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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2011-11-13彭建华邢莉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4期

彭建华,邢莉君

(1.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江夏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彭建华1,邢莉君2

(1.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江夏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白话新诗;风韵译;以诗译诗;个性;目的性

译诗的价值必然返回到原诗,追随原诗,这是一个常识。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部分延续了文言译诗,一直恪守以诗译诗的观念,为了白话新诗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译诗标准,并产生了一些至今还可以吟咏的诗歌佳译。

一、风韵译和创造的翻译

新文学运动初期,郭沫若创作了数量不菲的文言格律诗,同时也有一些文言及传统诗体的译诗,其间有自觉的、交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正如外国诗的白话翻译是白话新诗创作的另一面。郭沫若有较多论翻译的文字。一般地,郭沫若的译论文字可以分别为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论说,这一分别是极重要的,1919-1949年的翻译论说一般是个性化的、率真独造的,甚至是论争的表达,而1949年以后,郭沫若曾写出了折中的翻译理论,也不谈“风韵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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