纶《遵敕舍老子受菩萨戒启》等。

容摄艺术性的有无强弱受人们有无增强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意识决定。人们有这种意识，则会选择增强该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方式。用具体细致甚至生动、具有一定甚至复杂情节的事件说明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等佛经思想，有具体的人、事，似乎是真实发生的，对不少盲目信仰的人来说，比直接生硬的说教该思想可信度更强，更具有说服力，比以叙述粗疏的事件说明该思想更有吸引力，宣传效果更好。记叙讲经一类不具有潜在艺术性的佛经功德，美丽的文辞较素朴的文词更生动形象，更富有美感。烧身舍身一类具有潜在艺术性的佛经功德，具体细致生动的叙述较粗略的叙述更有效地传达出惊动视听的表达效果。称颂佛、菩萨言行，美丽的文辞较素朴的文词颂扬的效果更强。萧梁时期，饱受乱世煎熬的人们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以信佛、崇佛的方式企望摆脱灾难，将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功德、佛及菩萨言行等佛经思想内容正满足了人们的心理，故人们看重这些佛经内容，遂有增强其表达效果的意识。为增强表达的效果，故说明、宣扬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因果报应思想、轮回转生思想，均用了具体细致甚至生动、具有一定甚至复杂情节的事件。记叙讲经一类不具有潜在艺术性的佛经功德出以美丽的文辞，烧身舍身一类具有潜在艺术性的佛经功德出以具体细致甚至生动地叙述，颂扬佛及菩萨言行出以美丽的文辞，均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性。

一个时代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总量的多少，由容摄每一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各类诗文的数量多少决定。容摄某一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数量的多少，受人们增强该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意识的强弱等因素的制约。此意识强，则容摄该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就多；反之，此意识弱，则容摄该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就少。萧梁时期，在汉地本土发达的实用－经验理性的作用下，念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渐渐被普遍地认为与事实不符，佛经因果报应思想在一些情况下明显与事实不符，轮回转生思想的未来生和过去生对实用－经验理性发达的汉地人而言太缥缈，佛、菩萨是否能普救众生在事实中不难验证为虚假，从而人们不再相信。不过，由于接受佛经内容的时间有先后、接受者知识水平的限制等原因，社会上总有人尚未发现上述佛经内容与事实的距离而仍予以重视，就整体而言，此期对此四种佛经内容虽重视而程度不高，故增强其宣传效果的意识均不强，以下四类文章遂均不多：容摄称观世音名而脱难得救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容摄因果报应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容摄轮回转生思想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容摄佛及菩萨言行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现存依次约为10余篇①含重复者。、4篇、2篇②即《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卷七《释昙谛》。《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系慧皎转录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之《安清（世高）传》，两处作1篇计。、10余篇。此外，汉地人实用－经验理性发达，对在事实中证明为不然的佛经内容，他们便不会再相信了，然而，佛经宣扬，做功德是获得无量福报、实现美好愿望的途径，福报、愿望的实现可以在来生，而来生是无法以事实验证的，在现实沉重灾难的摧压下，在现实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实用－经验理性发达的汉地人相信了并很看重该思想。不过，容易发现，讲经本身仅仅是一简单的事件，不具有较为复杂的情节等，即不具有潜在艺术性，将之表达得具有较高艺术性的诗文不多，萧梁此类诗文不多，现存仅10余篇。烧身舍身具有潜在艺术性，将之表达得具有较高艺术性的文章容易多，而烧身舍身——毁坏生命的极端形式与汉地本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贵生生命观相悖，在汉地人看来，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故记叙烧身舍身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亦不多，萧梁现存仅约7篇，均为僧尼传。整个萧梁时期，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诗文总数不很多，现存50余篇。

总体而言，萧梁时期增强佛经内容表达效果的意识不及萧齐强，故容摄佛经内容呈现出较高艺术性的文章总数不及萧齐多，萧齐此类文章的总数比较多，现存100余篇。

［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6－222．

［2］ 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23．

［3］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7－19．

［4］ 苏渊雷，高振农．佛藏要籍选刊（十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