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飞

（河北经贸大学 期刊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产业经济

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孙 飞

（河北经贸大学 期刊编辑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得以彰显。在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到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规则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局部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正确认识结构调整的阶段性和紧迫性，认识到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调整过程中要重视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均衡发展。

后危机时代；产业结构；大中小企业；国民收入分配

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正处在走出危机的企稳回升阶段。世界各国应付这次经济危机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以有效遏制经济下滑；第二阶段为各国产业和企业经历危机的重创之后，逐步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开始适应和恢复竞争力；第三阶段是国际市场逐步回暖，经济增长步入正常轨道。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二阶段。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认清金融危机过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认识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产业结构升级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阻力；也要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中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不可忽视性。要在正确认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性规律和特点的前提下，适度分阶段地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处理好大中小企业的协同效应问题。

一、正确认识国际经济发展环境

（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是暂时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实体经济遭受了重创，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负增长，大量公司倒闭，工人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中国国内市场工业制成品的低价战略必然向国外延伸，国际产业转移导致的某些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出现“产业空洞事业”现象等，都可能引起西方大国采取短期的经济保护政策实施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图1 工业化发展历程

由图1可知，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摩擦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发达国家现代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就业、成本的压力和WTO运行的进一步规范化也会迫使发达国家放弃贸易保护和摩擦，回到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轨道。

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很注意短期的应对之策与长期体制机制优化相协调，应对危机是一种短时期内的世界性“模式竞争”和制度优选过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住，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依存度达50%的国家而言损失将是惨重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间体制、机制的竞争。可见，更具市场竞争性和弹性的机制、体制才具有强大生命力。所以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竞争战略以及全球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上的比较优势来说，我国对外经贸的盈利机会还是容易捕捉的，所以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暂时现象。另外还有：（1）打击中国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打击发达国家自己的出口。因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各个角落，是其母国经济发展的主导。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资本和知识的比较优势，再加上中国本土廉价劳动力资本、资源和较低的环境成本制造的大量工业品，在满足中国境内消费的同时还要依赖大量的出口。（2）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产业转移，阻碍了发达国家产业的升级。目前，世界产业技术革命正从20世纪下半叶的原始创新阶段进入扩增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转移扩散和市场推广的作用逐步增强。因此跨国公司无论是实行成本竞争战略还是产品差异化战略，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淘汰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竞争优势的产业，这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客观需求。（3）世界多极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从当代世界经济关系协调发展历程来看，多伦多峰会实现了从“8国集团”向“20国集团”的转换，强调在20国集团峰会框架下协调各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运作。与“8国集团”相比，“20国集团”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0%、世界贸易的80%并拥有世界2/3的人口，显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20国集团”反映了全球财富与实力分配的新现实。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国际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不会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加强国与国的贸易往来才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4）贸易保护主义封锁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和低端技术产品的路径。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国际市场上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转移会有益于发达国家产业的发展，另外，低端技术产品也是发达国家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5）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形态理论”，将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起来是产业结构国际化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内贸与外贸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国际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所以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成为主流。

（二）在扩大内需为主的基础上兼顾国际市场

综上分析，贸易保护只是一些国家在某一特定产业发展阶段和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行为，绝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可以以扩大内需为主，但一定要重视外需市场。虽然经过金融危机的重创，国际市场严重疲软，但国内的进出口企业不应该长期对国外市场丧失信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正常现象，国际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非均衡发展、非常态磨合之后就会逐步向一种良性状态运行，然后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即全球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要素的全流通状态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国的相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显现出一种协作效应。各国密切的贸易往来以及资源技术的优势互补，显然大于闭关自守的收益。

中国城镇化率刚刚完成45%左右，虽然具有相当大的需求空间，但是国内需求市场启动比较缓慢，新的需求主要来自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虽然内需市场很大，但它的消费群体主要来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八亿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他们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民收入增加缓慢，消费观念落后，储蓄观念强，当然也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无关系。另外，我国存在着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问题，所以说扩大内需一定要处理好消费结构和收入结构的优化问题。短时间内内需的扩展空间和能力有限。中国具有的低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的低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全球市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仍是大势所趋，所以，我国绝不能忽视国际市场，扩大外需也是产品国际化、品牌国际化的根本，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现需要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而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的经典意义就是：以最低的成本和价格向世界市场提供最大数量的产品。

二、正确认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产业结构是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不断进行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向高端演变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这种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工业的中心是从基础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转变，第二产业仍居第一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这次经济危机昭示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升级，首先要给产业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清楚准确的定位，要有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更要有可行的路径和适当的政策安排。要充分认识产业升级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产业升级应该包括产业间替代过程和产业的高度化过程，即同一产业的技术提升、工艺改造和产品创新。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引导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必然是经济结构不断地由不合理到合理的调整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过程，它的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均衡和产业素质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相互适应问题，第一二三次产业与各个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以及产业结构效率如何充分发挥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阶段应该解决结构中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达到不浪费产能，有效配置资源。2008年初中国政府实行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对低迷经济的拉动，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有一定负面作用，即在刺激行业和项目上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导致了闲置的资源和产能严重过剩。第二阶段为产业结构优化阶段，即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工业与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经济增长与环境以及能源协调发展。第三阶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高级化的调整。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接受国外研发基地等产业转移，经过技术上的消化吸收，转变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从而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之，只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高级化的发展。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比较复杂，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东部比较发达，中部次之，西部比较贫穷，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出台很难满足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鉴此，中央政府必须抓住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的主要问题，第一时间处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以区域为单位根据其经济发展状况实施配套的产业政策。再者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创造和维护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企业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通过深化改革，摈弃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锁，规避产业结构趋同，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健全试产退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各地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从而避免各地区在同一产业上进行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二）注重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协同发展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传统工业的基础还不扎实，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工业品还有很大需求，发展以重工业化为代表的传统工业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几百年传统工业化道路上进行的。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及日臻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一定要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要适应产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非常正确的，这样不仅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而且还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但是现阶段一定要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传统工业的升级和改造发展是“主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如果两者脱离开来，就严重背离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的规律。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优化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传统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反过来传统工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人才、技术等外部条件，而且还为其提供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和辅助的工业系统以及大量的科研发展基金。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可以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产品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发生质的变化；在对传统工业内部结构进行优化时，要限制那些能耗高、污染重，需求潜力小的产业或企业；对需求大但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或产品要进行技术升级，降低其生产成本，以提高产品质量。总之，传统工业的发展应注意对高新技术成果的积极吸收，改造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正确处理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因素很多，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但消费需求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消费需求包括需求总量的增长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两者都会引起相应产业部门的扩张或缩小，也会引起新产业部门的产生和旧产业部门的衰落；从总量角度来考虑，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消费；从结构角度考虑，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最直接，需求结构的变化促使生产结构和供给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再者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直接决定消费资料产业和资本资料产业的比例关系。而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是制约当前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所以说合理均衡的国民收入结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

2010年是产业结构调整关键的一年，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外向发展模式受到了外需不足和贸易保护的围堵，依靠过量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效应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推到了“风口浪尖”。但现实情况是要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只能是扩大内需，所以产业结构调整的出路是扩大内需，但是中国目前消费率低下的事实难以在短期内改变。2010年9月10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曾指出，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是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国居民20%的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所得比，已经由2000年的14倍扩大到2010的25倍。收入的差距增大导致了消费增长的缓慢，使得投资比重在GDP中所占比例加大，这是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一）内需不足、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成因分析

从我国分配现状来看：第一，在劳动者初次分配上，工资增长滞后于企业利润增长，利润的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2008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从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比美国低，属于正常，但比印度还低让人们难以接受！第二，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居高不下，目前金融、电信、电力等垄断程度相对集中的企事业单位员工工资水平相当于当地工资平均水平的2倍～3倍。第三，国家在再分配领域内税收和社会保障向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倾斜力度不够。另外还有“超高价房”的挤兑，也就是说60%～70%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主要用于住房消费。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消费支出模式的“拐点”，比值由58.2%下降到52%。其主要原因是居民对于住房投资的支出大幅度挤压了其他消费支出的份额。第四，金融危机中政府的大手笔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挤占了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指出，并不是国人不愿消费，而是由于收入偏低，家庭收入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萎缩，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也在萎缩。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政府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上“一剂”巨额投资——4万亿元以期抵消外需的崩塌。然而，更多的投资在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

（二）合理调整国民收入结构，保障内需扩大的对策建议

第一，从宏观上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也可以说让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小于CPI上涨幅度，也就是说让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从而有能力消费；缩小收入差距，破除垄断力量，逐步完善二次分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第二，搞好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增收问题。因为他们两者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占据了中国4/5的人口，是扩大内需的直接拉动力量。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不再为住房、医疗、教育而担忧。提高工会的谈判地位，保障工人阶层在收入和社会生产劳动中的话语权。第四，中央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房价疯狂上涨，使大多数“房奴”从还贷的压力下解放出来，有能力去消费；严格控制医疗价格和教育收费，让低收入群体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的同时，将一部分收入真正用到日常的消费中去，提高生活质量。第五，应该给农民发“产权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扶持微型企业。2010年11月1日，在世博会高峰经济论坛上厉以宁说，当前扩大内需最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给农民发“产权证”，包括承包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证，特别是房产证，这样城里的人没房子住可以租农民的房子，农民就有了固定的收入，农民成了房东，城里的住房问题就会解决一半。针对在扩大就业和持续增加国民收入问题上，厉以宁又指出，最要紧的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大力扶持微型企业。

四、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促进中小企业的均衡协同发展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积极推动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无论是服务业发展的规模还是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中国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服务业结构极不合理、水平不高，国家竞争力不强等矛盾十分突出。在这里我们应该注重服务业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既要依托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培育成一批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促进企业联合重组，实行网络化、信息化、品牌化经营。同时应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产品研发中心、科技服务中心、产品展示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国际采购中心和国际销售中心的发展；也即服务业发展必须依托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数量、规模、合理结构是保障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合理的大中小企业的数量结构比例是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它有助于解决就业和企业业务外包，更有助于提升大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一）中国目前大中小企业规模数量、结构失衡的成因分析

首先，在金融危机期间和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和中观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加快大企业合并重组的步伐，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比如2009年钢铁行业新一轮的重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铁矿石价格的谈判地位和话语权，但却导致了一些与其配套的小企业破产关门），但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中小企业亏损破产，忽视了大中小企业的配套协同效应。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都是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共同推动的结果。大企业专注于研究开发、战略规划、市场营销和财务运作等核心业务，而非核心业务和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外发包或转移，从而“神话”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大量中小企业进行承接、配套和协作，起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支撑作用。其次，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现象，中小企业因信用体系不完善，缺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融资困难，在融资方面和竞争严峻的市场上无法与大企业抗争。大企业甚至是垄断企业直接受益于政府的大部分投资资金，得以在危机中平稳过渡，而小企业生存极端困难。再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一贯是注重“抓大放小”，大企业依靠强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和自身的规模经济优势不断进行收购兼并，致使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非常小，在网络化、信息化、品牌化经营上没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只有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市场上拼命挣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目前大中小企业的规模、数量、结构严重失衡，表现在产业结构发展上的不协调。

（二）产业结构调整是大中小企业共同推动的结果

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的主体地位日益加强，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恰恰不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日益加强，而是其大企业在发动，核心业务有大企业掌控，非核心业务必须有中小企业来完成，大中小企业的协同才能使得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流通，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小企业的结构调整也是很重要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是大中小企业共同推动的结果。合理分工的结构，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才能引导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位置的提升。可以说大企业是发动者，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基本支撑者，没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而政府的习惯做法就是扶优扶强，抓大放小，大量的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自生自灭。从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角度和大中小企业的协同效应来说，在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采取一系列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扶强扶大不是发达国家的政策中心，他们主要是扶小扶弱。据瑞典的就业和工业部官员说，像“爱立信”这样的大公司我们扶持它干什么，政府应该考虑的是战略层面和全局性的问题。欧盟中小企业研发成果是大企业的3倍～5倍，人均技术创新成果是大企业2倍，德国2/3的专利技术是中小企业研发和注册的，20世纪最重大的65项发明都是由中小企业和个人完成的，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完善创新风险分担机制，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创新服务的机构。中国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于创新、融资、经营的环境，要给予一定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同时也应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2010年7月8日—12日，贾庆林在广东省调研时强调，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效率与活力，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上。要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努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增强实力、小企业充满活力的良好局面。可见大中小企业的均衡协同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在产业结构横向合理化的基础上才能追求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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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袁伟华．收入分配调整或成“两会”第一题［N］．燕赵都市报，2010-03-01．

Strategic Reflection on the Background for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during the Post-crisis Age

Sun Fei

The financial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subprime debt crisis in America has revealed the various defects i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Chinese government has to realize that the competition rul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the global market still remains the same and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in some regions will not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adjustment in different stages.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how to adju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large,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hall be stressed.

post-crisis age;industrial structure;large,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F121.3

A

1007-2101（2011）01-0087-06

2010-11-30

孙飞（1974-），男，河北大名人，河北经贸大学期刊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企业战略管理。

秦学诗

责任校对：张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