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细贞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债务融资是公司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债务期限则是债务契约的重要内容。自Stiglitz(1974)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假设条件下,债务期限结构和公司价值不相关以来,关于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完善的市场环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学者们从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税收理论等方面来解释在不完善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公司特征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忽视了融资背后更重要、更基本的因素,即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如政府与公司关系、金融发展水平、法律制度环境等对公司融资决策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1999)基于多个国家债务期限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法律体系、股票市场的活跃性、不同金融制度安排等制度因素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公司债务差异的重要原因[1]。国内学者对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债务期限结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文献主要考察不同制度环境下政府干预行为或地区市场化进程、区域金融发展和法律环境等对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2][3]。鲜有文献对于不同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政治联系”的不同及其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法治水平较低,无论是财产保护制度还是契约维护制度都较差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保护缺乏、政府侵害产权、金融发展落后的制度约束可能更严重,民营企业可能依赖于一些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如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来缓解制度约束对企业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