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畏,于佳祥,马国义,刘 徽

(1.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050016;2.燕山大学 体育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3.河北体育学院,石家庄 050041)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影响态度类型研究

吴 畏1,2,于佳祥2,马国义3,刘 徽3

(1.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050016;2.燕山大学 体育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3.河北体育学院,石家庄 050041)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环京津体育旅游地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的态度类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居民对体育旅游影响的积极感知因子和消极感知因子方差贡献较为平均;老年人、居住时间较长、与体育旅游业相关度不高的居民多为淡漠的支持者;工作和体育旅游相关、家人或亲戚在体育旅游部门工作、家庭收入主要或部分来自体育旅游业的居民在积极的支持者中占有很大比重;文化程度较高、对体育旅游影响比较了解的居民多数为理性的支持者。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态度

纵观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体育旅游地居民对体育旅游影响的感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我国此类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理论分析多、数据分析少,研究方法和手段较为简单,缺乏深度等诸多问题。环京津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优势,相关体育基础设施具有特色,并已经形成“环京津休闲体育旅游圈”[1]。因此,研究环京津地区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的态度及类型,对制定合理的体育旅游发展政策、改善居民对体育旅游者的态度和提高居民对体育旅游业的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环京津地区体育旅游地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的态度类型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主成分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河北省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等7个体育旅游地的居民展开调查。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用5(非常同意)、4 (同意)、3(中立)、2(反对)、1(非常反对)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对表述的回复。调查时间为2009年7月至10月,采用对环京津地区体育旅游地居民发放问卷,当场收回及个别访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5份,有效率为87.5%。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影响感知因子分析

2.1.1 因子分析依据

Madrigal等人的研究显示,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可以区分为两个潜在的维度: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2]。因此使用因子分析法简化量表数据,尽可能将34个观测指标浓缩为符合这两个认知维度的因子。

该量表的34个因子借鉴了1998年AP和Cromp ton的研究框架,该框架代表了目前国际上有关衡量旅游影响态度尺度的最高成就。但是根据环京津地区体育旅游地的具体情况,原量表指标的适用性还需要重新考察,在原量表的基础上所扩充的指标也有待于在本研究中进行验证。为此,在进行正式的分析之前,运用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法,应首先检验新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有必要,需要剔除原始数据中代表性较差、不适用于测量的冗余指标[3]。

通过SPSS软件包的信度分析显示,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α=0.71,因此可以认定该量表的信度一般,测量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基本一致。在提取两因子的分析过程中,研究发现,有八项测量指标的公因子方差比小于0.4,表明这八项指标被公因子提取的比例较低。提取的这八项指标是“有利于您了解外来文化”、“扩大了当地人的择偶范围”、“本地道德标准下降”、“给您带来了不安定感,如犯罪的增多”、“增强了政府的环保意识”、“使本地环境质量下降”、“使得土地房屋价格上涨”、“体育旅游造成本地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剔除上述指标,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α=0.82,较原34个指标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正式的研究中,将这八项指标剔除,共有26个指标进入因子模型。

2.1.2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KMO统计量考察的是各指标间的相关性,当 KMO>0.7时,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本研究中的统计量KMO=0.75,可见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效果尚可 (A系数即α系数)。

第1—16项指标变量在第一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负荷值,反映了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积极影响的感知,因此可以将第一个因子解释为积极因子;第17-26项指标变量在第二个公因子上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值,反映了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因此可将第二个因子解释为消极因子。以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为维度的指标集合的信度系数分别是0.80和0.77,两组指标集合的信度较高,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23%,其中积极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稍高,达到 34.52%,消极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较低,为26.71%。总的来说,两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较为平均,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差距。

表1 居民体育旅游影响感知的因子分析结果 n=175

2.2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影响的态度类型分析

2.2.1 聚类分析结果

表2 聚类分析的结果 n=175

本文研究了环京津地区居民对体育旅游影响的一般感知状况,事实上居民对体育旅游影响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依据这种感知差异可以划分出对体育旅游发展持不同立场的群体,这可以通过聚类分析实现[4]。聚类分析的结果见表2。

通过对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的值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目的地居民分为四类,第一类的个案数只有6个,在分析中可以将其剔除,因此对样本的实际分类结果是三类。从各类别的积极指标均值和消极指标均值来看,居民对体育旅游的积极影响比较认同 (各均值>3.5);对消极影响的认同度则一般 (类别1和类别2的均值均在2.7左右)。但是不论是在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的感知上,各类别之间都是存在显著差异的。类别1的积极指标的均值为3.53,消极指标均值为2.72,表明该类居民对体育旅游的积极影响有轻微认同,对消极影响认同一般,此类群体可称之为淡漠的支持者;类别2的积极指标的均值为4.41,消极指标的均值为2.75,表明该类居民对体育旅游积极影响高度认同,对消极影响认同度一般,此类群体可称之为积极的支持者;类别3的积极指标均值为3.58,消极指标均值为3.57,表明该类居民对体育旅游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均有轻微认同,此类群体可称为理性的支持者。

2.2.2 环京津地区居民体育旅游影响的态度类型划分

表3 环京津地区体育旅游不同类型居民人口及社会构成分析结果 n=175

2.2.2.1 淡漠的支持者

该类居民人数为48人,占有效被访者的27.43%。该群体认识到了体育旅游开发的正面作用,他们对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轻度支持[5]。但对体育旅游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感知并不强烈,这类居民对体育旅游开发已经打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居民之间的关系开始注重物质利益等略有感知但并不强烈。

该群体中50岁以上的居民占45.8%,31—40岁和41—50岁两个年龄组的居民比重为43%,总体上以年龄较长者为主。就职业构成看,67.2%的居民职业与体育旅游业不相关。而家庭收入来源较少或不来自体育旅游业的占70%。家人或亲戚不从事与体育旅游相关工作的占61.2%。这表明该类居民与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关系不大,对体育旅游发展的利益分享较少,导致他们对体育旅游发展漠不关心。

2.2.2.2 积极的支持者

该类居民人数为87人,占有效被访者的49.72%。该类群体对体育旅游发展持非常鲜明的积极态度和高度支持。他们对体育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均高于其他两类群体。他们最认可体育旅游发展促进了环京津地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快了环京津地区建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等。但该群体未意识到体育旅游的消极作用。

积极支持者中30岁以下的青年人所占比重为25.9%,而51岁以上的居民仅占12.2%。这类居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62.3%。他们与体育旅游业的联系和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类居民,有76.2%的居民的职业和体育旅游业相关,有68.5%的居民家人或亲戚从事与体育旅游相关工作,有62.8%的居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和部分来自旅游业,与其他两类人群相比上述三项比重都是最高的。这说明与体育旅游业联系紧密和从旅游业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居民倾向于对体育旅游业的正面态度和积极支持。

2.2.2.3 理性的支持者

该类居民人数为47人,占有效被访者的26.86%。与前两类群体的不同在于,他们既认识到体育旅游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体育旅游的消极影响。在个别指标上,他们的否定态度已经表现得比较强烈,例如他们认为体育旅游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类居民总体上对体育旅游发展持积极态度。他们关心和赞同体育旅游发展对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的正面影响,同时也承认体育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6]。他们对体育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没有积极的支持者强,但对体育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却强于积极的支持者和淡漠的支持者。该类居民比其他两类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表现出更为理性的态度与行为。理性的支持者相对文化程度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占40.7%,对体育旅游影响较了解和很了解的占51%。表明居民的文化素质是其对体育旅游业客观认识和公平评价的基础。表3为三种类型居民人口及社会构成。

3 结论

环京津地区体育旅游地居民对体育旅游影响的积极和消极感知因子方差贡献率较为平均,并没有出现很大的差距。该地区体育旅游地居民对体育旅游发展的态度类型分别是淡漠的支持者、积极的支持者和理性的支持者[7]。老年、居住时间较长及对体育旅游业相关和依赖程度较低的居民多为淡漠的支持者;工作和体育旅游部门相关、家人或亲戚在体育旅游部门工作、家庭收入主要或部分来自旅游业的居民在积极的支持者中占有很大比重;而文化程度较高、对体育旅游影响知识比较了解的居民多数为理性的支持者。

[1] 孙班军,黄志强,郑浩.构建“环京津体育旅游圈”的战略构想[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11):31-35.

[2] Dogan H Z.Forms of Adjustment—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Sport tourism[J].Annalsof Sport tourism Research,1989,16(2):216-232.

[3] 刘葆,苏勤,葛向东.传统古民居旅游地旅游影响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以西递、周庄为例[J].皖西学院学报,2005,21(2):64-68.

[4] 卢松,陆林.西递旅游地居民的环境感知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8(2):230-233.

[5] 杨兴柱,陆林.城市旅游地居民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以中山市为例[J].城市问题,2005(2): 44-49.

[6] 谌永生,王乃昂.敦煌市居民旅游感知及态度研究[J].人文地理,2005(2):66-71.

[7] 何国民.居民体育旅游消费需求结构定量分析——兼与张贵敏先生商榷[J].体育科学,2005,25(1):80-83.

Differen t Attitudes of Residen ts Surrounding Jing-Jin Areas to Sports Tourism

WU Wei1,YU Jia-xiang2,MA Guo-yi3,L IU Hui3

(1.Hei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16,China;2.Sport College,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3.Hebei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Shijiazhuang 050041,China)

Different attitudes of residents surrounding Jing-Jin areas to spo rts tourism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questionnaire and p rincip le component analysis.Conclusions:residents surrounding Jing-Jin areas have an averageof active or negative percep tion variance contribution to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indifferent peop le involve old folks,having long time inhabitation and little co rrelation to sports tourism industry;a majority of active suppo rters show various correlation to sports tourism industry,they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working fo r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gain their income mainly or partly from spo rts tourism;rational supporters are well-educated and they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spo rts tourism.

surrounding Jing-Jin areas;habitants;spo rts tourism;attitude

G80-052

A

1008-3596(2011)02-0010-04

2010-11-11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基金项目 (200905012)

吴 畏 (1970-),男,河北昌黎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