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对于新中国农村体制的研究，传统观点倾向于国家逐步控制了农民经济活动。董国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认为土改后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也不是国家仅仅对土地产权自发交易过程中施加某些限制的结晶，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直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①周其仁也认为，国家通过土改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私有制产权形式就必须改变。②不过，国家与农村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在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分配资源的持续性冲突中，“市场”本身就已经被政治领域所塑造。然而一旦它被塑造出来，就具有一种随机应变的自主性，其影响力远远不是行政力量所能约束的。③此种微妙在当代中国制度转型中尤为突出，因此简化政治环境、区域因素、历史前提的分析无法准确理解资源配置的情境与实质。

处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乃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大转折，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获得了新的契机。1949年大一统带来了经济建设与强大动员能力的结合，以及集中力量展开有计划的变迁。新制度的嵌入，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国家权力与私人产权的博弈，奠定了新中国经济运行与决策机制的基本格局。国家期望通过土改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支持工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然而提取剩余、扩展内需的供需结构矛盾通过何种手段或机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