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出版后，人们对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和对普世价值的分析感兴趣，我就再谈谈这部分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著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新民主主义源流

早在1939年左右，中共党内就已开始研究和设计新民主主义。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这一设想没有彻底执行而中途发生变化，其原因与国内、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国共之争，背后是美苏之争，后者不允许中国走自己的道路——搞平衡做不到，只能“一边倒”。建国初期的环境，也使毛不得不“一边倒”来换取苏联对中国的支持。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以其巨大的政治智慧，提出“发展是硬道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用这一套富有智慧的语言、很高的操作能力来使党内不争论、社会上不争论，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选择。

然而，长远来看,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即由于害怕缺少共识而被遮蔽起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超越左右的共识，舍此无它。

形势比人强

除了个别人，左派、右派能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无产阶级的党会变质为资产阶级的党，代表人民的党会变成代表少数特权阶级的党。这个问题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解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式也不能解决，这是事实证明了的，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

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

新民主主义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后发型国家面临的问题，得出了自己答案，即要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允许并且能够驾驭资本主义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可用来解决问题的经济成果，可以对占70％的弱势群体先还历史账再推进改革；把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办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变成13亿人的共同基金，变成股份，可以继承，但不能出售和转让，用以解决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问题。

在经济上稳定下来，人民满意了，再接着改：让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和农民工，与资本谈判；成立市场经济下有话语权、有代表性的农会，替农民同官方和各利益集团谈判；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发挥民主党派应有的功能。这样稳步发展，权力制衡，民主宪政都会有的。

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比人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一党执政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

◎吴思

张木生所著《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内容很丰富，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这里只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作者把新民主主义看作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总体方案，对此，我有赞成之处，也有不同看法。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尽管新民主主义政策有许多好处，我还是要说，支撑政策的理论存在重大问题。要在理论上说服人，在实践上避免再次夭折，必须解决理论自身的问题。

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据我所知，朱厚泽先生曾提出三条。

第一，时代判断有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资本主义不能克服的自身危机，只能靠无产阶级革命解决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这个判断对吗?

第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依据有问题。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影响当代世界的科技革命或信息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搞的。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前景有问题。按照当初的设想和判断，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从“三大改造”到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

我认为，除了上述三条之外，新民主主义还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发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周秦以后是封建社会，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平等条约也废除了，半殖民地的帽子似乎可以摘掉。那么，中国是半封建社会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吗?

现在，包括张木生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主义社会。秦始皇废除封建、设立郡县，封建贵族已经退居二线，不能主导或“主义”了。

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呢?众说纷纭。最贴切的，我认为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皇权专制主义。但这个说法也有问题。秦汉之后，在第一线“主义”的，当家做主、立法定规的，除皇帝外，还有各级衙门和大小官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皇帝有王法，各级衙门有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和“土政策”，官吏个人也能倚仗他们代理的皇权建立潜规则。能否找到一个概念，把上述主体都包含在内?古汉语有一个概念：官家，既指皇帝，也指衙门，还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正是这个以皇帝为首领的官家集团，在中国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官家主义”是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更确切的命名。根据基础的变化，官家主义也有不同的阶段或次级分类，例如小农官家主义、地主官家主义或资本官家主义。

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出现调整，革命任务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论新旧，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如果仅仅以官主代替君主，仅仅在官家集团之间转移权力，只能算改朝换代。

第二个问题，对权力的制约不足，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重大缺陷。

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既肯定民主，又肯定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这两个主人不会出现矛盾吗?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是一致的。

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我们看到，两者未必一致。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先生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党内高层运作，取代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而背离了共同纲领，违背农民意愿搞起了合作化。姚先生的看法是，在党的信仰和人民意愿出现矛盾的时候，信仰本位压倒了人民本位。在最高领袖面前，无论是党、政府、政协、人大，还是党章和宪法，都缺乏抗衡能力。新民主主义因此夭折。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对权力制约不足的问题，因此导致权钱交易，腐败蔓延。这样的社会，许多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个社会仍然由官家即权贵主导，而不是资本主导，所以应该叫“资本官家主义”。这种社会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所期待的。如此发展下去，个人或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压倒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意愿，新民主主义还可能再次夭折。

问题说了五条之多，如何解决呢?至少有进退两个办法。

后退一步，可以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去掉，回归民主主义。当今世界，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但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可行性不强，这里不深入讨论。

前进一步，可以在新民主主义之前再加一个“新”字，成为“新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2.0版。简称仍是新民主主义，内容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可以生成一个新东西。

新民主主义前进一步，首先要返本归真。所谓返本，就是退回自己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对这个出发点的完整表述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些出发点有一个原点，即人民利益。一旦发生分歧，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

所谓归真，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视历史事实，尤其是正视自身的问题。如《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所说：“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原点之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论发展的空间顿显开阔。

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至少有两个要点。

第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已经衰亡；无产阶级并非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不是一贯错误；历史进步是各阶级共同推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取长补短。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肯定不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许如欧美部分国家那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再遥远一些，或许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的综合性制度。

第二，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在经济领域，越是充分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保护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就越能平稳快速地走向富强。在政治领域，任何权力，越是缺乏制约，就越容易导致灾难。在这两方面，中国都走过弯路。

因此，升级后的理论和实践，应该正视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发生分歧的历史事实，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总之，真正实现民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至于领导权的来历，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一句话说，在今日中国，谁能领导人民实现民主政治，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就是领导力量。(摘自《中国改革》)