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雪芬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杭州310024）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组织性探析

万雪芬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杭州310024）

在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中，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执政党主导的组织化社会体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力量。这种组织化社会体制推动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保障了社会转型的平稳有序。然而，高度组织化体系也有着其自身的一些缺陷，因此，对其变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通过逐渐构建制度化调控模式，平衡组织性与创造性，推进中国社会成功转型。

中国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体制；政治参与；公民社会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初步实现经济、政治、社会转型的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中国的转型并不像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改革一样，国家和政党权力出现大幅度回收后撤，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了自身的权力组织网络，并以此维系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一、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特征

什么是组织？凯普劳认为,一个组织是一种社会体系,它有明显的集体认同、正式的成员名单、活动计划以及成员的更替程序。[1]组织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在特定的中国情境下，本文的组织化主要是指通过建立和完善组织体系，并在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使社会本身趋向高度的组织化，最终主要通过组织来进行国家治理。当前，组织仍然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组织调控仍然是支撑国家稳定、有效治理和社会转型的主导机制。以组织化为主导性力量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领导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邓小平曾指出：“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有效的组织化力量，它建立各种各样的基层组织，通过层层组织网络渗透来动员、组织与整合全社会，进而有效地治理社会。中共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在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科研院所、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的广大基层都成立了党组织。在推进现代化和市场化转型中，我们党不但没有弱化自身的组织网络，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改革性地延续和完善原有组织资源，并吸纳新型组织资源，如推进新经济组织党建、社区党建、社团党建、行业协会党建和农村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进一步有效组织化，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党组织还参与、监督与指导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不断发展地方精英成为“积极分子”，并最终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党组织几乎指导或领导着所有村社组织、国有企业、群众组织的运作，所有群众团体和准政府机构中均有党组织的网络。通过党的组织网络这个中介，这些组织一方面成为执政党权力渗透的“神经末梢”与基本工具，在对社会成员进行组织化的基础上行使国家治理职能；另一方面，执政党依托这些权力组织网络实现了对各层次、各领域、各行业的全面有效渗透，共同支持整个国家社会稳定有序地实现转型与发展。

2.以“大政府小社会”为特征的公共权力机构在社会中仍占主导地位。改革前的中国是实行高度政治整合的同质性社会，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朝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从组织权力结构上看，由集权开始走向分权，政府开始把过去的许多职能逐步转给市场,转交社会。但从全局看，迄今公共权力机构的主要特征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权力高度集中于体制内组织及其职能群体而非社会体系之中，政党和政府资源在社会资源中占绝对优势，其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相对社会组织来说要大得多。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影响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及信息资源。各类社会力量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其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特征还不十分明显。另外，中国绝大多数社会自治组织都由政府创建，并由政府主导，在经费和业务上往往严重依赖政府，被作为政府组织的左膀右臂发挥服务功能，其自主参与社会生活和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程度是有限的，甚至它们的自我利益往往须通过体制认可的渠道才能得到表达，即使是社会自治性相对非常高的社会组织，也不得不与政党—国家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各种各样的基层自治组织也被作为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神经末梢”，是国家公共权力推进社会组织化、管理公共事务、实现治理的组织载体。国家组织仍然常常被视为超越社会之上的权威力量。通过层级的单向依赖结构，国家将整个社会有效地控制起来，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管理。[3]

3.以“官本位”为特征的组织文化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处于主导性地位，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权威的服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社会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中国是一个民主传统较为缺乏的国家。一些传统观念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些价值观念过度强调整体，使人的个体意识受到压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受制于自身所处的严密的血缘宗法关系。“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4]数千年以来的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文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对组织、对权力顺从型的人格和“安守本分”的臣民文化，社会公共空间和公民的主体地位容易受到抑制从而导致公民主体意识相对缺失，“官本位”、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而且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组织长期垄断大量的决定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如住房、医疗等，使公众对国家组织有着畏惧、盲从等心理。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力,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中,人们已把臣民意识内化为一种内心的自然情感,容易产生对国家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的外化形式——政府和政党组织的崇拜服从。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的,进入21世纪后，被看成具有“官”之身份的公务员职业及其成员，日益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所羡慕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现实反映。这种文化传统和习惯的很大影响为中国社会体制内组织力量的增强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

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明显。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由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整个社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旗帜鲜明地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并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尽管当前社会思潮多元化，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中国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仍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在体制内社会和主导话语系统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制度化的主导地位。我们党坚定地反对任何其它阶级的或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不断随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丰富自身理论，积极引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体系在全社会进一步巩固和深入人心，如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

5.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了经济领域的组织性。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维护政府的强势地位，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始终保持强有力的调控，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制制度，采取各种经济调节手段，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方式调控市场，约束和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和市场失灵现象，保证了整个社会经济规范的有序运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的动荡。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近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动荡危机中，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采取政府加大主导性投资、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推动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等宏观调控手段，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保持了经济领域的有组织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经济没有出现较大的动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一枝独秀也使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特有优势为许多国家所关注。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有利于确保经济领域的有组织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经济领域的无序性。

二、中国组织化社会体制的巨大优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并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保持平稳而有序，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有效的组织体系，充分体现出中国组织化社会体制的巨大优势。

1.有利于有效处理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我国组织化社会体制具有极具渗透力的垂直组织系统，在面对危机时，能迅速把党和政府作出的正确决策付诸实施，较快动员体制内外各种资源，有效处理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在近年来几场重大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处置中，中国组织化社会体制在宏观调控、资金资助以及协调组织等方面的优势显著。一定意义上说，只有中国这种组织化社会体制，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创造出大的协作模式。正如国外有媒体说，中国政府快速调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全民动员的方式处理罕见的危机，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最近有人把近年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式救援无与伦比”，“赈灾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所以中国组织化社会体系尤其是我们党具有的超强组织化功能,调动了基层的充分参与,为政治体制带来了强大的执行力，能举全国之力攻艰克难，从而有效应对重大任务和危机。

2.有利于实现对社会的总体调控。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如综合治理工作等，纷繁复杂，涉及面广，往往需要有统一集中的领导，有效调控体制内的各种资源，同时动员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参与。中国组织化社会体制下，资源相对集中，执政党和政府能对国家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这种模式适应了当前这种“赶超式”发展的需要，对于一个资源比较贫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既是快速发展阶段，也是问题出现最多的时间；既需要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来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总体调控，解决一些转型期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5]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政治体制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保证。中国组织化社会体制对整个社会保持强有力的调控能力，能带来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较快发展。中国在建国初期极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设施就是一个例证；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充分体现出这种超强的调控能力和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越性。所以在当前在社会转型先于国家转型的前提下，在意识形态治理效能递减、制度资源依旧贫弱的现实条件下，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了应对快速社会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体系仍然是有效治理的基本保障。

3.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态势，社会的持续转型，不断冲击既有体系，再造自身，这其中蕴含着不可避免的风险。在这种风险面前，组织成为支撑国家治理与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通过社会较高程度的组织化可以始终保持对转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调节和控制，有效化解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避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危及社会的总体进程，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双转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力量，从而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的长期维系。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实践集中体现出中国社会尤其是共产党超强的组织化功能是成功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即“组织好，国家治理绩效就好；组织强，社会就稳定”。国家治理绩效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直接取决于组织功能的发挥情况，这是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处于组织化调控阶段的基本表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制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一个高组织化的体系，一些小的事件就可能引发社会大动荡。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整个社会的组织化,避免了内部纷争带来的资源损耗和离心倾向，[6]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在制度尚无法有效规范个体行为的前提条件下，依托组织的力量相对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有助于保障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

三、平衡组织性与创造性，推进中国社会成功转型

组织化调控具有巨大的优势，但组织调控的核心是控制，在高度组织化模式下，往往会压抑、侵蚀公民的个性与自由性，容易造成对社会的过度控制并引发社会成员的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可能成为首选的不满对象。此外，国家公共组织的过度发展，也会导致社会发展滞后，社会自我解决问题能力较差，政府信访问题接连不断。同时，高度组织化国家治理成本较高，效率较低，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有着较高的政治风险。所以，对组织化调控模式的突破与变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应从以控制为特征的组织化调控转变为以半控制、半治理为特征的调控，构建制度化调控模式，确保中国社会平稳的制度转型。

1.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取得平衡。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国家越来越无法完全依赖体制内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组织化社会控制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国家治理资源却越来越弥散性地分布在一些社会组织手中。所以治理社会问题需要依赖国家——社会之间的协作，彼此进行资源交换，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全确立需要市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与自治组织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通过公民社会的构建，培育和发展市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和中介机构以及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动员分散的社会资源，共同解决庞杂、专业、分割的社会问题，从而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同时也可以促进公众认同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减少对抗风险，并降低因缺乏有效缓冲带所导致的政治风险。但另一方面，在特定的中国社会转型情境下，国家的行动能力直接决定了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提供的水平，国家组织体系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不能在“反对国家”的路子中达成。要成功和平稳地培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一个有效能的国家政权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国家机器重构和市民社会发展应该同属一个互补和协作的过程。在构建制度化调控模式的过程中始终不废弃传统组织资源，同时不断引入更多体制外资源，引入更多治理元素，渐进而稳定地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来作出和执行政治决定。[7]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各个平行主体就某项共同关切的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彼此协商对话与合作,在公开、公平、平等、开放的原则下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以期达成共识。”[8]

2.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动民主化进程。把公民和各类新兴组织要素通过有序参与吸纳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并通过民主的手段，有效平衡各种张力，是破解组织张力、保障稳定的最好办法。为此,首先要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利用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公民向政府直接进行利益反映提供一种缓冲机制。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团和中介组织的成立制度，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保证社团和中介组织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取消“挂靠制”，改变社团经济上依附于企业、有关部门的状况。其次要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要不断地对公民进行正确、适当的引导，加强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努力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氛围，逐步改变对组织、对权力顺从型的人格和“安守本分”的臣民文化，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最后要逐步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问题，特别是强势及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不对称是一个突出问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往往不能被容纳到政治体系中去，从而只能诉诸于非制度的政治参与表达利益诉求。所以党和政府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各种利益群体与个体提供合法而有效的参与手段，努力构建一个程序规范、科学公正、广泛参与的多元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要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增强各类组织尤其是体制内组织的吸纳能力,使新兴的利益群体通过现有各类组织的组织表达其愿望、实现其民主权利，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3.构建制度化调控机制，消除政治风险。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中，制度资源较为贫弱，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下，指望制度和法制来解决当下中国的全部国家治理问题不太现实，所以转型期中国将不得不较长时间面对制度资源相对贫弱的现实，但是要建设现代化国家，制度化调控应作为我们的长期目标。制度化调控是要通过制度构建和法律完善来加强对社会的调控，使其在常态中运行。建立制度化的调控机制，首先要正确界定调控的范围，即哪些属于社会权利范围，哪些属于国家调控范围，对于不属于国家调控范围内的事务，不能随意干预。其次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要依法律和制度来治国、治党，管理和规范组织，在社会组织内部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严格的章程与法规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各类组织在制度的框架下活动，各种调控在制度的规范下运行，尽量避免调控的领域、模式、手段随领导人注意力和愿望的转移而转移。最后实现高效、民主、制度化的调控还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改换旧思维，党和政府长期以来习惯靠行政手段对社会进行支配、管理和调控，规范化的法律手段和其他制度化调控方式相对不足，所以要用现代政治理念来指导具体政治实践，积极引导社会调控从组织化为主向制度化为核心、组织与意识形态为辅助手段过渡，从而消除政治风险，摆脱百年来从革命到革命的怪圈，建设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组织方式。

4.推进党组织现代化，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在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都获得了成功，被评价为最有企业管理、工商管理、最富有成效、效率的组织。当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应当把党组织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推进党组织现代化,首先，强化党的现代化意识。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上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当前党的建设的目标取向,内化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9]着力消除以党治国、高度集权、推崇人治、乐于特权等非现代的封建思想对党的影响,引入知识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等现代因素，通过不断的组织变革、理论创新适应时代需要。其次，要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整体素质，这是推进党组织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党员干部不但要具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也必须具有比较高的知识和能力素质。要基于价值观选拔干部，解决好到底为谁执政的问题。不断提升干部的能力素质，解决好如何更好地执政的问题，通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来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活化党组织战斗力，从而保证共产党能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再次，要借鉴国外政党现代化的经验。善于大胆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探索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总结别国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来研究和解决我们党的问题，避免重复别国党以往所犯的错误，实现党从相对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变。

[1]杨心恒.社会学概论[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217.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7.

[3]潘允康.中国现代组织社会结构和机制[J].甘肃社会科学. 2006，（4）.

[4]马德普.政治文化论丛（第1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7.

[5]周天勇，王长江.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M].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6.

[6]许晓平.现代化过程中的组织问题的思考——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

[7]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326－338.

[8][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域的结构性变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1-122.

[9]王继元.不断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J].唯实，2005，（10）.

D66

A

1002-7408（2011）03-0012-04

万雪芬（1980-），女，浙江上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基层党建、基层民主。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