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建华 张秀梅

浙江省是一个流动性较高的社会。合理、充分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化解社会冲突，保持稳定与平衡

社会流动是指人的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变动，是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己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改革开放之初，一大批农民赤脚上田，务工、经商、办厂，很多农民成为企业家和商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也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社会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但是，当前社会流动总体状况如何，代际流动状况如何，为什么人们感到社会中“拼爹”、“萝卜坑”现象增多，社会流动中有多少是属于向上的垂直流动、有多少只是属于空间或岗位变化的水平流动，中等群体发展状况如何，这些都是人们极其关注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正是带着这些人们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于2011年6月份开展了以“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流动”为主题的大型问卷调查。

社会总体流动性较高

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我们以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来对人群进行划分，将本次受调查者分为三大类，即农业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包含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非体力劳动者（含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国家公务员）。

其中，父代是农民的高达52%，体力劳动者达到22.70%，两者合计达到74.70%，而非体力劳动者仅占20.90%。但子代的被调查者中，农民仅占到10.5%，体力劳动者占36.60%，非体力劳动者上升到50.80%。这可充分看出浙江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进步。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以农业或初级工业为主导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是农民或城市里的体力劳动者，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状，即农民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群体占社会绝大部分，非体力劳动者群体仅是社会的很小部分。到了工业社会阶段，农民阶层在不断缩小，体力劳动者也在减少，而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这样的社会流动变化是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趋势的。这也说明浙江省是一个流动性较高的社会。

社会流动趋于固化

通过流出表来分析子代职业对父代职业的继承情况。首先，父代职业是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高达45.5%，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也高达14.3%，其余职业类别的子女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都低于10%。

其次，重点考察职业序列的两极即父代职业为国家公务人员和农业劳动者其子代的职业情况。父代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其子代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为45.5%，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为12.70%，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4.50%，成为办事人员的比例为16.40%，也就是说国家公务人员的子女90%从事的是收入和职业声望都比较高的职业，而成为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不到10%。

再考察父代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其子女在各行业分布较为分散，成为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0.40%和19.20%，其次是成为个体工商户比例为16.10%，成为商业服务人员的比例为3.40%。合计为59.10%。而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4.70%，成为办事人员的比例为10.30%，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比例仅为7.90%，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为6.20%。合计为39.1%。

比较不同职业间的代际复制率，可以看到办事人员、国家公务人员的复制率都比较高，而工人和农民的复制率比较低。一般说来，较高的职业继承性或复制率说明社会的流动性欠缺，社会系统的封闭程度较高，社会的传统色彩较浓；而较低的职业继承性和复制率则表明社会有较高的流动性，并且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也较高。出身于不同职业家庭的人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几率有明显不同。各家庭出身进入国家公务人员几率的差别显示了这一职业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这说明优势职业地位的继承性更强，社会流动趋于固化。

客观社会地位呈倒“丁”字形

客观社会地位是根据职业位置所占有的权威情况（是否担任领导或管理职务）、政治资本情况（是否具有行政级别）和技术资本情况（是否具有职称），综合得到职业地位，再将职业地位与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均进行七级评分，得到社会地位得分。根据得分情况将客观社会地位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中下层和社会下层五个层级。

比较父代与子代的社会地位分布能够反映浙江省社会流动的状况。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是向上流动的，代际之间最主要的流动是从下层流动到中下层和中层；代内之间最主要的流动是从下层和中下层向中下层和中层流动的。无论是代际还是代内都表现出整体向上流动。

但浙江省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分布还很不均匀，重心明显偏下，社会地位明显偏低。就现职社会地位而言，底座的三层构成比例较大，且没有拉开差距，而上面的两层收缩很快，这种形态既不是典型的“金字塔”型，也不是标准的“橄榄”型，更不是“洋葱”型，而是类似倒“丁”字型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不健康、不稳定的。

为什么该扩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大起来，该缩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小下去，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当前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也就是说，公正合理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

社会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

与前面职业流动相似，社会地位的流动也存在着“精英再生产”的问题。中层上上社会地位较封闭，社会流动只发生在邻近的阶层中，大跨度的社会地位流动较少发生。

根据表1和表2，我们看到，第一，上层社会地位较封闭，对于中层及以下的社会阶层，只有很小的比例进入上层，也即中层以上社会地位的开放性欠缺。第二，社会地位流动多发生在邻近的阶层之间，大跨度的社会流动较少发生。

就代际流动而言，父代社会地位是下层的，55.51%的子代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主要流到中下层和中层，占44.49%，而上升到中上层和上层的仅11.02%；父亲社会地位是中下层的，51.47%的子代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上升到中层的占31.56%；父亲社会地位是中层的，其子代向中上层（15.52%）和中下层（28.45%）两个方向流动，且向中下层流动更为显著；父亲社会地位是中上层和上层的，其子代向上层流动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分别为20%和37.5%。

表2 代内社会地位流动

就代内流动而言，初职社会地位为下层的，有一半的人发生了向上流动，主要流向中下层（34.85%）和中层（13.64%）；初职社会地位为中下层的，43.11%的人发生了向上流动，其中上升到中层的占24.14%；初职社会地位为中层的，也表现为向中下层和中上层两个方向流动。这说明了不管是代内还是代际，社会中层是属于比较开放的，既可能发生代际间向上流动，也可能发生代际内的向上流动，从而为更多的中下层及下层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初职职业地位为中上层和上层的基本还保留在这两个阶层。

公众社会流动预期较低

我们已经看到浙江的职业流动率虽然较大，但职业序列较高的类别其代际复制率较高，如国家公务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的子女从事相应职业的比例很高，而客观社会地位的流动也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当中，大跨度的社会地位流动较少发生。那人们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又是如何呢？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您认为个人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有多高”的问题，被调查者的看法比较消极。认为没有机会和机会低以及不知道或很难讲的占45.03%，而认为较高的为17.96%，认为很高的仅占3.06%。

这种感受应该是当下社会现状的一种折射。一方面人们对更高社会地位的期盼，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样向上流动的环境和机会。这在前面调查数据中已经看到农民和工人群体向上流动趋缓，从农民、工人中分化出来的中等阶层增长缓慢，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其向上流动空间被挤压，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层结构上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对社会流动机会的获得预期不好，前景不明。就社会结构而论，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