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会，李善民

（1．浙江工商大学 财务与会计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2．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一、引 言

Berle等（1932）指出，美国公司的所有权高度分散，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进而引发了管理者的代理行为。这篇开创性的研究成为后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起点。既然存在管理者的代理行为，投资者为什么还愿意把钱交给管理者呢？Shleifer等（1997）认为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公司治理制度可以约束管理者的代理行为，其中，大股东的存在就是一种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对管理者实施监督，并获得这种监督行为带来的好处，即控制权共享收益。但是大股东治理模式是有成本的，大股东可能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和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

共享收益和私有收益是大股东控制权利益的两个构成部分。理论上，大股东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实现控制权利益，这决定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那么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提供了两种证据：一方面，对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大宗股权交易过程中存在巨额的控制权私利（Barclay等，1989；Dyck等，2004），大宗股权交易行为本身就面临着代理问题的考验（Burkart等，2000）；另一方面，对大宗股权交易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大宗股权交易为股东创造了正的超额回报，这表明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监督和制衡作用（Bethel等，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