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诸英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安庆师范学院 历史系，安徽 安庆 246133）

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家乡农业水利状况及原因

梁诸英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安庆师范学院 历史系，安徽 安庆 246133）

文章探讨了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徽州水利状况及原因。明清时期徽州绅商积极投资于徽州水利，促进了粮食生产。徽州绅商投资徽州水利的原因有：政府的倡捐，徽州粮食短缺的自然因素，儒商的仁义观念，徽人强烈的宗族意识。徽州绅商在家乡农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绅商；徽州水利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对自然灾害救助的问题已有较多关注①，徽州水利建设中绅商的作用问题无人专门研究②。即使兴水利的义举没有修祠庙族谱、办学校、赈济饥民等方面投入的资金多，但水利兴修直接影响徽州本土农业再生产的维持及百姓安居乐业，兴水利是明清徽州地区绅商义举的重要方面。本文对此作一论述。

1 政府出帑修筑及资金紧缺问题

明清徽州官方对水利兴修很重视，多有地方官府向上级申请拨款的方式。

比如在歙县，对于渔梁坝，明成化间知县张贞曾予以修筑[1]卷8；弘治间张正也“出帑钱即故址重砌以石，凡九层，蓄水二三里。”三年后即坏圮，地方官彭泽又予以复修[2]卷66；万历间知县方承郁、崇祯间知县叶高标对渔梁坝也都予以主持修筑[3]卷2。该县吕堨溉田3300余亩，明成化间知县段蒙、清康熙末中翰郑永建、清乾隆间太守何达善等均予以官修，或督促里人修筑维护[3]卷2。歙县丰堨溉田1871亩，乾隆前期太守何达善、乾隆末太守峻亮均主修修筑[3]卷2。此外，在歙县，万历年间知县张涛向巡抚申请拨款修筑张公堤[3]卷2，天启间知县倪元珙、乾隆间太守何达善对回龙坝、官塘分别予以官修[3]卷2。

在绩溪县，明代洪武初知县蔡美、正统间县尹张魁对当地水利设施予以官修，分别溉田千余亩[4]卷之4，卷之12，明代御史胡松白、知县陈约也曾“发帑筑坝”促进生产[5]卷2。乾隆间绩溪县知县萧昌对登源石坝、东门石坝的兴修也予以官方支持，“奉准动帑，以工代赈”[5]卷2。

在黟县，江柏山堨溉田号称“千余顷”，明嘉靖间知县周舜岳予以主持修筑[1]卷4。在休宁县，成化间知县欧阳旦对兰山堨、顷田堨予以官修[4]卷2，成化间县令陈寓、万历间知县鲁点对凤山堨、鲁公堤予以修筑[6]卷4。

上述修筑没有介绍地方绅商的大力捐助现象，应该主要是官府出帑修筑形式，或是官府主持的“里人共建”形式。里人集资修筑的记载有一些例子。比如休宁县独耸岩的顶部有池水，“里人凿渠引水下注，溉田千亩”[6]卷之1。灌溉田亩很多。婺源的水口堨、汇源堨分别是是“洪姓众建”、“里人众建”而成[1]卷4。休宁的兖山堨也是天顺间县令主持下“计田亩，出财力”而修成[2]卷66。

从史料记载来看，地方官府向上级申请拨款、“以工代赈”以及“里人共建”等水利资金筹措方式，以明代前中期为多。

时至明后期及清代，水旱灾害对旧有水利多有毁坏，水利兴修势在必行。兴修水利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但政府拨款或“里人共建”实力有限，政府在筹备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难其费”的窘境，必须增加获取资金的渠道。史籍记载了水利修筑资金缺乏的情况。比如，祁门阊江水流湍急，时任县令的洪哲一心想治理，但苦于经费无着[7]卷3。又如歙县渔梁坝，是扬之水、丰乐水、富资水及布射诸溪会流之地，渔梁坝的修建对徽州的农业和商道畅通十分重要，在康熙年间，太守朱廷梅等倡议重修，也苦于缺少资金[1]卷4。东圲堨的修筑也存在这种情况。东圲堨创于元代，至清初，休宁县东圲堨年久失修，“当道者思有以除其害而兴其利，往往苦於费大而中阻”，起初也是难以筹到资金[6]卷之21。

可见，有些工程如果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或者农民“照亩科费”，兴修往往难以完成。政府水利兴修，不得不依赖作为地方精英力量的绅商等富裕阶层。

2 明清徽州绅商对水利修筑的捐助

徽州绅商实力雄厚，其捐助对一些水利工程兴修的实行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渔梁坝，康熙年间太守朱廷梅修筑时苦于经费无着，只得“即申请抚憲并致书绅士之家广陵者，绅士谊笃维桑，慨任工费”[1]卷4。这些家居广陵（扬州）者，有方如珽、许承谟、巴士进、许悌友、汪人御等，他们“输钱万缗”，尽为富商[2]卷66。歙县“岩镇至杲溪十余里，为田万亩”，原本有堨可资灌溉，但“岁久湮塞，旱潦无备”，乾隆年间徽州郡守何达善劝富户捐资修筑，徐朴村对“大修诸堨”之事“所捐又独多”，这种修筑对当地来说是一大福祉，“数年来徽人倍享其利”[8]卷15。

还有一些工程是徽州绅商向官府首倡疏浚或主动独自捐资修筑的。比如休宁县东圲堨，在汝吉经商的汪姓富商听说东圲堨失修 “闻而慨然”，“独肩其责，鸠工伐石，不一载而复还旧观，计费万二千金有奇”，在徽商的捐助下，东圲堨才发挥了灌溉作用，附近田亩才“偏布沟洫，纵横累累数千余亩，因其地而治之不可谓非此邦一大利也”[6]卷之21。又比如歙县岩镇盐商迭出，其中汪尚广对于当时“歙河淤塞“的情况，“请于官，首倡疏浚，至今赖之”[3]卷9。 又如清代嘉庆年间休宁上资人汪五就，捐金筑家乡石堤，长达2里许，乡人亲切称呼石堤为“五就公堤”[9]卷15。

因记载不少，难以一一细说。下面把徽州绅商对徽州水利投资的情况列成表（表1）。

表1 徽州地区水利兴修中的绅商资助情况

资料来源：1.《江南通志》卷 66《河渠志·水利治绩四》；2.道光《休宁县志》卷之 21《艺文·纪述》3.同治《祁门县志》卷 12《水利志·坝》;4.道光《歙县志》卷 2 之 6《水利》;5.民国《歙县志》卷 15《艺文志·记》;6.弘治《徽州府志》卷 2《水利》;7.道光《休宁县志》卷之 15《人物·尚义》 ;8.嘉庆《续婺源县志》;9.嘉庆《休宁县志》卷 15《人物·乡善》;10.万历《祁门县志》卷 3《民行》;11.道光《徽州府志》卷 4之 2《营建志·水利》

由表可知，徽州绅商对徽州水利有大量的投资，受益田亩面积在15万亩以上。绅商投资水利建设的事迹集中在歙、休两县，徽州其他四县（祁门、黟县、绩溪、婺源）记载较少。这种情况恐怕与富裕徽商多出自歙县和休宁有关，他们多有经营高利润的盐、典业者。

3 明清徽州绅商捐助水利修筑的原因分析

在明清徽州地区，投资水利与其他义行的原因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明清徽州地区地区出现这种绅商积极投资水利的情况，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

3.1 政府的倡导

在表1中，有些是绅商自己主动捐助的，有些捐助行为背后有政府官员活动的影子，即倡捐行为。

例如万历间休宁县令李公欲修富国堤，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委托当地富裕绅商胡世用等三人督修，此堤非常重要，溉田有千顷之多[6]卷4。清代康熙年间徽州渔梁坝的修筑也得益于官府的提倡，知府朱廷梅倡修此坝，“於是邑人方如珽、许承谟、巴士进、许悌友、汪人御等输钱万缗，以白石叠十层”[3]卷2。乾隆间祁门的“聚源坝”，也是知县赵国用等以“倡众捐输”募修的方式而成[10]卷12。乾隆间徽州太守何达善颇为重视水利兴修，曾“令民开浚沟洫堤防蓄水”，对于“郡内所在塘堨”，“谕绅耆倡率开筑”，起了很好的效果，即“故今虽有小旱，不能为灾，利泽实溥”[1]卷8。歙县溉田3300余亩的吕堨的修筑也是里人奉太守何达善倡捐“复浚”[3]卷2而发挥灌溉作用的。清初休宁县东圲堨，灌溉达数千亩，其倾圮之后的的修筑得力于在汝吉经商的汪氏巨富，但也离不开 “当道者思有以除其害而兴其利”的提倡[6]卷之21。还有其他政府倡捐的相关例子，见表2。

表2 徽州绅商投资水利中政府倡捐情况

对于大型水利而言，农民自己无法修筑，因为“徒以具徒治挶，其力非一家之所能胜，接畛连阡，其议非一人之所能定，不得不苟且目前邀（侥）幸天事”[11]卷14。明清时期，徽州政府官员在大型水利兴修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表现在组织管理及倡捐方面。官员倡捐有力促进了徽州地区的粮食生产。清前期人金聲对于在汝吉经商的汪氏富商捐资水利的事情作出感慨：“余惟徽地山多田少，岁食皆仰给於饶越……且吾乡邑中容或有可耕之地如东圲者，倘尽如先生之不惜其利以利人，则仰食之忧庶几其少豸乎”[6]卷之21。

3.2 粮食紧缺等自然因素

作为地方精英力量的徽州绅商，要想维护徽州传统秩序，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必须直面民食问题。现实情况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出现一遇米禁便有人饿死的状况。关于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史籍多有记载。比如道光《休宁县志》指出：“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一日米航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殍”[6]卷之1。徽州地区对外米的接济有很大程度的依赖，“邑以山多田少，粒米是急，日仰给东西二江，一遇公禁私遏，旬日之艘未至，举皇皇枵腹以待”[6]卷之1。关于外米运输受阻导致民情窘迫有具体事例：“窃照徽州府属山多田少，所出米谷即年岁丰稔亦仅供数月民食，每每仰给邻封江西浙江等处贩运接济，……乾隆十六年内徽郡偶遇旱荒，溪河浅涸，兼值江浙两省歉收米少，客贩绝迹，该处米价不特昂贵无比，且至无米可买，民情窘迫。……惟是他属以米贵为患，而徽郡尤以无米为患”[8]卷15。

徽州地区人民常常需要取蕨葛等充饥，比如休宁县“自休以西尤称斗入，岁收仅仅不给半饷，多仰取山谷甚至采薇葛以食”[6]卷之1。祁门县“岁祲粉蕨葛佐食，即丰年谷不能三之一”[12]卷1。黟县“土刚不化，农人终岁勤劬，亩收不给，多远取於池、饶，贫不能负者，采岩谷薇葛以充腹”[13]卷3。

民无食则威胁社会现存秩序。在民食紧张的情况下，能保证徽州地区自身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便显得非常重要，坝塘堨等水利建设便更显重要。道光《徽州府志》载，徽州“水利之不可不亟讲者有二焉：其一在塘堨也。地处陡峻梯山而耕，河流之水不能而使上，田在山谷，既远溪流，瀦而为塘，乃资灌溉。平坂之田近溪流者，乃得濬治提防，筑而为堨，此以人力为天功者”[1]卷4。可见灌溉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徽州的重要性。

再加上徽州地区河流易盈易涸，塘堰易于冲击、淤塞。道光《歙县志》也载“盖吾郡依山为治，山溪湍环，泄多潴鲜，加夏秋霖涨，挟蛟为灾，冲堤坏堰久须修复，势固然也”[3]卷2。所以“高滩峻濑，非障导疏引则利无由兴，且时有泛溢之害”[3]卷2。这种自然特点决定着，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对灌溉水利设施的修复不是一劳永逸的，往往反复兴修，如明清期间对歙县渔梁坝坝的兴修就有6次之多。要发展粮食生产，解决民食问题，对塘堨灌溉设施的发展及维护尤为重要，这是徽州绅商在维护徽州传统秩序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3.3 徽州儒商的仁义观念

婺源是朱子故里，理学思想在这里广为流传，连“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议”[14]卷3。受朱子思想的影响，徽州地区“尊卑相恤而后以致其敬，贫富相通而以致其爱，冠婚宾客相庆而欢欣焉，死伤患病相恤而哀矜存焉”[15]卷之首。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徽商对儒家义利观的崇尚与其义举密切相关，“徽商因义而用财，不惜耗费大量商业利润用于‘义举’”[16]。徽商这种义举“反映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商业道德，而且更说明了徽商的儒商本质”[17]。

从上文列举可知，徽商多有不惜巨金投资水利者，这种积极捐助灌溉水利建设与其儒商本质及仁义观念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的徽商素以“仁义”著称，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致富不忘回报社会。慷慨捐资乡里事例很多，比如，歙县岩寺商人佘文义，经商致富后，对社会保障和慈善事业大力捐助，“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以赡族济贫，所费万缗”[18]卷14。甚至出现为了公益事业的捐赠导致自己所剩无几的情况。比如婺源商人汪肇基在外经商十余年致富，乡人劝买田为子孙计，他说“吾虽未读书,独不闻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乎?”因为“不惜捐赀”，“年六十，仅存薄田数亩”[19]卷35。

地方志对徽州地区富裕徽商水利捐助的好义之风有记载，赞扬他们对包括“山桥水堰之属”的各项公益事业往往“输金千万而不惜”，赤贫之士甚至“蓄积十数年，一旦倾橐为之”[20]卷3。乾隆年间徽州郡守何达善曾对徽州富户（主要是徽商）在公益事业上不惜捐巨资予以修筑的情况给予赞扬：“幸此邦诸君亦多孚余素志，率竭力赞襄而其乐善不倦，慷慨捐输，虽盈千累万，无少吝惜者[8]卷15。

3.4 徽人强烈的宗族意识

徽州有着家族史的最丰富、最完整的文献。《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这种宗族制度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基本特征，造成了徽州族人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徽人笃于乡谊”的社会风尚下，无论是缙绅还是商人，都具有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将强宗固族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比如清代绩溪商人章策临终时嘱咐其子说:“吾有遗恨二，族贫且众，欲仿古立义田、置义垫为经久计。吾乡多溺女，欲广为倡捐，俾生女者得给费以变俗。汝无忘父志”[21]卷26。

所以，在徽州水利设施破坏的情况下，捐资水利的义举自然是绅商们强宗固族并提高在宗族中声望的方式之一。再者，徽商“以末取财，用本守之”，将大量商业利润撤回故里，购置土地，将商业利润转变为封建土地资本。当家乡水利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自然会危害到徽商在家乡购置土地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徽商会花费一些资财发展家乡的水利事业，以维持家乡农业的发展。

地方绅士投资水利的行为，实际上也提高了其在宗族中的声望。在徽州水利兴修事迹中，捐款较多的乡绅对所修水利设施具有管理权力，比如“世为堨长”。这方面记载不少。明前期休宁千秋堨是戴尚清“率众改筑，子孙世为堨长葺之，溉田四千余亩”[4]卷2。天顺间，休宁县令在兖山堨修筑时，当地绅士汪世宁捐助积极，县令“委汪世宁为堨长主修之”[2]卷66。又如，康熙间祁门丁村坎坝是由监生章贻仁修筑，此后此坝便由其总管，一直到同治年间均是“章氏子孙修之”[10]卷12。乾隆间歙县张潭堨存田一千八百亩，当地绅士吴隐成便有总理此堨修筑的大权，并“会同鲍敬球、黄之纲等照田派浚，分期放水”[3]卷2，管理着水权的使用。

4 结语

在徽州，作为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与底层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在农业水利建设方面，国家保障财力有限，乡绅和商人群体的捐资缓解了国家财力不足之状况，在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注释：

①比如卞利的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周致元的《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季坤、李小玲的《明清徽商参与地方水利事业初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论述的是徽商对行商之地的水利事业的影响，对徽商向家乡水利投资状况基本没有涉及。

[1][道光]徽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黃之雋，等.乾隆江南通志[M].赵弘恩.监修.扬州:广陵书社,2010.

[3][道光]歙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弘治]徽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5][嘉庆]绩溪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道光]休宁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7][万历]祁门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8][民国]歙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9][嘉庆]休宁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0][同治]祁门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1][嘉庆]东流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康熙]祁门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3][嘉庆]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4][光绪]婺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5]胡鸣鹤.婺源胡氏族谱[M].木活字本.民国6年(1917).

[16]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4)：25-32.

[17]卞利.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J].中州学刊,2004(4):82-85.

[18]许承尧.歙事闲谭[M].黄山:黄山书社,2001.

[19][光绪]婺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同治]黟县三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1][清]章绪苗.绩溪西关章氏族谱[M].木活字本.清道光29年(1849).

A Study of Reasons and Situ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Investment in the Irrigation Works in Their Hometown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ang Zhuying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History Department,Anqing Teachers College,Anqing,Anhui 246133）

The paper studies the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Huizhou merchants'investment in irrigation work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hich promotes food production.The reasons for investment in irrigation works include the government proposal of donation,food shortage,kindness and justice of Confucian entrepreneurs,strong clansman awareness.Huizhou merchants play a most important role 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ir hometowns.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Huizhou Merchants;Irrigation Works in Huizhou

K03

A

1674-1102(2011)04-0024-05

2011-04-28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皖南生态环境变迁与地方社会”（10YJC770052）；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08BMZ033）。

梁诸英（1974-），男，安徽南陵人，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研究皖南社会经济史等。

[责任编辑：胡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