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祖增

2012年，是浙江人均GDP跨越10000美元的关键之年。年前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结构、抓转型，重投入、兴实体，强改革、优环境，惠民生、促和谐”的工作思路，对实体经济的重视非同一般，明确“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完善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资源要素更多地向实体经济领域集聚”。在今年“省两会”上，实体经济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关键词，让经济发展重点重新回到依托实体经济的自主增长轨道上已形成了上下一致的共识。

轻视“真实”的实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浙江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成就是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建立在制造业基础上的实体经济始终扮演着经济快速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实体经济成就了一批批“草根”人士的创业梦想，造就了以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李书福为代表的一代实业家。然而，随着发展阶段、市场结构、资源要素条件的演变，成本刚性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攀升，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低层次的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外部需求的萎缩和产能的普遍过剩背景下，一些行业近年明显感受到了利润率持续下降和亏损风险加大的严峻挑战。虽然多数企业已意识到不能继续以前的盈利和生存模式，必须跳出旧有路径的窠臼，在技术创新与自主品牌培育上有所建树，但是转型和升级不仅需要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积累）而且充满不确定，结果是不少地方产业结构依然如旧，乃至出现局部地区传统行业集体“失速”、新兴产业弱小的“青黄不接”状态。

2011年以来，中小企业的窘境折射出的正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在日益增大的成本压力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受到资本冷遇的境况。近些年来，在房地产业、金融投资丰厚利润的诱惑下，不少实体企业进入了并非是“更先进”而是“更赚钱”、“来钱快”的领域，非主营投资甚至成为不少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出现了产业资本转身资本运营的趋势性变化。“去实业化”（“离制造业”）的愈演愈烈搅乱了社会氛围和侵蚀了实业文化，加剧和恶化了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一些地方严重依赖房地产业（房地产投资比重越来越大）而本土实体部门投资不断萎缩，同时制造业出现向外加速转移趋势。目前浙商省外投资规模超过3万亿元。“2006年至2010年，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的实业投资3000亿元，而同期在温州本土的工业投资只有1300亿元”（董碧水，2011）；“近年浙江制造业无论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还是在更新改造投资层面，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都在下降”(朱李鸣，2012)，浙江实体经济投资贡献率持续低于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随之出现的是如今浙江GDP增幅滑落到在全国各省区排名靠后的尴尬。

“去实业化”实际上发出了一种危险信号：即如果不能有效减缓产业资本从实业领域流向投资投机领域，并减少对房地产发展的依赖，浙江实业尤其制造业必然遭遇空心化（资本逃离实业、企业大量外迁）的挑战，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将遭遇严峻的考验。当前实业不振、产业空心化已成为政府与企业界的共同担忧。如果我们不能在整个社会层面做一个比较有力的价值引导的话，不仅难以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来出现的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状况，当前实体经济部分出现的暂时困难也可能长期化，我们不仅在制造业领域的既有优势会很快丧失，而且会错失转型的机会，失去持续增长动力的培养和准备，实现“稳中求进”也会缺乏坚实的基础。中央提出“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省委强调“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实为高瞻远瞩，切中要害。

必须深刻把握时代背景和阶段特点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和演化，全球经济何时步入复苏通道依然是个未知数。重视实体经济地位，是对经济发展路径认识的理性回归。经历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重重打击，欧美深刻领悟到实体经济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中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重回制造业”等新理念、新战略，不断扶持本土制造业的重新崛起，调整姿态十分突出。美国继提出目标为“出口五年翻番”的“国家出口倡议”后，于2011年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美国制造业正在利用巨大的创新优势和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强势回归；欧盟在《全球化新战略》中明确提出恢复工业应有地位，德国已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计划；日本则通过制定《制造基础白皮书》，加大对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扶持力度。

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事实上已形成了一股“再工业化”浪潮，回归实业成为全球的共识。但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不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力求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领域寻求突破，以创新的产业支持新的增长周期，开启了更高端层次上的工业化和结构转型进程。这将意味着一个新型技术突破的时代来临，而引领下一个经济增长新时代的技术突破，很可能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低碳技术以及航天科技等领域，进而深刻影响全球产业分工、要素流动及资源配置，一场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制高点的国际竞争已拉开帷幕。

在实体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欧美“再工业化”以及可能引发的全球制造业新一轮转移和技术创新浪潮将对我国工业化进程提出新的挑战。我国传统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新兴工业化的道路仍在探索之中。有利的是，目前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一个基本同步的、新的起点上参与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这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尚属首次，发展实体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而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否则，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浙江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步伐缓慢，而短期内服务业比重要快速上升超越制造业难度很大也不现实，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深入推动工业化进程，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仍然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标兵在前、追兵渐近”，不进则退！做大做强做精实体经济特别是夯实先进制造业是现阶段浙江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内容，是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重塑民营实体经济辉煌的根本途径。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战胜各种风险更要有发达的实体经济作支撑。这是现阶段经济发展应当牢牢把握的战略取向，也是未来经济政策核心。

要有更大的作为巩固和提升实体经济

“某种意义上，认识到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的意义不难，难的是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真正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浙江历来有重视发展实业的传统，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空前复杂和不确定的背景下，整个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着力巩固和提升实体经济、加快构筑新增长基础，不仅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是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努力把浙江经济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的关键所在。

——坚决遏制“脱实向虚”、虚拟投机，营造健康稳定的实业经营环境。只要房地产、金融市场等暴利还存在，只要市场还有大量的投机空间，资本就很难回归到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就很难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必须坚决遏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杜绝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必须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继续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减少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实体经济实现真正回归还需更广、更深层次的政策扶持。政府应致力于完善有利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实施扶优扶强政策，形成实业兴省、实体兴企的导向，让实体经济行业集聚更多的资源，企业家更乐于在本业创新、实业致富。

——努力增加有效投资，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浙江经济的真正问题是在全球竞争格局下产业升级缓慢和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工业产品还在产业链的低端徘徊，迫切需要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实体经济投资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投资时不我待。要紧密结合“四大建设”，把加大实体经济投资作为“重投入”的重中之重，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省级产业集聚区和科技城作为实业投资的主阵地，重点“抓事关长远、经济支撑力强的战略性投资，抓科技含量高、引领未来的产业投资”。从而通过增量投入推动存量调整，推动产业技术的更新和创新，进而推动浙江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进步。

——大力支持浙商创业创新，鼓励省外浙商更多地回归本土兴业。“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创业者资源”，浙商的根在实业。2012年，国内已开启扩大内需、“兴实体”新时代，这必将激发浙商资本重回实业热情。要在更高层面上推动浙商“闯天下”与“强浙江”的有机统一，鼓励省外浙商抓住“三大国家战略”“四大建设”深入推进的新机遇，加快实业回归、资本回乡，把资金投向有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实体产业，实现“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的融合发展。

——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2011年的“钱荒”及资本“热钱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有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错位和失衡问题，金融向服务实体回归已是大势所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根本路径是开放金融。要借创建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契机，从制度规则、渠道和监管上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新型金融组织，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融资体系，发展企业债券、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缓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